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是一个国家走向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无法回避的转型群体。“农民工”的问题，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新兴国家的问题，可以说是任何一个国家走向经济发达过程中都要遇上的问题。
当年日本在经济起飞阶段，同样存在着“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上个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日本开始出现了“农民工”大潮。这一大潮源于1957年，日本岸信介内阁制定的、一直到60年代日本池田内阁才实施的“翻番计划”。这一“翻番计划”为日本农民转型为“农民工”带来了机遇。
来自日本厚生劳动省的资料表明，从1955年到1975年的20年间，日本平均每年有72.5万的“农民工”怀揣梦想走向城市。他们的梦想就是：我要“收入翻番”！这期间，“农民工”占就业总人数的64%，城市就业人口70%左右为“农民工”。“农民工”不仅支撑了日本高度发展的经济，随着岁月的推移，自己也被“城市化”了。
著名的《北国之春》就是为“农民工”谱写的一首歌曲。据说，《北国之春》里面所歌唱的并不是日本东北地区或者北海道的北国风情，而是日本中部地区长野县一带的美丽景色。歌曲因唱出了日本农民工的心声而迅速走红，并跨出了日本国境。
当初，日本“农民工”进城以后，和中国的“农民工”一样，绝大多数也是从事建筑业和制造业。“农民工”中九成为男性，大多是没有成家的年轻人。
与中国今天的情形类似的是，日本当初的“农民工”也面临着从工资到保险、学生入学、与城市工待遇不平等的问题。欠薪等事件经常发生，从事高速公路、隧道建设的“农民工”还身染“尘肺症”等职业病，有的甚至为此死去。
日本用了20年的时间完成了“农民工”的转型，或者说是在20年的时间里化解了“农民工”问题。
这期间，日本采取了如下政策：
首先是日本的户籍制度决定了“农民工”可以移动自由。
日本的户籍是可自由迁移的，“农民工”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地。这种自由，让他们随着在居住地的登记而成为当地的居民。在日本，不存在所谓“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也没有户口本，只有所谓的“誊本”。一个人准备长期出行到外地的时候，只要把自己的“誊本”从当地政府登记迁出，再于14天之内到所在之地政府登记即可。这种自由往来的户籍制度，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劳动力的流动和经济的发展。
其次，日本的住房制度让“农民工”居有其所。在日本的城市里，有公营住宅、住房公团等对中低收入家庭居住提供保障的制度。实际上，这种住宅中有的当初就是为了接受“农民工”而兴建的。
再次，日本采取的是全民保险制度，进城的“农民工”都要加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事故保险、雇用保险等。这种一视同仁的保险制度，看起来增加了企业的负担，企业为这一群体“花费”了一笔不小的开支，实际上从长远来看，这些保险制度确保了企业的劳动力来源，让企业不至于出现劳工荒。
第四，最为重要的应该是日本的教育制度。日本实施九年义务制教育，学龄儿童转迁之后，必须在3天之内到当地教育委员会报到，由其安排入学。他们不存在“农民工”子弟学校以及借读和赞助入学问题，更不存在要回到当地参加高考的问题。
重要的在于，日本这些化解“农民工”问题的制度并不是在日本经济发达以后才实施的，而是在经济起飞阶段就开始逐步实施。因此，说这些制度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应该是公允的。
今天，日本已经不存在“农民工”问题了，甚至已经到了农村需要“城市工”的时代。据说，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农民平均收入超过城市居民平均收入的国家。
当年，日本如果没有“农民工”，也许不会有后来经济的高速增长。“农民工”给日本带来的变化，从最终来看，也绝对不是单纯经济上量的变化。如今，中国的经济大蛋糕越做越大，GDP总量已经超过日本，这其中，中国的“农民工”功不可没。日本共同社记者清水敬善写了一篇题为“中国农民工拯救全世界”的报道，文章高度评价中国农民工为全球走出金融危机低谷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作为过来人，这的确是他们发自内心的真实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