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的铁饭碗能端稳吗 《水浒传》中的鲁达是渭州经略府的提辖，即主管本区训练军队、督捕盗贼等事务的尉级军官（政法系统副科级公务员）。他在第三回《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里闪亮登场，就给人以武功高强、豪爽仗义、扶贫济困的好印象。然而不到一章回的短短两天时间，就因“打抱不平”弄出人命而成了批捕在逃犯，丢了公务员的铁饭碗，似乎有点儿突兀和婉惜，但就其性格和平素作派，砸饭碗终究是迟早的事。
其—是吃白食及违反禁酒令。鲁达与史进第一次见面在渭州城内路口的一个茶坊里，经茶博士介绍相识，互相奉承几句后，鲁达就提出去喝酒，并对茶博士说：“茶钱洒家自还你。”茶博士应道“提辖但吃不妨，只顾去。”接着他与史进又约上李忠，来到州桥下的潘家酒楼要了—桌丰盛的酒菜，“说些闲话，较量些枪法。”席散时，鲁达下楼叫道：“主人家，酒钱洒家明日送来还你。”主人家连声应道：“提辖自顾去，但吃不妨，只怕提辖不来赊。”从茶博士和主人家的话里话外我们可以判定在渭州地界鲁达品茗喝酒不付钱已成惯例，事实也说明鲁达至死都还挂着这两笔账。作为公务员的鲁达身着制服佩戴枪支在工作时间饮酒且吃白食的行为有违党纪政令，一旦被纪检监察部门查实，既受处分又影响评先评优及晋级升职。
其二是扰乱公共秩序。李忠在渭州街头一空地摆摊设点卖狗皮膏药以养家活口，鲁达听说李忠是史进的“开手师父”，便要他同“去吃三杯。”李忠借故推辞时，“鲁达焦躁，把那看的人，一推一交，便骂道：‘这厮们夹屁眼撒开，不去的，洒家便打。众人见是鲁提辖，一哄都走了。”试想，在闹市街头，一人舞枪弄棒贩卖膏药，一群看客围观喝采，秩序本就有点乱，可经鲁提辖这么动手“—推一交”加以“洒家便打”之恐吓，以致众人“一哄都走了。”显然秩序大乱，倒地的要爬起来，没被推倒的要躲闪，年轻力壮者拼命往后挤，老弱病残者被踩踏，势必造成交通堵塞及踩踏事件。鲁达这一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之扰乱公共秩序，理应受到行政处罚。再从“众人见是鲁提辖，一哄都走了”的字里行间，我们也不难看出，鲁达有着与文明社会格格不入的恃强凌弱随意打骂群众的流氓作风和地痞积习。
其三是非法拘禁。鲁达的“仗义”不是一时盲目冲动而是通过充分考量的，首先向他诉求的是“虽无十分的容貌，也有些动人的颜色”的“十八九岁的妇人。”其次即将面对的对手是他熟识的没有社会地位的他吃得动的“杀猪的腌臜泼才”。假如陷入窘境的是个年老色衰的老妪，欺男霸女的是老种经略相公或小种经略相公，即便会当场乘着酒劲对李忠、史进说出：“你两个且在这里，等洒家去打死了那厮便来”的豪言壮语，是否真会出手“拳打”似乎是个未知数。因为鲁达在以后的经历中有过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战绩（第六回《九纹龙剪径赤松林 鲁智深火烧瓦罐寺》）。男人在女人特别是有姿色的女人面前都容易动豪气，这是人之常情，鲁达也不能幸免。他为了让金翠莲顺利跳出郑屠的势力范围，“晚饭也不吃，气愤的睡了。”次日起了个绝早：“天色微明，鲁提辖大踏步走入店里来”对阻拦金翠莲逃离的店小二，“揸开五指，去那小二脸上只一掌，打的那店小二口中吐血：再复一拳，打下当门两个牙齿。小二扒将起来，一道烟走向店里去躲了。店主人那里敢出来拦他……（鲁达）且向店里掇条凳子，坐了两个时辰。约莫金公去远了，方才起身。”这一节，我们知道鲁达非法拘禁店主和店小二达四个小时之久，且使用暴力致店小二伤残，在法理上属于非法拘禁的转化犯，可以认定为故意伤害罪。
其四是刑讯逼供。鲁达在潘家酒楼上听了金翠莲的—面之词，就先入为主地擅自认定郑屠是个该死的恶徒，且违反办案程序规定独自一人来到状元桥，矫传上司命令，有意刁难郑屠，在问案之前，先一顿拳脚，“鲁达赶将入去，望小腹只一脚，腾地踢倒在当街上。鲁达再入一脚，踏住胸脯，提着那醋钵儿大小拳头，看着这郑屠道：‘……你如何强骗了金翠莲？’扑的只一拳，正打在鼻子上，打的鲜血迸流，鼻子歪在半边……提起拳头来，就眼眶际梢只一拳，打的眼棱缝裂，乌珠迸出……又只一拳，太阳上正着”致使郑屠当场死亡。传统定论，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是除暴安良，其实不然，郑屠并不是什么黑恶势力，他不过是“投托着小种经略相公门下做个肉铺户”，即鲁达单位下属企业——屠宰公司法人，算得上是内部职工，他不过因贪色而包养了歌舞厅小姐金翠莲，引起家庭纠纷，属内部矛盾，由单位政工干部出面调解就可以办好的事，用不着走司法程序，可鲁达却大包大揽地滥用职权，刑讯逼供，结果闹出人命而亡命天涯，真可谓是多管闲事自惹祸端。
