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有着兄弟般友情的杨振宁和李政道因发表《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质疑》论文轰动全球，继而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的合作，让整个物理学界羡慕和忌妒。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教授甚至认为世界上最美的景象是杨振宁和李政道并肩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草坪上散步。然而，1962年之后，人们再也没有看到那样的景象。因为，就在那一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关系正式破裂。
杨、李二人当年先后就读于昆明西南联大，师从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先生。1946年秋，他们在芝加哥大学不期而遇。杨振宁见到李政道以后，对他印象极佳，并且敏锐地察觉到李在物理学上的智慧与才华。而李政道也认为“杨极端聪明，在数学物理上特别有天赋……”。他们很快就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
1949年，他们合作完成了第一篇论文。1951年到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他们又在权威的物理学学术刊物《物理评论》发表了两篇有关统计力学的论文，这两篇论文甚至引起了爱因斯坦的关注。1952年的一天，爱因斯坦让助手来问杨、李二人，他是否可以和他们两个人谈谈。他们回答“当然可以”。在交谈中，爱因斯坦对杨、李那两篇统计力学论文给予高度评价。最后，爱因斯坦起身，握着杨、李两人的手说：“祝你们未来在物理学中获得成功。”李政道对和爱因斯坦的这次交流感触很深。但杨振宁先生却认为这次谈话收获不大，“原因是我不大听得懂他的口音。他说起话来声音很低，而我陷入了一种因为与长久崇拜的一位伟大物理学家如此接近而带来的强烈情绪之中，很难把注意力集中在他的语句上”。
然而，就是那两篇统计力学论文，给两人的关系蒙上了阴影。那两篇论文的署名次序，出现了与惯例不同的情况，其中前一篇署名“杨振宁和李政道”，而后一篇则是“李政道和杨振宁”。李政道后来在《破缺的宇称》一文中指出，出现这种奇怪现象，主要是由杨振宁“不合理”要求造成的，“第一篇论文包括两个定理，主要的部分是由我证明的。我们完成这篇论文之后，杨要求如果我不在意的话能不能把他的名字放在我的前面，因为他比我年长几岁。我对他的要求十分吃惊。由于中国尊重年长者的传统，我同意了。稍后，我看了文献，察觉这样做是不公平的。当我们写第二篇论文时，我把其他一些发表论文作为例子给他看，说明年岁大小通常不是排名要考虑的因素。这样，在第二篇论文上名字的次序便倒了过来，虽然这篇论文中单位圆定理的决定性的一步是由杨做到的”。
但杨振宁对李政道这一说法不以为然，他认为那两篇论文根本就是他领衔做的，论文也是由他执笔写成，加上一直以来，他始终给予李政道兄长般的关怀，所以，一切事情都由他决定，这其中自然也包括论文署名问题。他甚至压根儿没有注意到李政道的惊讶与不快。
不管怎么说，因为署名问题，杨、李二人的关系开始出现细微的裂痕。在李政道看来，这类事情虽然细小，却让人感到尴尬，所以决定不再和杨一起工作。虽然不像过去那么热情，但两家也互有走动，特别是杜致礼和秦蕙君这两位女主人能保持亲密无间的关系。
1954年，杨振宁和米尔斯共同发表对现代物理学有巨大推动作用的“杨—米尔斯方程”。这一研究成果使得杨、李二人再次走到一起，3年之后，李政道和杨振宁因提出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理论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华人获得这样的殊荣。从1956年到1962年，他们共同发表了30余篇论文，范围从粒子物理学到统计力学。对这一时期的合作，李政道后来在其《论文选集》中是这样说的：“杨振宁和我的合作，和当时物理的发展十分契合，并且反映了当时的精神。我们的合作紧密而且成果丰硕，是既竞争又和谐。我们共同的工作激发出我的最佳的能力。结果远比我们各自分开来工作的总和要好得多。”而杨振宁更是毫不掩饰自己与李政道合作带来的喜悦，他又说：“李政道吸收新知识的速度非常快，而且兴趣广泛。”
