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探讨作为诗人的斯蒂芬•克莱恩及其对美国诗歌的贡献。作者围绕克莱恩诗作的主题思想和表现手段，通过详细分析他的多首作品，试图说明作为诗人的克莱恩与作为小说家的克莱恩同样在美国文坛占有举足轻重的一席之地，同样值得我们予以应有的关注。
�关键词：斯蒂芬•克莱恩；自然主义；实验性
�中图分类号：I 712．074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08-273（2008）04－0006－05��
在美国文坛，斯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1871~1900) 主要是以小说家的面目为人们所认识和认可的。他的作品中，既有�《海上扁舟》(The Open Boat，1897)、《新娘来到黄天镇》(The Bride Comes to the Yellow Town, 1898) 和《蓝色旅馆》(The Blue Hotel, 1898) 等脍炙人口的中短篇小说，还有在美国文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长篇力作《街头女郎梅姬》 (Maggie, A Girl of the Streets, 1893) 和《红色英勇勋章》(The Red Badge of Courage, 1894)。事实上，后两部作品曾为他创下了至少两项第一：第一次站在同情的立场上全方位展示妓女和贫民窟居民的日常生活，并因此成为美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自然主义小说；第一次从一名士兵的观感出发立体展现战争的残酷和不可理喻，从而首开二十世纪美国战争小说的先河。��
不过，笔者想要指出的是，尽管作为小说家的克莱恩，其成就已为世所公认，但诗人克莱恩的形象迄今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关于克莱恩的诗作、诗风和诗歌艺术成就方面的研究著述也是难得一见。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我们全面、系统和客观、公正地去研读和评判这位英年早逝的文坛奇才。克莱恩的诗歌数量固不算多（计有《黑衣骑士及其他》�（Black Riders and Other Lines, 1895）�和《战争是仁慈的》�(War Is Kind, 1899)�两部诗集），耳熟能详的代表作也属屈指可数，因此，单就知名度和影响力而言，他恐怕难以和坡、惠特曼、庞德和爱略特等诗界巨擘相比肩。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克莱恩的诗歌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颇富创新和独出心裁之处，体现了前所罕见的艺术水准。他的才华、他的追求以及他那些从心底一泻而出的诗句，对当时以及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美国诗坛构成了巨大的冲击。因此，诗人克莱恩，一如作为小说家的克莱恩，同样值得我们去重视和研究。�
一、 克莱恩诗歌的主题�
克莱恩的诗歌创作是他短暂而辉煌的文学生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他的小说一样，他的诗歌在主题上也呈现出强烈的自然主义色彩。作为生活在美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的代表，克莱恩诗歌作品中刻有这样的印痕并不足为奇。19世纪末期，美国国内南北战争的烽烟早已散尽、西进运动(the Westward Movement)得到顺利推进，北方大城市的工业化和机械化步伐不断加快，整个社会步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新阶段。但与此同时，伴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急剧膨胀也暴露出了各种各样的危机，如民主制度的伪善、社会道德体系的不堪重负、贫富不均、犯罪和种族歧视等。所有这一切都要求“用最简单最准确的方式表达自我”（朱刚，2003：135）的诗人去着力开掘和表现。另一方面，在这一时期，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取得了重大突破，一些研究成果、特别是有关人及其在宇宙中的位置的新学说以及达尔文的生物决定论等，对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意识形态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在文学的层面，以法国的埃米尔.左拉 (Emile Zola, 1840~1902) 等为代表的欧洲自然主义之风(naturalism)也飘洋过海来到了美国。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的核心内容是所谓的“绝对决定论”，即外部条件对于人的绝对制约作用。它强调决定个人命运的不再是人的主观动因和自身的努力，而是不可抗拒的外力。这一理论所反映的实质与处于大机器时代美国社会底层的工业无产者的境遇可谓十分契合。当然，克莱恩的个人生活经历也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自幼丧父，由新闻报道踏上文学之路，辍学过，遭遇过两次失败的爱情，经历过贫穷，曾经卖文为生，足迹所至遍及纽约、得克萨斯、墨西哥、希腊、古巴、英国等地，对世间的人情冷暖有着直接和切肤之痛的感受。上述种种决定了克莱恩的诗歌作品必然表现出忧时、忧世和忧人的自然主义情怀。�
