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赴台 1975年3月19日清晨7时，抚顺战犯管理所集合在押全体战犯在所内大食堂，收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联播”。当在押的战犯们听到：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建议，与四届人大常务委员会二次会议决定。立刻释放在押的293名(其中，国民党战犯290名，伪满战犯2名，伪蒙疆战犯1名)全部国内战犯时，这突如其来的重大喜讯，让战犯们震惊了。于是，掌声、欢呼声响彻一片。战犯们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欢呼声经久不息。
让国民党战犯更为震惊的是最后的这次特赦竟与以往大不相同，允许“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政府照样欢迎”。
由各地获释的战犯们，在集中到北京进行学习、参观期间，经过反复议论，竟有蔡省三等lO人正式提出申请去台湾。其中，来自抚顺九人，来自济南一人。
蔡省三何许人士?他曾经是蒋经国的亲信与助手，大陆解放前夕，他任国民党青年救国团赣东青年服务总队少将总队长，同过江南下的解放军负隅顽抗时被俘。最初押在江西省南昌监狱，其间，因其越狱逃跑而被判死缓，后移至湖北武汉战犯管理所，1956年末又转至抚顺战犯管理所收押。蔡省三在台湾并无亲人，他为何要申请并又敢于去台湾呢?据蔡省三的续弦夫人吴琼介绍：“蔡省三19岁即投笔从戎，跟随国民党参加抗日战争，后来追随蒋经国。他被俘关押25年，获释当年已经56岁。他想去台湾，为能再次见到蒋经国，很想跟这位老上司叙叙旧，谈谈25年来的坎坷与沧桑；谈谈多年来他对共产党的了解与理解；谈谈他对国际国内形势的观点与立场；谈谈他对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看法与见解……退一万步，就算给台湾当局认定自己是统战工具，恐怕这把年纪也难有作为了。”
1975年4月14日12时30分，当蔡省三等10人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人员陪送，并在中国国际旅行社工作人员的引导下，通过深圳罗湖桥，来到香港境内时，即刻受到上百名中外新闻记者蜂拥而至的跟踪采访。1975年3月，中央决定释放全部在押的国民党战犯时，并未料到4月5日，87岁的蒋介石会因心脏病突发而死去。当4月14日，蔡省三等10人进入香港，申请去台湾时，又逢台当局于16日为蒋介石举行隆重之出殡日。
当时，因蒋介石突然离去，蒋经国尚未全部掌控台湾政局，岛内一片惊恐。早在我全国人大宣布全部释俘后的第三天，即1975年3月20日，国民党中央社香港分社社长曾恩波还曾表示：“欢迎前国军军官及党政官员。”当4月14日蔡省三等10人真正到达香港，台湾当局却又慌了手脚，便改口声称：“办理人台手续必须经由‘大陆灾胞救济总会’办理。”当蔡省三等10人前去提出申请时，该会香港分会长谢伯昌，让他们必须以“大陆灾民”的身份提出申请。蔡省三等人严辞拒绝后愤怒回应：“我们过去都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怎能变成‘难民’?”蔡省三还说：“我本人申请去台湾，只是为探亲访友，不是去避难!”结果舆论大哗，香港各大报刊、广播、电视均以头版头条报道申请去台湾人员受阻新闻。台湾岛内报纸却针对蔡省三等人发起了恶意攻击。例如，称：“蔡省三没有一个亲人在海外，中共放他出来，目的何在?”“中共释俘玩弄统战伎俩，10人是中共选派出来的统战工具。”“以前在国民党任职的蔡希曾，早已不在人世。现在的蔡省三是冒牌战犯，他是中共的统战干部，要人台搞间谍活动。”等等。
其间，蔡省三在住所还接到恐吓电话。据蔡省三本人记述的一次来电问答如下：
对方：“你是蔡省三吗?”(四川口音)
蔡：“是，你是谁?”
对方：“你听着，我们对你的一些言论非常反感。你攻击国府，我们要对你采取行动。”
蔡：“你们要采取什么行动?”
对方：“告诉你。你将会有生命危险!”
