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隔壁公寓里的莎拉，是我在澳洲结识的第三个西方女人。她是那种典型的地中海人：卷曲的黑发、晒成古铜色的皮肤、忧伤的大眼和柔细的腰肢。我们通常在楼梯上相遇，彼此说一声“你好”，双方的交往仅此而已。但有一天，她突然来敲我的房门，想约我去英皇十字街喝咖啡。我猜她或许刚失去了男人，需要某种来自邻居的慰藉。我们在一家有名的“诗人沙龙”找了两张临街的座位，彼此运用着一些蹩脚的英语，但似乎都没有为此感到困顿。
她毫无顾忌地紧挨着我，说出一些使她痛苦的感情回忆，还有那些很糟糕的身世。“我有两个爸爸和两个妈妈，两个爸爸都很坏。”她说。“凡是男人都该死掉，因为他们是女人的天敌。不过听说中国男人有许多好处，也不知是真是假。”她斜睨着我说，哧哧地笑了起来，浑身散发的几种香水的混合气味使我眩晕。
我的视线越过了她的头顶，看见一条失散的狗正在走来，周身披着洁白的长毛，像一只沙漠大羊。我说这狗真好。莎拉大笑起来，仿佛我说了一句很妙的笑话。
意大利式咖啡的芬芳越过白色的泡沫萦绕在我们之间，使空气变得柔和而惬意起来。白晃晃的澳式阳光从道尔顿瓷器的边缘上折射出了细小的光芒。当她的思想有些迷惘时，就开始把大拇指搁进湿润的嘴唇，很用心地咬着，仿佛小猫咬着自己的尾巴。后来，她开始把小纸袋里的砂糖倒进嘴里嚼了起来，然后孩子气地笑着，摇晃起美丽的脑袋。我面对她蓝灰色的眸子时，总有几颗天真的雀斑掉进我的视线。
我们分手的时候彼此都有些不舍。她吻了我的脸颊，而我只是轻轻地拍了一下她温软的小手。她说她过两天会去看我，给我看她过去的相片。我望着她袅袅而去的背影，突然有了一种怜惜的心情。
一周以后，她用一把男人的老式剃刀把自己杀死在盥洗室里。
我最后看到她的时刻是在那个下午的四点，呼啸的警报器招引了一些附近的居民。警察用担架把她的尸体抬走。她的脸和身躯都被掩藏在黑色胶袋里面。警察向我问话后，我悄悄溜进她的房子，看见大片暗褐色的鲜血凝结在光洁的地砖上。她甚至还在临死前用血写下了一个带惊叹号的英文短语：Don"t。
这是一个女人留给世界的最后消息，它静静地浮现在浴室门的背后，带着她所残留的指纹，像留给我的一个凄丽的谜语，或是一枚沉默的火焰。
直到搬离那个住处很久以后，我仍然保留着那种难以言喻的震惊和悲伤。莎拉的绝望是因为太炽热的爱和期盼。世界曾经从她的身边掠过，而她却把自己带到了生命的反面。死亡使她的脆弱形象获得了一种反叛的力度。她一直企图拥抱这个陌生的家园，但最终她选择了打碎自己。莎拉说“不要”，这个言简意赅的词像一道冰冷的光线，照亮了她所面对的异乡人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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