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梁启超，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曾提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诸多口号。他的语文教育思想带给今天语文教育领域极大的启示，对他的语文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 思想启蒙 文学革命 语文教育 研究启示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682（2012）06－0067－02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光绪举人。汉族，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民国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
梁启超在学术研究领域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为显著。他一生勤奋，著述宏富，在将近36年而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他有多种作品集行世，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完备。《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1901～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欧游归来之后，主要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变法通议》等。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也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
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梁启超写于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发；然后，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动机及其方针”、“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响”为题分而析之，丝丝入扣。
一、梁启超之语文教育思想
作文教学是现代语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之初的一些专论虽然都有相当的分量，亦包含精辟的见解，但是由于受到作者知名度或研究层次等的局限，在语文界和教育界并未产生一定影响。“五四”以后，著名政治家梁启超在《改造》上发表了《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后，我国现代中小学作文教学的研究才开始走向系统理论的高度。通览这部专著，梁氏作文教学构想的要旨大致可以概括为推究“应用”、“规矩”、“实效”、“指导”、“思想”等五个方面。［注1］
1．求“应用”
梁氏在《中国教育之前途与教育家之自览》一文中批评民国元年以后学校教育问题时指出，“学问不求实用”是当时的一大积弊。他说：“学问可分为二类：一为纸的学问，一为事的学问。所谓纸的学问者，即书面上的学问，所谓纸上谈兵是也。事的学问，乃可以应用，可以做事之学问也。”梁氏的这种求“应用”、求“做事之学问”的观点在作文教学中也得到了充分反映。［注1］
2．明“规矩”
梁氏曾切中时弊的指出：“现在教中文的最大毛病便是不言规矩而专言巧。从前先生改文只顾词句不好的地方，这是去规矩而言巧，所以中国旧法教文没有什么效果。”梁氏援引孟子的名言，“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从而阐发自己的见解，文章做得好不好属于巧拙问题，巧拙关乎天才，不是可以教的来的。如何才能做成一篇文章，这是规矩范围内的事，规矩是可以教可以学的。而且要达到巧，也必须先懂规矩。［注1］
3．讲“实效”
梁氏在作文教学的训练中，重质而不片面求量。他说：“现在中学生至少一星期做一篇文，不但中学生做不好，便叫我做也必定越做越不通。我主张每学期至少两篇，多则三篇，每一篇要让他充分的准备，使他在堂下做。看题目难易，限他一星期或两星期交卷。”在完卷过程中，他要求学生对文稿反复琢磨，认真修改，务必达到自觉满意为止。此外，他还主张“让学生在课外随意做笔记”，即现在所说的“自由练笔”，以此作为课内作文的必要补充。梁氏的这些主张，显然是对盲目提倡“多写”的坚决否定。他认为，与其做得多而草率应付，使师生都感到疲于奔命，倒不如少做几篇，抓细抓实，让学生做一篇有一篇的收获。这样训练，不仅引导学生严格遵循“规矩”，更是培养他们认真负责的写作态度，在作前“预备”和作后“修改”上多下工夫，从而使他们对作文的甘苦、功能和规律有所领悟，作文的水平才有可能真正得到提高。梁氏反躬自问，以切身体验来思考作文教学的改革，这样形成的“少些多改”观，不仅渗透了他本人治学方法的睿智，也体现了他“教育是教人学做人”（《教育与政治》语）的胆识。他的一整套作文训练思想与方法，无论是在教学还是教育方面都是十分讲究实效的。［注1］