蔡省三自1975年4月14日抵港。经中国国际旅行社安排，住进九龙尖沙嘴“帝国酒店”，经历八次申请延期居留的周折，与频频接到恐吓电话之后，于9月22日上午，突然悄悄离去。翌日，报上就登出“蔡省三神秘失踪”的消息。这期间，恰好23周，经历了161天。
其时，香港有的报纸也载文称：“蔡省三放出本是一奇，因为其他九人皆有家属在海外或台湾，蔡省三在海外并无一个亲人，此点亦与中共释俘原则不同，但蔡省三还是被释。”
蔡省三在滞留香港期间，为生计所迫，开始写作《述思录》，并在报上连载。对此，他还特地写了一篇《为何而来?》专文见诸报端。据该文《从“送行者”说起》一节记述：“童小鹏副部长，在我们离京前夕，统战部为我们饯行的宴会上同大家叙谈。翌日在机场上，我笑着对童说：‘副部长，我的亲人都在大陆，我到台湾之后，要是让我的亲人去台湾可以吗?’童答：‘党的政策，是尽可能照顾亲人团聚，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能够做到的，当然可以。’我当时确乎存在着这种天真的想法。”蔡省三还继续写道：“依我之见，我们同中共无组织关系，他不能让组织部过问此事。如果要宣传部出面，更不合适。看来，只有统战部来办这件事才恰当。从中共统战的角度，以礼相待，饯别送行，无可厚非。至于我们是否从此就成了统战‘工具’呢?我看不然。因为我们是‘人’，人是活动的，有意识的。不可能像‘工具’一般任人操纵，况且我们已经来到海外，中共不可能掌握我们，怎么谈得上把我们当工具呢?日后的事实，将会否定这种指责。”
蔡先生在文章结尾还写道：“显然的，台湾对于‘十人回台’，确乎事出意表。早在听到中共特赦战犯的消息之后，一方面紧急地封锁新闻，另一方面慌忙地清理‘忠烈祠’的牌位(周养浩等灵牌早已入祀其中)，因之穷于应付。”
究竟十人为何而来?蔡省三又为何而来?历史终归会把答案越来越明白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台湾的朋友也必有醒悟的一天。
媒体专访
鉴于蔡省三先生是当时的新闻人物，现将香港《七十年代》月刊1975年9月号刊载一篇题为《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的“本刊编辑部专访”一文中，有关蔡先生去台部分，摘要如下：
问：如果批准你们到台湾，那剩下来的20多人，不会是第二批和第三批吗?
答：很多人不敢申请的原因是有顾虑的。不是顾虑中共不准，而是顾虑到回台湾以后会送命。因为过去，有人在共产党那边被俘回来后，国民党认为有嫌疑的，有的要坐牢，也有的被枪毙。比如黄埔一期有“山东三李”，三李中战功最著的李玉堂，就是在台湾以“匪谍”嫌疑被枪毙的。这情形不能不使许多想回台湾的人有顾虑。再加上我们这次在香港的遭遇。特别是张铁石之死，其他人还敢来吗?但实际上那些有亲属在台湾的人， 是很想回去的。最近我还收到大陆来的信。有的人托我到台湾帮他们找儿子，有的要找妻子。对这些要求，我都很遗憾，我自己都没办法进去。还能够帮他们吗?台湾方面如果不放心，大可以约法三章，例如，去台湾以后，不准随意谈大陆情况，不准公开发言，甚至不准扯谈任何政治问题，都行。他们只是希望去见见家眷、访访亲友，别无奢望。而且这也是起码的人道主义，人人都有妻子儿女嘛。
问：现在是不是可以请您谈谈您这次要求回台湾的动机呢?您同其他九个人不同，您是没有亲属在台湾的。
答：这次共产党针对一部分特赦人员的想法，从人道主义出发，提出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对于这一个政策，我表示欣赏，这是我原来也想象不到的，于是决定试试。在台湾，我有很多朋友，我希望能够去同老朋友叙叙旧。
我这个人就是有兴趣多结交朋友，到处走走看看，把各种各样的生活比较，这样在人生的经历上，可以接触更多的东西。你说对不对呀?但是，如果所有在台湾的朋友都不愿意见我。我还好意思硬着头皮去吗?但是我相信，真正不想见我的人是很少的。如果台湾的这些朋友公开表示，说不想见我蔡某人了，那我就另做打算了。
问：据说台湾方面曾经要你们以难民的身份登记，要你们发表“反共声明”，是有这些事情吗?您个人的态度如何?
