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Bookworm”(书虫书吧)仿佛封闭的金鱼缸里的一个泡泡，来自全世界的人们都在这里透气，碰触，观望已经变形为“全球都市”的北京。 贝雅诗很为她的这条长桌子骄傲。
桌上的人们缄默着，偶尔会有手机响起，最常见的是不同口音的英文应答。人们也会低低地互相交谈，类似耳语。在长条桌的上方，狭长的3平方米之内，游荡着英语、俄语、西班牙语、法语，还有意大利语……
这些亲昵的、怀乡的语言，在咖啡的香气中袅袅飞升，掠过油漆斑驳的旧钢琴，攀上硕大的壁扇，而后被吸附到高高的玻璃屋顶。橙红色的布匹像悬垂的大鸟的翅膀一样张开，屏蔽着声音以及过分耀眼的光线。
超过16000册的西文图书，按照音乐、传记、商业、教育等分类，倚墙蜿蜒，从地面到天花板，与那些琳琅的酒柜里的老饕珍藏、咖啡，以及记载着美食的菜谱相映成趣。后者将轮流在这张长桌上“换防”，从早上8点到凌晨1点。
英国女人Alexandra Pearson此刻正坐在长桌子边。“贝雅诗”是朋友们为她起的中文名字。作为The Bookworm，即“书虫”书吧的主人，她亲自布置那些重要的细枝末节，比如那些带有西洋特色的玻璃灯罩，活泼的糖果色块拼嵌在一起，像微缩的教堂彩色玻璃，映衬着深栗色的书架，肃穆而富有装饰性。
长桌子就放在“书虫”的入口处。下午4点，对于酒吧来说，通常是最黯淡的时光之一，一天的好生意要从头起步，逐步地才能翻过身来；而“书虫”的长桌子此刻几乎客满，这里曾被中国网友评价为“联合国自习室”，不同的肤色、语音夹杂，还陆续有人加入。
贝雅诗就坐在长桌子最靠门边的位置，面前照例摊着一台电脑。她目光炯炯，不经意间，会瞥一眼她的“王国”，关注每一个人、每一声奇异的响动。她有时跟人打招呼，但大多数时候，她安静地点燃一根“中南海”。
她说，在北京的“老外”，都抽“中南海”。贝雅诗分得清“中南海”不同劲道的价钱；根据尼古丁含量的多少，有“死得快”的和“死得慢”的。她对此无所谓。“如果我在英国，可能早就戒烟了。”贝雅诗说。她抱怨自己积极健身的效果有一部分都被尼古丁抵消了。
贝雅诗在北京定居已经超过15个年头。身为北京的一分子，贝雅诗如今要面对一个紧迫的问题――从今年5月1日起，包括餐厅、网吧等在内，北京的公共场所就要全面戒烟了。她觉得这不失为一个好消息，也许自己可以就此戒掉烟；但她担心，假若她这里禁烟，而别处还可以抽，那势必会影响到“书虫”书吧的生意。
长桌子至少在此刻还是安全的。这里的“老外”抽烟前会礼貌地询问旁边的女士。没有人大声喧哗，背景音乐很轻，丝丝缕缕、若有若无。
“书虫”的顾客绝大部分是老外，偶尔有一些中国脸孔。有时是附近的外企职员，有时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演艺界文学圈的腕级人物。狭窄的小门里，通过了艳光照人的章子怡、骨感的周迅、柔韧的虹影，以及永远优雅现身的严歌苓……
基于职业操守，员工们从不会上去请求签名，在“书虫”，或者就在那张长桌子上，她们不受打扰，和普通顾客一样自在。
西方不亮东方亮
在著名的北京三里屯，酒吧能够脱颖而出的理由往往不是这里的咖啡与醇酒，而是与此无关的氛围和主题。
尤其是北京，红色中国的心脏，这里已经买得到任何顶级的西方奢侈品牌和娱乐，但依然缺乏相应的信息管道，除了少数高级涉外场所寥寥无几的西文报刊，倘若不能够上网，一个“老外”在北京就几乎陷入了母语的沙漠，不得不与熟悉的精神世界有限度地隔离。
