这位老伯，姓沈名昌瑞，江苏吴县(苏州)人，1920年生，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和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院，抗战期间任军政部长陈诚将军的英文秘书。国共和谈时，他为美国特使马歇尔当翻译，1946年随陈诚参谋总长到南京，1947年获公派留学，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研究所攻读硕士，陈诚让这个亲信同时担任中国驻美大使馆少将武官。1948年沈昌瑞考进联合国秘书处当翻译，直至1981年退休。2010年12月23日，沈老伯病逝于纽约大学医院，享寿九十。
沈老伯是我父亲的执友，上一代风风雨雨半世纪，今日回首，内中的风波曲折，分分寸寸都和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丝丝人扣。
留美学生青年气盛
1947年6月，我父母从上海到纽约，父亲章志鸿进哥伦比亚大学读工商管理硕士，在华盛顿大桥附近租了一套公寓，搬进去时发现对门也住了三个上海人：沈昌瑞、叶维洪、袁孟晋，三人都单身，很快就相熟了。
沈昌瑞在国民党军界官场多年，读的又是政治，中英文俱佳，他虽任中国驻美使馆武官，但思想左倾，认为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和时任国民党外交部副部长的大哥沈昌焕政见对立，竞不去华盛顿上班。
叶维洪是清末上海富商叶澄衷的孙子，上世纪40年代上海著名的叶家花园就是他家的庄园。叶在纽约布鲁克林工学院读电机工程，完全是大少爷派头，生活潇洒随意，穿过的袜子往床底下一丢，要穿时再从床底下拣出一双，掸一下灰，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穿上算数。衬衫也是穿一件丢一件，都是在中国驻纽约新闻处工作的袁孟晋替他洗。
叶维洪烧得一手好菜，几个中国留学生的晚饭都由他做。他口里叼着一支雪茄，切菜切肉，蒸煮爆炒，在厨房干得起劲。叶后来和上海蜜蜂牌绒线厂老板邓仲和的女儿结婚，在美国一家大公司当副总裁。
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硕士生刘祖慰常来串门，他一到就和沈昌瑞高谈阔论。当时正值国共内战，非国民党的自由记者刘祖慰力挺国民党，而国民党军驻美武官沈昌瑞则支持共产党，两人雄才大略，口若悬河，各执一词，辩论不休，次次斗得面红耳赤。沈昌瑞拍拍胸脯说：“老弟，我是货真价实的国民党员，国军少将，我不比你清楚?国民党江河日下，共产党必胜!”
1948年底，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日显重要，秘书处对翻译人才需求增大，公开招聘，沈昌瑞干脆辞去了武官职务，考入联合国当中英文翻译，从此和国民党一刀两断，沈昌焕、沈昌瑞兄弟俩分道扬镳。
历史真会作弄人，当年支持共产党的沈昌瑞留在了美国，而支持国民党的刘祖慰却在1948年回到中国，“文革”中因莫须有的美国特务罪吃尽了苦头。
新婚燕尔夫妻桥牌
1948年12月，沈昌瑞的未婚妻杨小燕来到纽约。
杨小燕，湖南人，1923年出生在北京，父亲杨开道，杨开慧的堂哥，当时是武汉大学校长。这几个留学生，只有我父亲有汽车，把她接回家来，就在我父母家地板上打地铺住了十多天，1949年初沈昌瑞和杨小燕在纽约河边教堂，由几个朋友见证，举行了极简单的婚礼。新婚燕尔，沈昌瑞教妻子打桥牌。
后来杨小燕的名气可比沈昌瑞大，她是上世纪80年代著名的“桥牌皇后”，五次赢得桥牌世界冠军，膺获世界桥联特级大师称号，是迄今为止唯一获此殊荣的华人。她在回忆录中记叙：
我来到了遥远而陌生的美国，进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学护理专业，读书期间，与第一任丈夫沈昌瑞结婚了。沈昌瑞很有学问，喜欢打桥牌，但非常“大男子主义”，他嘲笑我说，女人天生不是打桥牌的料，脑子不够理性。我很不服气，决心半年内学会桥牌，结果我不但学会了桥牌，而且在纽约中国桥牌俱乐部比赛中获得第一名。但沈昌瑞并没把我带上桥牌的路，1967年我和沈昌瑞分手了……
我第一次与邓小平先生打牌是在1981年，那时我应邀到上海参加国际桥牌友好邀请赛，后来到北京时，我斗胆提出与邓先生打牌的请求，殊不知邓先生欣然同意，当晚就和我对局。中国领导人打牌作风大胆，敢在牌弱时叫高牌，在输牌时不气馁，坚持把最后一张牌打完。我跟邓小平先生一共打过四次牌，邓先生思路清晰，牌风稳健，显示出充沛的精力和过人的智慧，而且他牌品极好，和他打牌，你一点也不会觉得他是个有权力的人，只觉得他像父亲一样。休息时，我请邓先生签名，他在我本子上用圆珠笔签了“邓小平”三个字，十分漂亮，直到现在，我依然珍藏着这个签名。