下面笔者将以克莱恩的几首诗或诗歌片段为例，作具体的分析。笔者认为，在自然主义为主题的大背景下，克莱恩的诗作在两个方面尤其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一是作品所释放出的荒原气息，这种原始、荒芜的氛围所代表的实际上就是环境的冷酷无情及其对人所造成的精神压迫。以下是他的第96号作品“A man said to the universe”：�
A man said to the universe:�
“Sir, I exist!”�
“However,” replied the universe,�
“The fact has not created in me�
A sense of obligation.”(Perkins, 1981:811)�
这是诗人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尽管只有短短五行，但读来却极具冲击力和震撼力。诗人所要传达的信息十分明确：那就是“宇宙”的高高在上及其对人的鄙视和不屑一顾。请注意，在这里，“宇宙”是以人的命运的主宰者面目出现的；相形之下，人的形象简直就是低微卑下至极。他所能做的或许只是踮起脚尖，仰天怅望。是的，“我”的确存在着。这对于“我”意味着一切，但在“宇宙”的眼里却一文不值，因为“我”很快就会消失，唯有“宇宙”才是永恒。在这里，“宇宙”和“我”之间的巨大落差对渲染全篇的荒莽气氛至关重要。�
我们再来看他的另一首诗：“I walked in a desert”：�
I walked in a desert.�
And I cried,�
“Ah, God, take me from this place!”�
A voice said, “It is no desert.”�
I cried, “Well, but━━�
The sand, the heat, the vacant horizon.”�
A voice said, “It is no desert.”(Berryman, 1950:115)�
这首诗几乎就是前面那首诗的一个翻版。只不过，这一次诗人安排“上帝”而不是“宇宙”来向“我”发号施令。但是，宇宙也罢，上帝也罢，在羸弱的人类面前，他始终是一副居高临下、不为所动的强者态势。尽管诗中的“我”游走在茫茫沙漠，并且，强调周围尽是 The sand, the heat, the vacant horizon，但是，应该看到，先后两次出自“上帝”之口的 It is no desert 句才是作品的关键，它更给人以一种坚如磐石、威权不容挑战的感觉。可以设想一下：“我”或许不乏灵性、不乏雄心，甚至还决意要有所成就，并因此对种种的不如意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但“我”所能做的也只是仅此而已。正所谓“成事在天”(God disposes)，真正拥有最终决定权的永远只能是至尊的“上帝”或其代言者。呜呼哀哉！自然的神力和环境的制约竟然如此“顽固如铁”！�
通过上述两个例子的分析，可以说，克莱恩诗歌的字里行间所透出的悲观宿命和面对苍茫宇宙徒唤奈何的气息已经是呼之欲出。对于克莱恩而言，唯一值得关注、并始终倾力关注的，不是宇宙万物的冷酷无情或命运的不可抗拒，就是人的渺小和孤立无助。舍此而外，似乎再无其他可能。正如他在一首身后得以发表的诗作中所写的，“上帝是冰冷的”（ God is cold），而人则“在小小的木筏上飘零”（ adrift on a slim spar）。(Berryman, 1950:276)�
二是作品所强调的人在自然和环境的重压之下被迫做出的各种无奈反应。这种反应不少都包含荒谬、可笑和不可理喻的成分，有些甚至还上升到了心理和生理暴力的程度。请看这几行诗：�
Why do you strive for greatness, fool?�
Go pluck a bough and wear it.�
It is as sufficing.(Berryman, 1950:116)�
这几行诗所反映的是一种典型的自怨自艾和自暴自弃的生活态度。既然命运所系早有定数，既然功名利禄遥不可及，又何必苦苦追求、徒生烦恼？在另一首诗中，克莱恩则发出了这样的感慨：But, alas, we are all babes。(Berryman, 1950:116)�
除了几乎触手可及的原始和蛮荒气息，除了无可奈何和自我嘲讽的意味，克莱恩的诗歌中还时常伴有令人毛骨悚然的兽性特征和动物化倾向。让我们一起来拜读他的“The Heart”：�
In the desert�
I saw a creature, naked, bestial,�
Who, squatting upon the ground,�
Held his heart in his hands,�
And ate of it.�
�
I said, “Is it good, friend?”�
“It is bitter�bitter,” he answered;�
“But I like it�
Because it is bitter,�
And because it is my heart.”(Kennedy, 1983:579)�
这首诗给人们带来的视觉冲击简直无可比拟。它把一个丑陋卑下、与兽类为伍的“人形畜类”的形象活脱脱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向我们揭开了病态加变态的一幕，揭开了自虐和虐待的可怖。它不禁使我们想起了克莱恩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人永远处在自然的掌控之下。只要自然稍一用劲，人便会像臭虫那样被碾得粉碎”。(Berryman, 1950:89) 或者，正如另一位美国自然主义作家德莱塞在其小说《嘉莉妹妹》（1899）中所说的，在自然的天地里，“普通人不过是风中摇曳的碎片”。(Dreiser, 1981:12)�
二、 克莱恩诗歌的表现特征�
克莱恩是一位极具创新意识的诗人。珀金斯等曾对他有过这样的评价：“在19世纪九十年代的先锋派作家中，克莱恩无疑可以被称作20世纪文坛革命的先行者。…… 他在任何一个方面都出类拔萃。”（Perkins, 1981:807）他的诗歌有一个最大的亮点，那就是它的实验性。具体而言，这种实验性特征主要通过三个方面得以实现：一是作品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或者亦可称为作品的即兴性特点；二是作品包含的印象主义风格特点；三是诗人在传统表现手法基础上的突破和创新。�
首先，从克莱恩诗歌的形式来看，他基本上都采用自由体（free verse）。这种不受传统作诗法羁绊、诗行长短不一的形式非常符合诗人的节奏。众所周知，克莱恩的创作往往信手拈来、一气呵成，不必为此劳心劳力、反复推敲。所以，这种诗歌形式恰好为诗人纵横驱驰、自由挥洒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同时，也使他的作品显得不事雕饰、自然天成，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以下面的这首诗歌为例： �
A man feared that he might find an assassin;�
Another that he might find a victim.�
One was more wise than the other.（Berryman, 1950:271） �
短短三行文字，初看之下，甚至感觉根本不像是诗歌。但是，倘若我们细细品味，就会发现其实它寓意深刻。这就是克莱恩的风格：表面平实朴素、不事张扬，内涵却玄奥丰厚、意味深长。如此境界，不由得令人想起惠特曼，也自然令人想起狄金森。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克莱恩的发挥显然又超越了他的前辈。 �
第二，克莱恩的诗歌还明显留有印象主义的特征。不少评论家指出，克莱恩曾受到盛行于19世纪中后期的法国印象主义画派的影响。该画派的特点之一是强调色彩和明暗对比的运用。（Mednick, 1985:383）此外，由于和英国作家康拉德的交往和友谊，他也受到了后者的印象主义美学观的影响。康拉德曾经指出，作家应该“以真诚的心态毫不犹豫地无所畏惧地把攫取的生活片段放在眼前…… 来展示它的搏动，它的色彩，它的形式；通过它的运动，它的形式，它的色彩，来展示它包含的真理”。(朱刚，2002：142) 正因为如此，颜色词的使用在他的诗歌体系中堪称一大特色。翻阅他的作品，我们会发现诸如 red, black, blue, yellow, green, gold, purple, white 等颜色词的出现频率非常高。此处仅略举数例，如 A man saw a ball of gold in the sky、Black riders came from the sea、Because your father tumbled in the yellow trenches、Eagle with crest of red and gold、Purple winds went moaning、It, groaning thing,/ Turned black and sank 等。而且，这些词一般都有相对固定的意义指向，例如，red 多代表“暴力”、“恐惧”和“死亡”，black 多指“神秘莫测”和“未知的危险”，blue 往往表示“宁静”和“纯净”，而 yellow 则代表“丑陋”和“凶险”等。�
另一方面，由于和印象主义之间的这一层渊源关系，也促成了克莱恩在意象营造方面显得与众不同。他的作品不仅十分注重意象的作用，而且，意象的构建往往比较具体、明晰，基本上一首诗都围绕一个主导意象展开，如冷酷的上帝、无情的沙漠、令人望而生畏的高山、神秘的大海、卑下而猥琐的人类、不可理喻的动物等。这与后来以庞德为首的意象派诗歌所倡导的诗学观十分贴近，无怪乎，一些学者把他与狄金森并称为20世纪“意象主义诗歌的先驱者”。(常耀信，2005：138) 下面这首诗是意象构建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
A god in wrath�
Was beating a man;�
He cuffed him loudly�
With thunderous blows�
That rang and rolled over the earth.�
All people came running.�
The man screamed and struggled,�
And bit madly at the feet of the god.�
The people cried,�
“Ah, what a wicked man!”�
And…�
“Ah, what a redoubtable god!” (Perkins, 1981:809)�
第三，克莱恩诗歌表现体系中的另一个特点是对传统修辞手法的继承和创新。在这方面，他也展现了不凡的功力。比如，他在创作中经常使用类似戏剧对白的形式，以增强作品的现场感和压迫感，从而凸显主题。他还习惯并擅长使用重复、对比等手段，以达到相同的目的。这说明他除了是一位锐意改革的先锋派艺术家以外，也乐意从传统表现领域寻找灵感。在此笔者将以克莱恩的两首小诗为例，仅对其中的拟人和反讽用法做一个粗略的探讨分析。请看第一首作品“On the horizon the peaks assembled”：�
On the horizon the peaks assembled;�
And as I looked,�
The march of the mountains began.�
As they marched, they sang,�
“Ay! We come! We come! (Berryman, 1950:270)�
在这首诗中，peaks 和 mountains 是人格化的力量的象征，它们都会作乾坤大挪移；不仅如此，它们还会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喊。这样的处理手法符合诗人一贯的追求，也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现在来看第二首作品“There was one I met upon the road”：�
There was one I met upon the road�
Who looked at me with kind eyes.�
He said, “Show me of your wares.”�
And this I did,�
Holding forth one.�
He said, “It is a sin.”�
Then held I forth another:;�
He said, “It is a sin.”�
Then held I forth another;�
He said, “It is a sin.”�
And so to the end;�
Always he said, “It is a sin.”�
And, finally, I cried out,�
“But I have none other.”�
Then did he look at me�
With kinder eyes.�
“Poor soul!” he said. (Berryman, 1950:114)�
这首诗可以说是集中了克莱恩诗歌表现体系中几乎所有最重要的元素。这里有经典的对白，有不断的重复，也有简朴的语言。更重要的是，这里还有绝妙的反讽：一头一尾出现的那个 kind 、甚至更 kinder 的眼神就是证明。当然，也有不少评论家指出，克莱恩反讽艺术运用最纯熟、最为成功的一首诗应该要推 War is kind 一书的标题诗。�
三、忠实于自己的眼睛
�
在19世纪末的美国文坛，克莱恩是一位比较特殊的人物。他曾被称为“美国文学中的查特顿”，(朱刚，2002：131) 意思是说他的命运堪比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先驱托马斯.查特顿，两人都是才华横溢，却不幸英年早逝。但是，克莱恩在美国诗歌史上应该占有举足轻重的一席之地，这是毋庸置疑的。自从1891年开始踏入诗坛以后，他的才华和创作成就迅速赢得了美国国内加兰和豪威尔斯等人的肯定和赞誉；在国外，也引起了康拉德和 H.G.威尔斯等作家的密切关注。对于克莱恩的灵气和才气，加兰曾形象地评价说，只要克莱恩一拍脑袋，诗歌的源泉便会喷薄而出。（Berryman, 1950:267）甚至，在当时的文人圈子里，还流传过一则有趣的传闻，大意是说克莱恩创作《黑衣骑士及其他》仅用了三天时间。所有这一切，都是对诗人极大的褒奖和肯定。�
不过，更加难能可贵的还是他对诗歌及诗歌创作的态度。克莱恩一贯反对多余的矫饰，不接受虚无缥缈的温柔、浪漫和闲情逸致。对他而言，写作是一项严肃的使命，无关痛痒的泛泛而论是难以想象的。他曾多次表示，“我的最大追求是忠实于自己的眼睛”。(Berryman, 1950:4) 所谓“忠实于自己的眼睛”，可以理解为自觉地融入生活，并如实地反映生活的经验。他很早就辗转各地靠打工维持大学学习和日常的开销，饱尝了生活的艰辛。他的眼球流转之处可谓触及了社会的各个角落，而他始终追求的就是把收入眼底的市井百态化成文字奉献给读者。正因为如此，在克莱恩的笔下，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美国，一个与以往“迥然相异的美国”。在这里，温情脉脉的微笑不见了踪影，弥散在空气中的优雅、闲适的情绪消退了，取而代之的是冷酷、凶险、惶恐不安和无能为力。克莱恩在谈到自己的诗作时，曾经用过一个有趣的比喻，他把它们称为“药片”(pills)，而且是一种没有糖衣包裹在外的苦药。(Berryman, 1950:273) 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希望以自己带着苦涩的文字唤起普通读者对生命和生活的再认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诗人的克莱恩与作为小说家的克莱恩，没有丝毫的区别。�
虽然克莱恩在世时为人低调，不愿以诗人自居，甚至不习惯把自己那些一挥而就的即兴之作称之为“诗歌”（他更愿意以 those lines 来指称自己的诗行，而不喜欢使用诸如 poetry 或poem 等的字眼。），(Berryman, 1950:272) 但这并不妨碍他为诗歌倾注更多的时间和热情。正如他在1897年写给John Northern Hilliard 的一封信中所说的，“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喜欢那本取名‘黑衣骑士’的小集子，而不是《红色英勇勋章》。理由很简单，前者可以说饱含了我对生活的全部理解，而后者只是一个片断，是某个事件的延伸和扩展。”(Nagel, 1980:xvii) 可见，在他的内心深处，实际上更为看重的是诗人而不是小说家的身份。�
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说，克莱恩之于美国诗坛的贡献倒不在于留下了多少煌煌巨制，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仅以短暂的二十九个春秋和区区两部诗集却几乎承载起推动跨世纪文学光荣的重任。这是因为，在他之前，美国虽然诞生了两位大诗人惠特曼和迪金森，但在他们的熠熠星光闪过之后，美国诗坛的整体格局并未有大的改观，爱默森曾经预言的“真正具有美国精神”的诗歌创作几乎陷于断层的危机。而在他之后，随着罗宾逊、弗罗斯特、桑德堡以及庞德等一大批诗坛接班人的相继崛起，随着新诗运动的蓬勃开展，美国诗歌也终于迎来了一个崭新的黄金纪元。
参考文献：
［1］ Berryman, John. �Stephen Crane: The American Men of Letters Series� ［M］. William Sloane Associates, Inc., 1950.�
［2］ Nagel, James. �Stephen Crane and Literary Impressionism �［M］.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0.�
［3］ Perkins, George. �The American Tradition in Literature Sixth Edition �［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1.�
［4］Kennedy, X.J.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Fiction, Poetry, and Drama Third Edition� ［M］.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83．�
［5］ Mednick, Fre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literature� ［M］.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5.［6］ Katz, Joseph. �The Poems of Stephen Crane: A Critical Edition �［M］. New York: Cooper Square Publishers, Inc., 1966． �
［7］ 朱刚．新编美国文学史（第二卷）［Z］.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8］ 汪义群．英美文学研究论从（第二辑）［C］.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9］ 常耀信．精编美国文学教程（中文版）［Z］.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