贝雅诗因此而生意兴隆。冬天的人气最旺，周末时每天的客流量能达到200多人。有人早上9点来，下午5点走。“书虫”的招牌是英文阅读。这里实行会员制，只需要200元人民币，就可以办一张为期半年的卡，任意借阅它的上万册英文书籍以及当期杂志。在原版书刊价格昂贵且品种稀缺的北京，这是一个不小的诱惑。
2002年，发现自己有太多藏书的贝雅诗决定办一个小型的图书馆。起初是栖身在朋友的餐馆一角。贝雅诗白天做培训讲师，晚上则到自己的“书虫”打理生意。连做兼职的她在内，当时只有两个员工。
“书虫”曾搬过两次家，不过这并不能够阻止它声名远扬。2005年，贝雅诗的培训公司合同到期，她发现，“书虫”已经足以成为一盘赖以谋生的生意。在北京明媚的秋天里，贝雅诗租下了现在这块“风水宝地”。
这个独立的犹如吊脚楼般的平板建筑，还保留着老式工业的风貌，据说这里以前曾安放过供附近高楼用水的水泵。混凝土墙上，漆着淡淡的苹果绿，楼下有专供自行车停放的地方。沿着简陋的铁栏杆，你得一口气向上跨28层台阶。然后，仅仅一门之隔，你便从霓虹与衣香鬓影中“失足”落入书的天堂。
这是贝雅诗精心设计的“陷阱”。3个独立的咖啡厅彼此相连，其中一间专门售卖新书和当季的原版杂志，从严肃的哈佛学术月刊，到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从《商业周刊》到英文的《时尚》和《嘉人》，应有尽有。
除了大量的英文小说及旅行手册，这里还有北京从未公开过的关于“红色革命”的神秘视角图书。此外则是对于中国市场的热门机会探讨。偶尔有几本中国影集，悲悼正在消逝的北京胡同。
新书陈列台上，刚刚在全球出版发行的《狼图腾》英文版引人注目，还带着作者姜戎的亲笔签名。贝雅诗的评价有些保留，她不太喜欢狼性这样太显而易见的譬喻。
一条独立的“观察路径”在贝雅诗的手里，不断地花样翻新：一个在西藏生活了25年的外籍医生讲述他眼里的“绿色长征”；一群来自中国和美国的划桨者“坐船乱转”能否拯救中国河流?通过召集人们划船的方式，呼吁关注中国河流遗产。这是“书虫”今年4月举行的活动。
“书虫”平均每周至少有两次以上的文化交流活动，吸引着来自各阶层的听众。贝雅诗介绍，如果主题相关中国发展，参加的人多是外企商人以及驻华使馆的官员；但如果是文学活动，来的多是“大使馆的爱人”。也有“老外”带着孩子来感受母语的气场。
这里评议过“小说中的道德暧昧”，也关注过紫禁城的历史和命运，比如“几个世纪以来，紫禁城都是皇室生活的地理中心和核心。而在毛泽东时代，它被赋予社会主义的特色”。
“这里有更加宽宏的视角。”从北京金融街下班赶来的律师张诗伟表示。这是星期三的晚上，“书虫”的讲座照例爆满。张诗伟是其中为数不多的中国人。只要有时间，他都会来“书虫”泡讲座。在全球环境研究所任执行主任助理的美国女孩卜慧明则带来她的中国朋友胡梅。
胡梅觉得这里的菜有些贵，但是这里的活动却是别处无法替代的。胡梅很兴奋， 为了听这场“坐船乱转能否拯救中国”的讲座，她穿越整个北京城，第一次受益于这样开放的讨论形式，虽然她仍然感觉到幽默的文化隔阂，比如在“老外”的会心大笑中会尴尬茫然。
英国女人
1982年，14岁的贝雅诗第一次来到北京，探望在英国驻华使馆担任武官的父亲。她为这次行程雀跃，向往着中国食物、中国的声音，还有中国的文化。“我知道那个时候，北京和中国已经紧紧地抓住了你。”贝雅诗学生时代的朋友，最近写信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贝雅诗的家乡在英国南部沿海，一个有着礁石与海草的小村庄，大海带给她很多的快乐，而她的童年，则是在不同国家度过的。贝雅诗的父亲是外交官，曾经驻扎过新加坡和香港。贝雅诗自小在英国上寄宿学校，假期与父母团聚。父亲着迷于中国书法，母亲则享受着北京所能带来的快乐。