不幸的是，到1962年，杨和李的关系彻底破裂。
造成关系恶化的原因起源于美国《纽约客》杂志上一篇有关他们合作的长文。作者是和杨、李都认识的一位物理学家伯恩斯坦。伯恩斯坦提议要写这篇文章时，杨振宁有顾忌，他觉得伯恩斯坦和李政道关系比较密切，会在文章中对李过度揄扬，甚至歪曲历史。情急之下，杨振宁搬出普林斯顿大家长奥本海默，希望他阻止文章发表。但李政道却坚持没有看出文章有否偏袒哪个人。最后，文章还是发表了。
围绕伯恩斯坦这篇文章，李政道在《破坏了的宇称》一文中这样写道：
杨说文章中有“某些令人痛苦的地方”，希望要讨论一下。在文章的某些地方，他希望他的名字要写在我名字的前面：①标题上；②诺贝尔奖金宣布时；以及③在我们接受奖金的时候。另外，还有他夫人的名字致礼也要放在蕙君之前，因为致礼年长一岁。第二天，他来我这里并说那文章中凡是提到“李和杨写了……”的地方都要加一个注，说明这是由于字母次序排列的习惯。我对他说，他太无聊了。那天晚上，他打电话给我说，或许不要加注了，但是在那文章中都要写成“杨和李写了……”。我发呆了。
这一年的4月18日，杨振宁和李政道进行了一次长谈。对于这次不同寻常的谈话，杨振宁这样写道：
1962年4月18日，李政道和我在他的办公室有一次长谈，我们回顾了自1946年以来发生过的事情：我们早期的关系、50年代初期、1956年造就那一篇宇称论文的一些事情，以及后来的发展。我们发现除了少数几点，对所有关键的事件都保有相同的记忆。正如同家庭中冲突和解一样，这是一个感情获得宣泄的历程，我们都感到一种解脱后的畅快。但是这个和解并没有维持下来，几个月后，我们就永远分手了。
不过，李政道的表述似乎稍有不同：
根据杨振宁说的是4月18日，他到我办公室，说起来名字的顺序还是让他十分烦恼，而且这个问题遍布在我们所有的合作之中：根据字母顺序的“李和杨”让他不开心；“杨和李”又使他看起来不近人情，而一种随机的顺序看起来又有些奇怪。这确实是一个“动辄得咎”的情况，因此我建议也许我们以后不要再合作了。然后他的情绪激动起来，并开始哭泣，说他非常想和我一起工作。我感到尴尬而又无助，于是对他好言相劝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我们都同意，至少我们要停止合作一段时间，事情就这么决定了。那一年6月，李德曼、史瓦兹和史坦伯格准备发表他们的第二类微中子的实验结果，杨振宁又一次地非常焦躁，对于他们论文中提到我们两人名字的顺序忧心忡忡。十分出我意料之外的，杨振宁随后写了好几封信给我，信的内容让人极端不快并且充满了敌意。我对这所有的事情感到非常伤心，并意识到我们的友谊不存在了。
其实，杨、李真正的矛盾焦点不仅仅是署名顺序，而是究竟谁首先独立提出“宇称不守恒”这一具有突破性的思想。对此，李政道的态度相当明确，那就是：宇称不守恒思想突破是1956年4月上旬由他独立做出的。杨振宁是5月才参加进来，与其合作的。而《弱相互作用中的守恒质疑》一文也是由他主笔的。但杨振宁认为这与事实不符。他在自己文集中详尽描述自己撰写那篇获得“诺贝尔奖”论文的经过：“1956年5月底，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得了严重的腰痛病。……在病榻上，我口授，由妻子杜致礼写成了一篇论文。因为她未受过文秘方面的训练，所以只好一字一句地照记下来。论文的题目是《在弱作用中，宇称是否守恒》。我把稿子给李政道看，他做了几处小改。”而李政道则反唇相讥：“这是一篇划时代、纯粹科学性的文章，文章包含许多复杂的数学方程式，像杜致礼那样一位没有经过科学训练、没有文秘经历的人，如何能够靠别人口述来写出这样一长篇高度专业性的论文呢？”
得知杨振宁和李政道分道扬镳，和他们俩相识的物理学家无不为之痛惜。其中有一位伤感地对杨振宁说：“听说您和李政道闹翻了，我想和你说两件事，第一我觉得遗憾；第二，你还是我的朋友。”后来，他和李政道也说了相同的话。一向语带尖刻的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直截了当地说：“李政道应该不要再做高能物理，而杨振宁应该去看精神科医生。”
（摘自上海书店出版社《悲欢自酬》 作者：曹可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