究其实，鲁达不是什么“红二代”、“官二代”、“富二代”。他没文化，没文凭，是如何混进公务员队伍的，不得而知。据李泉为新校注本《水浒全传》所写的前言中说：“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断，他（指鲁达）很可能是由行伍步卒升为提辖官的。”可我觉得这个推断值得质疑。因为亦步亦趋上来的人，不至于如此不珍惜即得利益，但鲁达似乎毫不在意，他以暴力手段解决他人家庭纠纷而致人死命时，很策略地指着受害者的尸首说：“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然后“回到下处，急急卷了些衣服、盘缠、细软、银两，提了一条齐眉短棒，奔出南门，一道烟走了。”把那多少人梦寐以求而不得的提辖官的衔头弃之如弊履，同时，也为单位和政府埋下苦主的善后及可能引发的上访上诉等一系列不稳定隐患，给曾经工作过生活过的渭州城一个潇洒的背影。全然不像林冲、杨志等辈一样对公务员身份患得患失，终身难以释怀。但鲁达毕竟是个目无法度、屡犯科律的危险分子，他的种种行径即不容于官场更不容于社会，因此也就注定他当不稳公务员，做不好和尚，只余上梁山打家劫舍当“好汉”一途了。
杨志缘何不扬志
在梁山人物中，杨志是个有背景、有能耐，有志向的人。他“是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道地的让党放心让人民放心的可培养的根红苗正的“官二代”；他“曾应过武举，做到殿前司制使官”，在梁山脚下与“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打了个平手，在大名府东郭门校场与“大名府留守司正牌军索超”比武，“两个斗到五十回合，不分胜败”，可见他有文凭、有军职，有真功夫、有硬本领，不是什么银样蜡枪头的公子哥；他“指望把一身本事，边庭上一枪一刀，博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一口气”俨然不乏杨门效忠朝廷保家卫国的大丈夫壮志。像他这样一个又红又专的国家栋梁之材本应有机会大展宏图，然而，多舛的命运给他开了—连串的玩笑，让他断了功名前程，辱了杨家门风，终身郁郁不扬志。 一失花石纲。杨志在当殿前司制使官的时候，“道君因盖万岁山，差一般十个制使去太湖边搬运花石纲，赴京交纳，不想……来到黄河里，遭风打翻了船，失陷了花石纲。”本来出差因遇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而办砸了事，满可光明正大地回去复命，先递个报告说明理由，再请老爹的同僚、同学、战友、朋友出面说项斡旋，顶多闹个行政处分或批评教育，不至于真以渎职罪革职查办。等风头一过，凭借强硬的后台和蛛网般的关系网，有期重新提拔重用，小酒照喝，小鸟照溜，小妞照泡。可杨志却“不能回京赴任，逃去他处避难”了，等到“如今赦了俺们罪犯，今来收的一担儿钱物，待回东京去枢密院使用，再理会本身的勾当。”杨志这不明智的一逃，逃掉了责任，也逃掉了时机，因为上司已不是当年那批惦念军队情谊的军转干部，而是出身卑贱、心理阴暗、特别仇视高干子弟的从体委（足球运动员）改行的官场新贵高俅高太尉。
尽管杨志费尽心机“央人来枢密院打点……买上告下，再要补殿司府制使职役。把许多东西都使尽了，方才得申文书，引去见殿帅高太尉。”别以为高俅只是踢得一脚好球，外行管起内行来更在行，整起人来也是一套一套的，既原则又策略，让你心不服口服，你瞧“那高俅把从前历事文书都看了，大怒道：‘既是你等十个制使去运花石纲，九个回到京师交纳了，偏你这厮把花石纲失陷了，又不来首告，倒又在逃，许多时捉拿不着。今日再要勾当，虽经赦宥所犯罪名，难以委用。’把那文书一笔都批倒了，将杨志赶出殿帅府来。”
杨志荡尽家财托关系走后门求爷爷告奶奶复官不成，反遭了一顿批头盖脸义正辞严的带有侮辱性的臭骂，窝囊之气无处排解，才会在卖刀时杀人（牛二）而惹上官司。
