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章轲发表的一幅照片引发热议。照片显示，四川省北川县一个500平方米的大仓库里，堆满了5·12大地震后各地捐献的抗震物资，四年过去了，居然还没发出去!照片登出，网上一片哗然，有网友愤慨地谴责“不调查清楚就是协同犯罪”云云。
既然要“调查清楚”和“追究责任”，有一个可能就不得不考虑了：仓库里堆的那些棉衣袜子之类的御寒物品，没人肯要？
依我个人的经验，这个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2009年4月的时候我在绵竹的遵道镇呆了一个月。那时，离地震也快一年了。刚建好的镇政府礼堂大概有2000平方米的样子，也是东西堆得满满的。我当时也很惊诧很愤怒，问东西为什么不发下去。回答是：镇上1000个孩子，最少的也分到了3个书包，最多的分到了8个。至于文具盒，每个孩子都是两位数——要知道，绵竹相比于汶川和北川，受到关注算少的，所以，应该是有代表性的。
我用了一个下午在礼堂的纸箱子里爬来爬去，看看究竟有什么东西。结果大出意料：最大宗的物品竟然是书籍，占了近一半。从《安徒生童话选》到《养猪十八问》，五花八门无奇不有。这些年，只要啥地方闹了灾，全国人民首先想到了要送书给灾民看，这个条件反射也不知道是怎么建立起来的。要知道，那个时候还有很多灾民住在窝棚里。绵竹的援建对口是常州，工程建建停停，就是因为材料运不进来。宝贵的运力里用来运送“精神食粮”占了百分之多少我不知道，不敢妄言。
后来我们在遵道的学校里腾出一间大教室，为孩子们建了个阅览室。把仓库里的书全部登记造册，有些旧杂志，如《妇女健康》和《知音》之类，完全不适合孩子看，挑剩下的书堆成一座小山，起码有五万册。我建议卖废纸处理掉，校长不敢，说这是全国人民的心意，仓库里都有账可查，你当破烂卖了，万一上面怪罪下来可怎么得了？
打那以后，我再听到“××公司向灾区捐赠了价值×××万元的物资”这样的宣传，心里就很不是滋味。
关于救助，我一直认为发钱是效果最好的。联合国关于扶贫的多个项目实验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给钱效果最好，给食物次之，援建项目最差。
关于发钱最好，很多人并不认可。说我本意是资助孩子上学，可如果发钱给家长，他们可能拿了钱去赌或喝酒。这个反驳看似有力，但是，个别不堪的父母的表现，并不能颠覆“绝大多数情况下，对孩子最好的就是他/她父母”这个常识。这是什么道理呢？康德说：“在有能力行善的时候去行善，乃是一种义务。”他甚至还更直白地说：“如果在行善的时候产生了道德上的优越感，那么这个善行便不再具有道德上的意义”。一个人接受救助，只是因为他身处困境，这完全不意味着他在道德和智力层面比他人劣等。明明知道落难的张三最渴望的是钱，李四却偏不给，硬要买了自己认为张三先生“应该需要”的东西去送他，这种行为不是行善，而是用50块钱买来的一次道德上的虚荣和智力上的谵妄。
救穷是这样，救灾亦是如此。忘了是哪朝哪代，某次泉州发大水，灾民大饥。当时通行的办法是开仓放粮，同时严禁不法奸商趁机哄抬米价。但是不巧，彼时官府手上并无足够粮食可供赈灾，所以县令便挨家发钱，听任米价飞涨。周边米商趋之若鹜，很快灾区出现了大米供大于求的局面，米价应声而落，囤米的奸商吃了大亏。相反的例子：前年贵州遭受霜灾，政府出台紧急规定：各色蔬菜一律不许涨价，尤其是大白菜不得超过一毛钱一斤，违者罚款两万。结果可想而知：好久大家都没菜吃。
货币之所以产生，乃在于它集交易工具、价值储存和记账单位这三种功能于一身。人们借此才摆脱了物物交换，使得交易成本大为降低，从而实现了资源的最优配置。有些人，我很怀疑他们身体中承担思考功能的是屁股而不是脑袋。因为，他们平常大骂政府对牛肉面和医院挂号费进行价格管制，比谁都大声。但是从兜里掏出50块钱打算帮助别人的时候，却死也不肯以货币的形式把选择权让渡对方。何其怪哉!
汶川地震过去四年了，无论是在经济和道德领域，我们现在需要做的都不是指责，而是反思和反省。对于仓库里的那些“东西”，当地政府不论是继续发、变现或转赠，都是好的。但是有些书，就不要再寄来寄去的了，卖了废纸买两棵树苗栽上，或给穷孩子发点现金补贴，也算是灾区人民对我们的一点善意和宽容吧，我想。
【王翔宇荐自《南方都市报》2012年3月21日/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