4．重“指导”
既然作文教学要“求应用”、“明规矩”、“讲实效”，那就必须反对让学生在作文时凭空瞎想。梁氏认为，出个题目让学生凭空瞎想，是作文教学的大忌，因为瞎想的结果必然是胡编乱造，而胡编乱造成了习惯，对学生害处极大。为此，梁氏十分注重教员在作文教学中的指导作用。［注1］
5．理“思想”
梁氏要求师生在作文教学中明“规矩”，并不是与什么文章规范、什么相城义法同类，而是与学生的思维训练结合在一起的。他主张，训练学生作文，就得“先教学生以整理思想为主要条件，使他们知道看文如何看，做文如何做”。这种“整理思想”的思维训练活动是多方面的。［注1］ 二、对梁启超之语文教育思想的反思
１．梁启超主张中学国文教学应为文言文教学
他认为经典读本保存在古籍之中，坚持古文在中学教学中的首要位置，但不反对白话。他认为作文最重要的是文章的思想结构。语文教育的核心，不是意识形态的道德教化，不是给学生的头脑“洗澡”，核心思想应该是认写文字和阅读经典。
关于教材的内容，当代语文教材，每本按照不同的主题分类，分成若干个单元，然后往这个道德概念先行的框架里塞文章。很多文章停留在粗糙的说教层面，语文课变成了思想品德课。在道德说教单元的框架下，能套进去的名篇经典其实很少，仅有的几篇，又被编撰者削足适履，加以低劣的改造。如此一来，课文的许多篇章毫无营养可言。学生学到的作品，原文的精髓和准确优美的文字都被抛弃和歪曲。以巴金的《鸟的天堂》为例，巴金写清晨的阳光照在水面上，也照在树梢上，“一切都显得更加光明了”。但是，“光明”远不如“明亮”自然，有故意拔高意境之嫌。再如，巴金写小船缓缓动了，“向河中间流去”，这里的“流去”在课本里被改成“移去”，两者意味微妙迥异。而后，巴金写自己乘船离开，还回头去看“留在”后面的“鸟的天堂”一般茂盛的榕树，课本中将“留在”改成“被抛在”，如此篡改更显不符原文意境。
固然，语文课本里亦有真性情的文章，例如朱自清的散文。在中学语文的课堂上，朱自清的散文在众多课文里傲然孑立，虽然也曾被教材编写者的道德家修改过，如朱自清写《荷塘月色》时，曾将点缀于荷叶之间的白花喻为“刚出浴的美人”，采莲少女荡舟出湖，原来不是“载歌载舞”，而是唱着艳歌去的，歌中唱到：妖童媛女，荡舟心许。这些轻度敏感的细节也一度被剪除。但大体还保留了原作的精髓，只是结尾处不知为何突然删掉一大段，而使文气大乱，令人瞠目。［注2］
相形之下，梁启超选中学教材的范围则大得多，历代经史子集杂著中的各门类，可以说囊括中国传统典籍中文化构成的各个方面。强调分组选文，不按时代排序，这是一种颇异于今天选材眼光的方法，令人深思。在梁启超眼中，纯文学作品并无特别重要的位置，甚至被搁置在作文教学之外。梁启超反对纯以语言、以文学为目的去学文学，特别是抛开博大精深的众多国学资源而仅限于文学。梁启超对文学的审美价值有过极其精彩的领略和描述，但面对中等教育工作者和青年学生，他更强调文学陶冶情操的教育价值。
２．教材的选择和定位必然连带影响到教学方法
以上文提到的朱自清的篇章为例，这样相对独善其身的名片，一旦与陈旧的教学相遇，就会释放出“另一种毒素”。在同一教案和教学大纲的指导下，《荷塘月色》和《背影》，都被语文课堂上“微言大义”的解说了，例如语文老师分析前者通常会说，该文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作者内心的苦闷与彷徨”，这不仅是破坏，而且是误导。事实上，当时的朱自清，除了苦闷外，最后选择了超然的态度，他的小资产阶级家庭背景和交友趣味，让他养成独特的人生观。而这一切，并未被大多数语文老师解读。在这样长期的灌输式教育的训练下，学生的思维即成为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所说的“他人的跑马场”。
３．梁启超关于教学法的建议极有深度
对于经典古籍，如何从古纸堆中发现其价值，他是相当讲究传授方法的。对于写作一科的教学法，梁启超更是颇费心思。他认为中学生不必去学文艺性的情感之文，应会作记载之文和论辩之文。
梁启超对作文教学的理论感受最为丰富，同时侧重讲记叙文的训练，议论文只作略论。梁启超认为，中学国文课唯一能让学生自主学习的科目，就是作文。针对当时中学作文科普遍向议论文倾斜的教法，梁启超言辞激烈地指出：这种教法在文章上不见得容易进步，而在学术上、德性上先已生出无数恶影响。教员出八股策论似的题目让学生做，就是在奖励抄袭，奖励空言、奖励轻率、奖励刻薄、奖励偏执、奖励虚伪，会让青少年养成恶习。
当今高考制度下的中学作文教学一直采取梁启超所批评的方式，而其效果和恶劣影响正如梁启超所言。然而，梁启超并非完全排斥议论文。通过议论文写作可以磨练判断力和理解力，这一点梁启超还是肯定的。由此可见，梁启超对课程的设计不求知识门类上的所谓均衡齐备，而是围绕其唯一的目的，造就立足于本土文化、兼具现代科学精神、有道德有能力的人。［注3］
注 释
1 李杏保、顾黄初.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4：111、113～116
2 语文教育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中国新闻周刊》封面报道
3 臧清.一条有待重访的语文教育之路——梁启超语文教育观的当代启示，载《世纪中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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