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能成为一个“聪明国家”吗？]美国是如何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

　　美国历史上第一位竞选总统落败而被邀出任国务卿的女性希拉里，于2009年1月13日在奥巴马就任总统的前一个星期，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就她出任国务卿举行的确认听证会上，高调而明晰地提到“灵巧实力”（又译“聪明实力”）的概念，为她即将主持的美国外交提出一种新战略。
　　所谓“灵巧”(smart)，英文有“聪明”和“智能”之意；“灵巧实力”意味着组合运用外交实力、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法律手段。依照希拉里的说法，“现有安全威胁无法在孤立状态下予以应对。灵巧实力既要求（美国）向朋友、也向对手伸出手，以便加强原有联盟，形成新联盟。”概言之，就是求灵巧，寻朋友，讲实用。希拉里还有一段话值得注意：“我们必须广结善缘，减少敌人。美国无法单凭自己的力量解决最迫切的问题，但�有美国，世界也无法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运用聪明实力，让外交成为对外政策的先锋。”因此，美国在外交舞台上今后应该有“更多盟友，更少对手”。
　　
　　
　　“聪明实力”理论的“聪明”之处
　　
　　“聪明实力”的理论，是由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和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领导的“聪明实力委员会”提出的外交方略，这是一个跨党派的“聪明实力委员会”。美国人重视“聪明实力”的研究，为此居然成立了一个“聪明实力委员会”。
　　这位约瑟夫・奈曾出任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长，是国际关系理论中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冷战结束后，当时美国国内反战舆论占据上风，约瑟夫・奈就提出了“软实力”（soft power）的观点，为美国指点迷津，这种观点已为世界各国广为接受。
　　约瑟夫・奈和阿米蒂奇等人组成的“聪明实力委员会”，在“软实力”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出其研究成果―― “聪明实力”（smart power）理论。“聪明实力”是结合“软实力”与“硬实力”之所长，超越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
　　“聪明实力”理论，是美国智囊机构、精英人士对当前世界态势和美国这些年来对外政策进行反思和一定程度上纠错的结果，是美国解决当前面临各种困境的一剂重药。认识到美国在错综复杂的态势中，必须成为一个“聪明”国家。这是对美国这些年很多都不是“聪明”的所作所为的一种反思。确实，这些年美国的很多决策行动，就很有鲁莽强悍的西部牛仔作风和坚持与风车战斗的唐・吉诃德色彩。
　　“聪明实力”中具有创意的一点，是认为美国必须通过投资世界的善事才能成为一个聪明国家，帮助世界上其他国家和人民获得所需要的东西是加强美国在国外声望的最好办法。
　　在委员会发表的关于“聪明实力理论”的研究报告中指出，军事力量可以用来击败国家，却无法战胜人们的思想。如今的胜利正是取决于能否吸引世人站在美国的一边，吸引人民选择民主，而不是强迫他们民主化，从而帮助他们建立有能力的民主国家。不同于新保守主义的民主改造计划，“聪明实力”坚信软实力才是赢得和平的关键。
　　美国人终于认识到，帮助世界上其他国家和人民获得所需要的东西而不是强迫他们接受给予他们的东西，包括物质、社会制度及价值观念，才是受人欢迎和“聪明”的办法。这种理念，与以往新保守主义以武力强推民主、以实力推行美国道德观的思想不同，这是一个大胆的提法和根本性的转变。
　　“聪明实力”战略在酝酿产生过程中，美国很多政界高官、学界专家均参与了写作或咨询。为了体现其跨党派色彩，研究课题组成员既有民主党人士，也有共和党人士，以此表明聪明实力战略不会沦为“某一个党派的竞选纲领”。研究课题组自2006年初成立以来，在华盛顿、全美乃至全球进行了大量实地调研和访谈，既吸纳了政府外交团队成员、总统贴身顾问、国会议员等许多重量级人物的政策建议，也听取了媒体、专栏作家、研究机构和外国同行的意见和感受。
　　
　　奥巴马的“情感智力”
　　及对“软实力”的理解
　　
　　约瑟夫・奈认为，“聪明实力”是一种将软、硬实力相结合以形成一种成功策略的能力，即一种领导人视情况改变对使用的软硬实力组合进行调整的能力。在这个方面，布什表现得不太好，他过于依赖硬实力。奥巴马当选会比布什更多地使用软实力。
　　约瑟夫・奈认为奥巴马具有一种他称为“ 情感智力”（emotionalintelligence）的东西，即一种吸引他人的能力。竞选过程中奥巴马曾遭遇到难堪的场面和言论，并没有因而方寸大乱，而是应对自如、十分得体，将坏事变成了好事。说明他有这种情感智力和比较好的沟通能力，表达出来的远见和希望，深深打动了听众，特别是年轻一代。他的理念是，对话可以有助于解决问题。昨天的对手，可能就是明天的盟友。
　　奥巴马在哈佛大学法学院院刊竞选主编时，勇敢地站在敌对的保守派学生面前，成功地说服他们选他当主编。在2008年预选结束后，奥巴马设法主动与希拉里和解，最终说服她和克林顿一起为他助阵。大选过后，他也在第一时间发出与共和党及麦凯恩和解的口号。
　　奥巴马去年在《外交》双月刊上发表了《重振美国领导地位》一文，其中在论述对华关系时，他主张在亚洲建立一个更为有效、广泛的构架，而且要超越现有的双边协定、高峰会议和多边机制，比如朝核问题六方会谈。
　　他认为美国不应把中国当作“敌人”或“威胁”，不应“妖魔化中国”，需建设性地对待中国的崛起，帮助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确立其应有的地位。中美两国之间存在问题、矛盾与利益分歧是必然的，应以现实和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和处理这些分歧，用最平和方式应对。
　　“聪明实力”理论中的基本点，如提出通过追求世界的善来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确有择善而行的理念和势头。但“自己认为是好的，就一定要别人所接受”，这在多元的世界中肯定行不通。必须认识到世界的差异性，尊重别人的意志和选择。如果总是抱着自身优越感不放，以“上帝的使命”自居，一味追求领导（霸权）地位和自家利益，而认识不到时代改变和人心向背，那么再“聪明”的理论也将是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