(引自杨小燕《我的中国往事》中文版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10月)
1981年杨小燕第一次回国，告诉我父母，她1967年已和沈昌瑞离了婚，改嫁同样是桥牌好手的纽约船王魏重庆。1987年魏重庆去世，四年后杨小燕再嫁犹太建筑师、世界保守犹太教委员会主席桑德。
暮年回首家国情怀
家父章志鸿，1924年出生在家乡浙江湖州，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47年和家母一起赴美留学，1950年获MBA学位后回国，“文革”后任上海市机电一局副局长，上海市政协委员。1986年由上海市府派驻香港任上海实业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我父亲的回忆录写道：
沈昌瑞有丰富的历史文学修养，和出色的英语通译水平，我(19)50年回国后，天真地认为以他的才华，回国一定大有作为。当时我十分敬佩毛泽东的文章，《毛选》第一卷出版时，我一早去书店排了两个小时队，买到两本，一自留，一寄给沈昌瑞。1952年4月我在香港和沈见面，劝他回国。我说：“周总理说，爱国不分先后，可以来去自由。”沈笑而不答。
八十年代我在担任上实总经理时，几次去纽约公干，都去看望老友沈昌瑞，他多年前出车祸，死里逃生，但脊椎重创，外出要用手杖，依然英姿豪爽。
我谈起回国后至“文革”的生活，虽没说因他这个国民党朋友而长期被视作特嫌，沈是世故老练之人，不用细说，他也明白，说：“老兄受我连累了。”
父亲1992年退休后移居美国，2008年病逝于香港。
我在整理家父遗物时，从故纸堆中翻出一封写于1950年的书信，正是沈昌瑞老伯所写：
吾信仰三民主义，景仰中山先生，深信三民主义乃救国救民之正确道路，坚信中华民族若无自信与尊严，其它则谈不上、做不到。民族地位确立，就须解决民生问题，此一问题基本解决，就应实施民权主义。
西方民主政治只是实行“民权”的方式之一，并非放诸四海皆通。中国民权须以“民为责，君为轻”之中华正统思想为实质，因中国文化历史与西方国家迥然不同，生搬硬套自不能也。此思维即中华民国之正统政治理念，吾当努力推行之。
今大陆易帜，共党素以民主自由解放为号召，余心服之久矣，然身陷政治歧途，未能返国亲历，深感遗憾。
上世纪50年代初，内地要我父动员他回来，终因反右运动开始而中断了联系，如果他真的回来了，能否活到今天就难说了。
沈昌瑞的大哥是被称为国民党“外交教父”的沈昌焕(1913～1998)，美国密歇根大学硕士，1945年起任蒋介石英文秘书，1960～1966年及1972～1978年两度出任台湾“外交部长”，蒋经国时期他依然深得器重，1978年底中美建交，沈昌焕黯然辞职。转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1984年出任“总统府”秘书长。1988年李登辉上台，沈与李意见不合而离开，挂名“总统府资政”。沈昌焕与蒋家关系密切，是所谓“夫人派”，主导台湾外交系统30年。
2008年，沈昌焕逝世十周年时，沈昌瑞撰文纪念兄长，回忆到1997年两兄弟最后一次见面时对两岸统一的期许：
作者和沈昌焕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手足情深，一生走来，除国家机密外，无话不谈，无题不及。虽年近丸十，却自不量力、情不自禁拿起秃笔，试撰本文。
一九九七年七月，沈昌焕到纽约庆贺蒋夫人百岁寿诞。在此期间，他与作者长谈多次，最后在机场送行时，他紧握作者的手，以坚强的语气说：“三弟，我崇尚自由民主，但我更爱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正统的政治思维与制度，我深信一二十年后，台湾与大陆一定统一，中国人的智慧一定会打造出一个中西合璧的民主政体和自由社会，我们自然看不见了，但这一天一定会来到，保重、保重，后会有期!”想不到这次机场拥别，竞成我们兄弟永别的情景。每念及此，不禁潸然泪下。
我手捧这些书信和文章，前辈人的理想追求，半世纪的风雨交加，于今仍感觉到时代的脉搏，反思今日，展望未来，百感交集。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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