那时的中国，是一个在很多地方立着“外国人禁止入内”牌子的神秘国度。当时外国人每去一处必须有中国人陪着，而且只能去指定的地方，而美元不能自由兑换成人民币，只能凭外汇券在友谊商店用。1985年以后，北京摘除市区内的“禁行牌”，但在远郊区县保留了100多块警示牌。这并没有阻挡贝雅诗的兴致，1986年，在贝雅诗的父亲即将离任时，贝雅诗已经从北至南，畅游中国山水。
她最后确认自己可能会是一个很投入的业余选手，而并非专业音乐家，就放弃了音乐，成为伦敦大学中文系为数不多的英国人之一。1992年，她又做了相反的转换，英国文化部有若干个留学中国的名额，贝雅诗报考了中央音乐学院，学习古筝和笛子。这样的竞争者少，有更多的机会来中国。
她的兄弟姐妹则没有这样的中国情结。贝雅诗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每个都是天生的旅行家，一个哥哥在俄罗斯和布拉格生活经年，另一个哥哥则常年果在南美。
40岁的贝雅诗说，24岁时一心要奔赴北京，但并没有太长远的打算。她的中国乐器演奏博得朋友们的赞誉，但是她的老师告诉她，听上去很“老外”。
在中央音乐学院当年的留学生中，她是唯一说英语的一个。贝雅诗不得不用中文与人交流，一有空，她就会骑着自行车跑到建国门，与人说说英语，同时也寻找工作的机会。
留学生的奖学金不多，有时也会有人请还是穷学生的贝雅诗喝杯啤酒。为了谋生，1994年，她无意中迈入培训行业，做了近12年的培训讲师。关于她的隆重推介是，“贝雅诗女士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户内、户外培训讲师，能够在国内外各种户内、户外场地组织培训活动，例如长城、内蒙古草原、长江水域以及亚太地区附近的许多室内培训基地。内容涉及攀岩、速降、高绳训练、水上漂流及骑马等。”
“我不能用一个词形容北京，但是这个城市充满了能量。”贝雅诗说。她能够讲流利的中英双语。起初贝雅诗培训的学生大都是“老外”职员，她用英文讲课。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大部分学生变成中国员工，她逐渐改用中文授课。
贝雅诗每天都会碰到新情况、新问题。不久前，她刚处理完一起意外事件，一个中国僧人打扮的男子，来到店里贩卖护身符，请求布施。贝雅诗拒绝他呆在店内，因为那会打搅她的客人。
她说，假如人们知道这是个卖东西的好地方，那么卖DVD碟片、卖大麻的人都会紧跟着进来。
为了吸引客流，贝雅诗最终将“书虫”设在三里屯南街4号，北京CD的画龙点睛之地。密集的全球资本已经几乎将每一寸土地瓜分完毕。在这个方圆数百米的商23-阵内，里圈是泰国餐厅、日本料理、高级夜总会；外圈则是高档的太平洋百货、昂贵的 “俏江南”川菜馆，星级写字楼的底端，包括美国波音公司在内的路牌广告在楼与楼的缝隙间惊鸿一瞥。
贝雅诗的父母去年到中国旅游，他们在“书虫”消磨了很多的好时光。为女儿骄傲的同时，做过驻华武官的父亲，慷慨捐赠了自己藏书中的一部分。
复杂的北京印象
至今单身的贝雅诗在三里屯附近的幸福二村买了房子。这个普通的北京居民小区，如今已经有30多个“老外”业主，分别来自英国、澳大利亚等10多个国家。
她每天骑自行车上班，周末则骑自行车去慕田峪长城爬山。如果去的地方很远，或者需要拉货，贝雅诗则会开上她的大“切诺基”。贝雅诗在附近的居民菜市场买菜，到后海吃胖鱼头，所有劲辣的中国菜她都喜欢。
只有买衣服还不尽人意，她身高1.78米，要穿41码的鞋，肩膀比一般中国人要宽得多，虽然在雅秀市场就能买到合穿的号码，价格也能狠狠地砍，但是贝雅诗觉得质量好的不多，每次回英国，她总要带回一大堆衣服。