二失生辰纲。显赫一时的杨门到了杨志这一代似乎有点衰微，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杨门盘根错节的渊源还是在官场和民间若隐若现地潜在。杨志卖刀杀人显然涉嫌故意伤害致人死命之罪，可因为“上下又替他使”银两，又因为草根似的无业游民“牛二家又没苦主”，所以，“推司把款状”改成“一时斗殴杀伤，误伤人命”而轻判为“二十脊杖，迭配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军”了事。杨志被解押到北京大名府时，抬头一碰就见“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最有权势”的老关系户老熟人梁中书。颇念旧谊的梁伯伯听完杨志一通诉苦后，“当厅就开了枷，留在厅前听用”，接着又有意安排一场比武，“升做管军提辖使”。
杨志从一介囚徒经故人抬举而异地为官，自然感恩不尽：“若得寸进，当效衔环背鞍之报”。更兼这位故人即军政长官梁伯伯又“十分爱惜”，潜移默化地为他修善了人际环境，于是乎“渐渐地有人来结识他”。这份如山的人情债压得杨志不得不积极热心地参与运送“生辰纲”的谋画之中。其实有过官场经历的杨志应该懂得“下级服从上级”的律令，即使“认为上级的决定和命令有错误，可以按照相应的上下级之间的组织管理或指挥程序等方面的规定提出意见，但不得中止或者改变决定和命令的执行。”可立功心切的杨志为了办好这趟差事，竟三番五次推翻梁伯伯经心拟定的计划，甚至以“去不得了”来要挟曾当过太师府门下奶公的“老都管并虞候”都得听他“提调”，这本就触犯了擅自作主的官场大忌，更兼运送“生辰纲”的途中，他又一意孤行地强求属下“脚夫打扮”挑着重担，凉歇暑行，“如若停住，轻则痛骂，重则藤条便打”弄得干群关系紧张，众心离叛，甚至对他恨之入骨，终于酿下众口一辞地把“生辰纲”遭劫之过全部推给杨志的苦果：“他和强人做一路，把蒙汗药将俺们麻翻，缚了手脚，将金宝都掳去了。”
平心而论“生辰纲”之失非杨志无能，也非吴用多智。代课老师吴用在密谋劫取“生辰纲”时曾说：“力则力取，智则智取”其实是吹牛不上税，就凭晁盖、刘唐、三阮等辈那点三脚猫的功夫自然不是杨志的敌手，如何力取得了；再者，假如老都管及两个虞候不在一旁掣肘杨志，煽动群众怠工，而与杨志一道同心戮力让手下兵士冒暑忍渴过了黄泥冈，吴用之计料难得逞。杨志之失，失在改变上级旨意，失在不晓笼络众心，失在提前离开现场。如果“生辰纲”遭劫之后他与众人一同去见官报案，辑捕劫匪之事他是最佳人选，岂不又多了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不至落得有国难奔，有家难回，只得上二龙山，跟着上梁山的凄惶境地。
三失南征纲（按解释，以十人为一纲，次第搬运、结队运送大宗货物。南征是支队伍，有点类似，故勉强套用）。在梁山时，“二龙山集团”人数虽少，但实力不弱，说话也有些分量。当鲁智深和武松跳将出来公开反对招安时，杨志却沉默不语片言不发，因为他内心是支持招安的，只有招了安，他才有可能咸鱼翻身重返官场，过上那种前呼后拥上马金下马银的尊贵生活。总算天随人愿，梁山在宋江等辈的撮合下接受了招安，为杨志迎来了重振家风的微芒，多少有了驰骋疆场，冲锋陷阵，立不世殊勋，抑或战死沙场、马革裹尸，万代瞻仰的契机。然而这微芒稍纵即失，在南征方腊途中，杨志“患病不能征进，寄留丹徒”。杨志是否有写不下火线的血书，《水浒传》无一字交代，但组织上这一安排无疑于要了杨志的命，全然就不顾及杨志的感受和意愿。斯时梁山军中有战时医院，院长是神医安道全，救治杨志这种不是绝症的疾病应该能够妙手回春。而将杨志寄留在丹徒小县，地鄙人生，起居无人关照，病痛缺医少药，闻不到硝烟，听不见鼙鼓，接不到战况。这种被组织抛弃的痛苦比重病还难受，不病死也得闷死。如果让杨志随军南下，边行军边治疗，领导视察安抚，同事陪床慰问，护士端茶送水，再疑难的顽症也能治好；或者让其带病出战，刀斩敌将，战报上不是又可重彩浓墨地大书一笔；或者让其军中密养，不参战事，拖到南征结束，花名册上冒报些军功，也能得到皇帝老儿的封赏，至少弄个什么府“都统制”（正处级）之类的官来当当，“也不辱没了祖上的威名”。因为梁山座次排名在他之下的朱仝都被授予“保定府都统制”之职，杨志岂会居后?假如杨志得到封官之捷报，定然从病床上一跃而起，春风得意马蹄疾，走马上任去了，哪会出现墓碑都不好写的结局：梁山军南征高奏凯歌之时“丹徒县申将文书来，报说杨志已死，葬于本县山园。”实在是杨门不幸，杨志不幸。
不知是作者有意还是造化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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