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汶川地震过去已快两周年了，您是如何看待四川灾后重建工作的?您认为是否有什么值得人们重视与反省之事呢? 杨：两会刚刚开完，会上谈民生谈得比较多，谈低碳经济谈得比较空。不少代表提及低碳经济仅仅只把它当作一个时髦的词汇来用。为什么要改变发展模式?一般认为讲转变发展方式是全球经济危机所逼，并没有看到我们自身的问题。对粗放型、畸形快速、数值型发展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几乎没有反思。其实我们面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才是最大的危机。3月10日四川代表团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汶川地震灾后重建项目三年的计划两年就完成。截至发布会时已经完成了计划的90％以上。很大程度上重建过程是在抠数字，数字能显示政绩。而这样的重建速度是超常规的。这些当然可以理解，被地震破坏的企业要恢复生产，政府要进程和速度。但是，在这种高歌猛进的态势之下，思考不够就会使重建埋下许多隐患。
问：请具体谈一下。
杨：人们对次生灾害的认识不够，评估、调查不够。次生灾害的特点就是不稳定、连续和持续时间长。目前甚至相当长时期内都还处在不稳定状态之中，规划重建选址不当或者不避开这些次生地质灾害区，只会激发或扩大它的不稳定性。这一点要先认识清楚才能决定怎样重建。地震过后大家对旧地重建是有争议的。岷江河谷、龙门山区在原来的不良地质区又形成了密集的地质灾害群，不适合人类生存，更不应该再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建设活动，比如采矿、大规模的城镇建设等。在岷江河谷、龙门山冰系上又恢复并新扩建了许多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而这些生产活动区都是成绵经济带、成都平原城市群落的水源地。这样的重建格局与发展方式转变明显背离。到底成都平原要不要产业转型?资源型工业项目应该如何升级布局?怎样设计好相关配套工程?灾后重建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机遇，可以让人们重新来做规划。但是超常重建速度却使得人们不可能拿出足够的时间与精力来反思。
不管是重建还是治理，一定要顺应自然，而不是改造自然。特别是对山区河谷的大型山体滑坡、泥石流潜在多发地，救灾的时候强行打通一些道路是可以理解的，但在重建中扩建甚至新建高速公路，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和不理性。
重灾区都处在龙门山地震破碎带上，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洪水泥石流灾害频发，生态环境极其脆弱。根据主体功能区划的原则，很多地区都应划为限制开发区或者禁止开发区。那些地震毁坏严重、泥石流高发地区饮用水有困难，交通很难进入，原地重建面临隐患的村庄应当进行整体彻底搬迁。如果简单地原址重建，将来依然是一个受地质灾害威胁、生存条件受严重困扰的地区。而现在重灾区百姓多是旧地复建，人地关系十分紧张。如此急迫地完成灾民安置，隐患很多。从震后的地质环境状况来看，一些村镇需要整体搬迁。本来这些是人类在常态下自身不好解决的问题被大自然给提出来了，有了彻底解决的机会，但是我们并没有抓住这个机会。这样的重建态势可能会尝到很多苦果。
再看看重建的速度也不是那么平衡，乡以上的基础建设快一点，偏远地区问题多一些，北川、平武、青川等偏远地区关注得不够。
考虑到岷江河谷羌民族集中居住，以及保护和传承羌民族文化的需要，应尽可能选择一些生态环境良好、地质稳定、有山地特色的地方集中建设羌族移民城，既可以让受灾群众有一个长久性的安身场所，也可以通过旅游开发，增加收入，传承羌族文化。
问：在产业布局方面呢?
杨：这一区域城镇密集、人口众多、环境承载能力有限，自然灾害风险很大，生态功能十分脆弱，建设用地严重匮乏，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代价极大。可是口号般的重建，缺乏必要的理性思考。在都江堰、彭州水泥建材产业比震前规模还要大；在什邡、绵竹、安县磷化产业继续扩大延伸开发；在北川、青川等地重建了资源性工业，龙门山区的矿山开采继续延伸，不惜代价地恢复重建水电，这些对环境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
5-12地震对龙门山化工业和矿山的摧毁是毁灭性的。震前一些中小型企业并不注重环保和地质条件，已经对环境造成危害，这次地震引发大面积、高密度崩塌滑坡群就与过度采矿有关，13个地质灾害严重地区多在采矿区。震后一度磷化企业和排放型工厂停产，成都市重现蓝天，人们甚至可以看到雪山景观。工厂企业一恢复生产，就不行了。水泥建材业建在都江堰、龙门山这样的生态敏感区，与生态功能很不相符，对水系下游造成影响，更不符合打造世界田园城市目标。
在5・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的龙门山地震带区域内，滑坡、崩塌、泥石流、堰塞湖、水土流失等次生灾害严重，植被、水体、土壤等自然环境退化，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下降，人均耕地减少，耕地质量下降。生态重建应该是首要任务，但是现在还没有这方面的具体措施和行动。
灾后重建中我们看得到政府努力，援建方也在出力流汗，这些正面的东西要承认，但是也要看到，这么些大的工程都是在生态十分脆弱的地区、地震后更加脆弱，这些工程可能会引发新的问题确实少有人去关注。灾难就是灾难，不能变成一场歌颂会，我们真正希望政府能在重建中稍微理性些，不要用运动的形式来面对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