答：我的原则是“一去，三不去”。所谓“一去”，就是为访友而去，朋友要见我，我就去，不见我还去干吗?“三不去”是：屈辱性的登记我不去；要找保我不去；写信表心迹我不去。屈辱性的登记我不去理由很简单，我去的目的是访友。当然要朋友肯见我。但是我不承认自己是难民。大陆这次对我们出来是很尊重的，以礼相待，宴别送行，既不是把我们驱逐出境，我们也不是逃走的，所以我们根本不是难民。我一再地对谢伯昌先生表示过，结果谢也口头上答应不以难民的身份登记。找担保我不去，因为我觉得找保是很不切实际的手续，我对谢伯昌先生说，对于我们在1949年以前的历史，台湾许多人都可以作证，根本无须担保，至于1949年以后，我们被拘留在大陆战犯管理所，其间从来没有和台湾的朋友通过消息，台湾的朋友谁能担保我们的言行呢?这不是不切实际吗?拿我来说，1949年以前的情形，最能担保的是蒋经国先生，只要蒋先生点一下头，我就可以去了，何须担保呢?如果他对我这二十多年来不信任，那么还有谁敢担保呢?我坚持不填保单。谢伯昌先生后来答应我办入台手续并说为我写一封信给台湾。这是5月份的事情。几个月来的事实证明我的看法是对的，他们其他九个人都填了保单，但进不去就是进不去。他们九个人当中，有的出动了全家来担保，而王秉钺的太太还是台湾的“国大”代表呢。
至于第三个“不去”，是“写信表明心迹不去”。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当时台北救济总会的负责人谷正纲先生写一封信给这里的负责人谢伯昌先生，要求我们每人给谷先生写一封信，内容是：一，表明心迹；二，表示不附带任何条件；三，表示如果被发觉有任何政治作用愿受制裁。他们九个人先后去找谢伯昌先生，我没有去。谢伯昌先生把谷先生给他的信给他们九个人看，并写了一张便条，叫他们带回来给我。这就是那张便条(出示便条)。便条上写明叫我写信给谷先生所要包括的三点内容。他们九个人都按照谷先生的要求写了信，只有我一个人未写。我觉得我去的目的是看看老朋友，如果连这也要表明心迹，那不是太不够朋友了吗?我另外还觉得谷先生是代表救总的，我为了访友而向他求救济，这不是笑话吗?但是，他们九人的情况跟我不同，他们都有家属在台湾，从人道主义出发，他们找救总帮助，使他们家庭团圆，这也是合情合理的。只是按照我自己的情况，我没有写罢了。
滞留香港
据原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同志1992年夏向我谈及，他应蔡省三夫妇邀请去香港，参加蔡先生主持的“大陆国情研讨会”刚刚回来。据介绍，蔡省三夫妇一直留居香港，并为香港《新报》等报刊著述已达万100万余言。据称，因其与海峡两岸均有联络，故对疏导两岸隔阂颇有建树。
其间，经金源同志介绍，我同已居住在香港的蔡省三先生建立了直接联系。一次，我同蔡省三先生电话交谈时，他说：“当初，我没有料到，1975年7月，香港《七十年代》编辑专访我，所写的《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一文，会受到重病中的周总理的如此重视。”为此，蔡省三寄来的资料介绍：
1992年，香港放映内地电影《周恩来》，友人嘱我一定要去看，据说周总理对有关我的文章有过批示。什么批示，友人并未说明。当时，夫人曹云霞病脚，却也坚持与我一道去看。可能是我未细心，不见影片有关我文章的批示。
1994年国庆时，我和夫人曹云霞作为特邀来宾赴北京参加庆典时，见到周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我把梗于心中的疑团摊开来。罗青长很热心，在中央统战部宴请我们夫妇时，调来中央有关档案，我才第一次见到周总理在新华社出版的《参考消息》报上所写的重要批示。据罗青长介绍，新华社出版的《参考消息》报，将香港《七十年代》杂志刊载的《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一文，连载四期全文刊完。周总理在病危时。用颤抖的手在报纸一侧，写下了他一生中关于台湾问题的最后一次批示：“请罗青长，家栋将蔡省三四篇，对四篇评论的真实情况进行分析，最好找王昆仑，于右任的女婿等人弄清真相，以便从××(两字模糊)。”我见后，甚为震惊，深感周总理在病危之际，还心系两岸和平统一，殊为难得，可尊可敬!
回港后，我写了《周总理与两岸关系》专栏文章。“1975年是多事之秋，蒋介石去世，蒋经国上台。病危中的周恩来自然关心海峡两岸还能否和平统一。对于大陆究应如何了解和看待蒋经国，大陆究应如何把握与处理对台关系，这关系着祖国统一大业，绝不可以掉以轻心。”
当年，蔡省三以“黄埔军校第十六期毕业学生”和香港著名作家身份，在香港发起成立了“中国国情研究室”。1984年，他对处理海峡两岸关系，总结成十六个字：“确保和平，不独不打，边谈边通，自然统一。”其间，他还根据两岸情况，提出了三条主张：“官不通民通，官不亲民亲，官不和民和。”据说，台湾的朋友看了，戏称蔡省三的这三条主张为“新三民主义”。
当年，蔡省三申请去台无果，便决定长期留居在香港从事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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