北京越来越国际化。在北京登记居住一年以上、具有正当职业的外国人有7万余人，这其中还不包括大约7000名各国驻华使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旅游的老外更，多，《中国统计年鉴》2007版说，2006年北京接待入境旅游的“老外”338.27万人次，全中国则超过两千万人次，甚至超过北京的常住人口。
一个随父母到北京、在国际学校念书的“小老外”曾在课堂上发表感言，来北京以前，他只知道中国有很多的中国人，却不知道中国有那么多的外国人。
贝雅诗没有遗憾，虽然在这个不断变动的社会中，要寻找和保持友谊有些艰难。巨大的变化是从1995年开始的。她的“老外”朋友们纷纷离开，因为老北京的味道渐渐丧失。贝雅诗决定留下来。
“书虫”的版图，向中国有活力的二线城市扩展。2006年9月，成都“书虫”开业。2007年9月，苏州“书虫”启动。“书虫”仍然延续着北京的模式，但略有改良，比如那里的主要活动是麻将的聚会。贝雅诗认为，这些城市的氛围与北京截然不同。
贝雅诗和那些曾经在“书虫”中留下印迹的人们，开始编写一本关于北京的记忆。那是一本16开、印制精美的图文集。这里有中国作家，比如马健曾被称作是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和最有勇气的声音，他记述了一个北京小院在中国走向开放中的尴尬与趣闻；虹影则期望北京“成为同性恋们争取身份认同和亮相，寻求社会理解他们的同性恋之都。”其他作者则不少是在中国生活了数年的“老外”，有作家，有资深记者，也有学者。作为“书虫”的挚友，他们免费提供了自己的文字，酬劳也许是一杯好酒。
贝雅诗最终和摄影师选定的图片里，古塔成为了一个背影，粗笨的高压线下，还有骑自行车的人，但是那个戴着棉帽、穿着有污渍的工作服、憨厚笑着的年轻工人，已经在赞美着飞速发展的北京：摩天楼前，遍布着高高的脚手架；胡同被拆迁了，废墟上散落着塑料模特的下半身；亮晶晶的高跟鞋，成为供应新富阶层的奢侈品；潘家园市场的地上，则躺着待价而沽的铜佛像。也有温情的回忆，比如冬天贮藏在墙头的白菜一角，白发的老人在思索着下一步棋怎么走。
15年后，我仍然没有读懂北京，贝雅诗说。
她的珍珠耳环和银镯子在太阳下闪闪发光。阳光好的时候，她喜欢坐在“书虫”的露天平台上。数米外的玻璃幕墙不断反射出有节奏的光亮，那是北京最豪华的写字楼之一。
北京正从一个封闭的仅供游客们在指定地点游览的红色城市，逐步走人世界的经济中心。贝雅诗则经历了这个城市近年来的每一次阵痛，包括非典。她并没有恐慌到戴口罩，但在朋友的劝说下，她放弃了坐飞机。如今，她对北京最头疼的莫过于空气。据说污染严重的日子，每一天都相当于多抽了一包烟。
贝雅诗仍然喜欢中国食物的味道和声音，和她还是个小女孩时一样。10多年来，她绝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北京，但是每年也会抽时间回到欧洲，回到英国。
她试图带给“书虫”一些家的感觉。一位曾在去年7月光顾过“书虫”的美国妇女表示，这里是修复“乡愁”的地方。而来自英国、学习声音工程学的年轻人大卫来到北京闯荡，他最喜欢去的酒吧就是“书虫”，不是为了喝酒，而是为了交往。
走进“书虫”的门，里面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扭头，看进来的这位是不是熟人。如果是，就会招呼着一起喝一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