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模式”又成为各界讨论的热门话题。应该说，站在改革的十字路口，我们对中国改革开放33年的历史进行回顾和总结，并为未来的改革寻找新的共识和突破口，这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对于“中国模式”，学界支持和反对的力量一直都很强大，长期以来，双方均难以说服对方。这种“思想僵局”持续的关键是双方都没有找对切入点，即：不是以政府和企业的作用作为切入点，而只是简单地拷贝“华盛顿共识” 或者加以否定的逻辑，这种非此即彼的思路只会得出荒谬的结论。
笔者一直认为，考察“中国模式”的最佳切入点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元素――公司在中国经济社会中的兴衰变迁。中国改革开放33年的历史，事实上就是一部公司不断获得生存空间，与政府争夺权力边界，在市场经济的废墟上爆发力量和惊人生命力的历史。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就社会组织的地位而言，并没有独立的企业，国有企业作为政府政策的附庸而存在，是政府的另一种存在形式，它们承担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功能。从中国改革的路径看，农村改革以承包制作为切入点，解决吃饭问题，而城市改革将国有企业作为切入点，解决一个社会的活力和经济的主导权问题，而城市改革的主体无疑是企业角色在社会中的转型。
站在中国改革的视角，扩大国企的自主权，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无疑是在强大的政府之外培育一个更有效率、更有活力的经济体，它代替了政府的全能职能，而这个路径，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基本共识之一。
在两个世纪之前，美国费城的制宪代表们已经意识到，最初由私人企业组成的经济体系，对国家的强大和民主的政治体制的保护是一种必要的先决条件。美国历史学家阿瑟・斯莱辛格也认为，没有私人财产，民主是不可能的，而拥有大量强大的私人部门的国家，一般都趋向于向国民提供更大范围的经济和个人自由。事实证明，正是由于国家的让利，才使得民营企业摆脱了发展的桎梏，创造了人类经济转型史上的奇迹。
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看，尽管2003年以来“国进民退”的趋势明显，但就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言，非国有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依然高达60%以上，成为中国经济繁荣的最主要力量。
当然，在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参与方，政府对现代经济生活的干预可谓无处不在，没有市场的社会和没有政府的社会都是不可想象的。
倡导“中国模式”者特别强调这一点，认为中国政府的强大和集权是中国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减少内耗，从而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其实，这样的逻辑根本经不起历史的考验。
在改革开放之初，政府垄断一切，国有企业成为垄断经济的所有方面，但它们并没有给中国带来繁荣，政治和经济上的极“左”使得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可见，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保持政府政策的稳定与政府的强大是两个概念。
就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而言，国有部门占有了绝大多数的政策和金融资源，但就国有企业的效率而言，一直面临不能充分利用资源的悖论。2003年之前，国有企业在微观领域亏损累累，依靠财政的巨额补助才能生存，成为财富的黑洞；2003年之后，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和财政救助政策，国有企业告别了微观领域的亏损，到2010年，国有企业的利润高达近2万亿元。但如果分析国企利润的来源，我们就会发现，国企的大部分利润要么是靠资源，要么是靠垄断。2010年中央企业的利润70%是靠前10家垄断企业贡献的，如果没有政策优惠和垄断地位，国有企业在微观上仍然是亏损和不赚钱的。
正是因为国有企业垄断了资源，从经济总体而言，这反而造成了整个社会财富的缩水。因为，占有不到30%资源的民营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60%以上，而占有70%以上资源的国有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却只有30%不到，其2万亿元的利润，真正上交财政的也只有可怜的400多亿元。假定这二者占有资源的比例互换，可以想象，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提升会有多大。
基于此，笔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财富积累的历史，既不是什么政府集权为代表的“中国模式”所带来的繁荣，也不是什么“新国企”带来的，而是民间投资不断壮大和国家在经济方面功能逐渐收缩所带来的。
对于中国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的过度强大已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最大短板，而不是炫耀的比较优势，各种腐败和寻租，无不和政府占有过多的经济和政策资源息息相关。
今天，当我们讨论“中国模式”，总结中国30多年财富创造的原因时，切不可将政府之强大视为“中国模式”的特色，更不可将其视为中国财富的制度源泉，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找到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和侧重点。
我们应该充分相信，中国的繁荣来自私人公司的强大，来自对政府权力的限制，而不是相反。
（博主简介：北京大学风险投资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委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