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定一:书生革命家的反思:严慰冰的丑陋

  有着文人性格和学养的陆定一,毕生从事宣传工作。他最后的一篇文字,是1991年3月发表于《人民日报》的《陆定一文集自序》。这一年是中共建党七十周年。文章洋洋洒洒万余言,陆定一为此耗时三个月。文章写毕,他送请薄一波审阅。薄一波阅毕感叹:“这是一篇最简练的党史啊。”
  虽是文集之“自序”,陆定一却几乎未谈文集内容,也没有言说一己之事,全文所云几乎全是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和中共七十年来历史,观点不乏独到,情感不乏真切。85岁的陆定一在回顾了中共走过的曲折历程之后说:“共产党是这样的一个党,它是正确的,所以是光荣的和伟大的。它会犯错误,但是它总是能把错误改正过来。革命中是如此,建设中也会是如此。过去是如此,希望将来也是如此。”
  这段语出自一个被冤屈坐了13年牢狱的老人,实在非同寻常。他与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国务院副总理罗瑞卿和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四位,是“文革”之初最先被打倒的人物——即所谓“彭罗陆杨”“阴谋反党集团”人物。在扫除了这些被视为运动阻力的人物之后,毛泽东亲自主持颁布了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正式昭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开始。陆定一1966年入狱后,手脚因为长期戴着手铐脚镣而经常皮开肉绽。为保持意志力和语言思维能力,在被孤独隔离的漫长时光里,他只能不断吟唱京剧片段。1975年11月,监狱向陆定一宣布了中央25号文件,内容是释放陆定一,但将其永远开除出党,每月发200元生活费,遣回原籍,劳动改造。条件是要陆定一在列举了十三条罪状和三顶帽子(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分子、重大内奸嫌疑)的结案书上签字“认罪”。专案组还出示了毛泽东的批示,表示对他网开一面。批示说:“陆定一、严慰冰严重的政治和历史问题,其子女不受牵涉。”但这一切遭到了陆定一的断然拒绝。他坚信自己无罪,为此他宁愿继续蹲监狱也不肯俯首认罪。直到“四人帮”粉碎后的1978年底,陆定一才在总书记胡耀邦的努力下走出了秦城监狱,获得平反昭雪。
  在《自序》中,陆定一写道:“长征时经过雪山草地,‘文化大革命’时坐牢13年,那时我是怎样想的?我想,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没有任何其他政治势力能够这样做。……哪怕天崩地裂,只要共产党在,就有希望。所以才能性情开朗,哈哈大笑,熬过难关。”这位老党员似乎对党内激烈斗争早有思想准备,在《自序》中,借用对瞿秋白的评介表示了这一点。他说:“瞿秋白是我的老师。因为是他第一个告诉我,在党内有斗争。”文末落款:“陆定一,是年85岁”。这是他留给世人的最后一篇文字,这位红色秀才自此搁笔,再未写过文章。
  主管意识形态二十二年
  在中共老一代高层领导中,陆定一是极少几位拥有正规大学文凭的知识分子之一,那一代革命家中虽然不少人留过洋、上过大学,但完成学业并获得文凭的却不多。
  陆定一的家族来自显赫的江南陆氏,先祖是唐朝名相陆贽。陆定一的祖父陆蓉第(1841—1920,字企贤,号希泉),在太平天国覆灭以后,从事稻米经营,快速获利,日渐富裕,而后广置田产,很快成为无锡西漳一带的有名富豪。其父亲陆澄宙(1874—1929,字松琴,晚号涤庵),乃光绪辛丑年秀才,曾先后出任清廷和民国官职,历任清廷法部主事(五品京官),民国江浙两省高等审判庭推事、北京高等检察厅检察官、首席检察官、代理检察长、总检察厅总检察官等职,于1927年辞官返回无锡定居。
  陆定一5岁开始读书,12岁入南洋附中学习,19岁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上海交大前身),所学专业是电机工程专业,不仅工科成绩优异,精通英语、德语,还能写得一手好文章,往往下笔千言,一挥而就。在南洋大学就读期间,陆定一受新思潮的影响,1925年加入了共青团,并于同年转为中共党员。
  也许是因为他有着这样的学历背景,所以在从政生涯中,陆定一一直担任宣传工作:历任共青团宣传部长、红军宣传部长、八路军宣传部长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这位文弱书生走完了艰难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沿路写文章,写文告,写标语,甚至还创作了不少歌词。“红军万里长征”的概念,就是他在一份以朱德总司令名义发布的布告中率先提出的。他创作的《会师歌》后来编入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散文《老山界》也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
  陆定一任中宣部部长期间,对故宫的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上世纪50年代后期,在近乎狂热的大规模建设热潮中,有人激进地认为冷冷清清的故宫,是封建社会与制度的象征,与轰轰烈烈的革命建设热潮格格不入,遂提出了拆除故宫的建议。有关部门甚至还做好了具体的拆除方案。方案报到中宣部讨论时,陆定一提出了异议。他认为,故宫代表了历史,而历史既不能割断,也是需要客观和冷静对待的。最后,拆除方案被搁置下来,故宫总算逃过一劫。
  还有,流行颇广的“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这一说法,也是在陆定一为毛泽东做翻译时的创造。据美国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回忆,“陆定一翻译得既迅速又自然,几乎感觉不到语言的隔阂。”当毛泽东谈到“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时,因英语中没有与“纸老虎”对应的词,陆定一先用吓唬鸟的“稻草人”意译。但毛泽东觉得不够贴切到位,陆定一想了想,干脆直译“paper tiqerthe tiger made of paper”——“纸做的老虎”。这下,毛泽东满意了,斯特朗也明白了,从此英文词典中添了一个新名词。
  要让人民说话
  上世纪40年代起,陆定一一直是中共意识形态的高层主管。1942年,他替代博古任《解放日报》总编辑,1945年任中宣部部长,直至1966年被打倒,一共当了22年意识形态大管家,是这个岗位任职最久的中共高官,在国际共运史上亦绝无仅有。官方对他的评价是:“陆定一长期负责党的宣传文教工作,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建设和发展党的宣传文化教育事业,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倾注了毕生的精力,作出了重大贡献。”
  经历了“文革”洗礼之后的陆定一,开始了对历史的反思。1979年2月,在《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里,他指出:‘大跃进’中大炼钢铁是得不偿失、劳民伤财的行为。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是正确的。我们党从庐山会议起,愈搞愈‘左’,这种‘左’倾错误,后来发展成为路线,一直到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才得以纠正。
  晚年陆定一认为:“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是人类的诉求,是每个人终生追求的理想和目标。对民主和自由,第一,我们应该把口号接过来,因为这体现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核心价值’;第二,应该科学地解释它,扬弃它,而不是一味地否定它。”对执政党反腐问题,他说:“从管理学角度看,党的反腐问题,其‘裁判权’和‘监督权’一定要放在外部。在自律基础上,加上群众和舆论的监督作用,才能更上层楼。反腐效果好不好,也要民众说了才算,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下,权钱交易、权力资本化是个普遍现象,要增加反腐的透明度、增加群众和舆论的监督作用,才能奏效。”(其子陆德的回忆)
  九十高龄的陆定一,弥留之际留下的遗言是:“要让孩子读书……要让人民说话。”
  (摘自《东方文化周刊》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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