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上旬，全国网球青少年U16/U14排名赛(天津站)正在火热进行中，观众席上，有人大声说：“这是哪里来的外国孩子？” 只见几个皮肤黝黑、身材健壮、手长脚大、长相有点奇异的女孩正在场上大力挥拍，左右腾挪，比赛结束，她们还和教练跳起来互撞屁股，满嘴说的都是英文。
她们当然不是外国人，而是来自中国云南山区的少数民族女孩。来自泸沽湖的13岁摩梭女孩独支玛刚刚打败了去年的总冠军，成功闯入四进二；来自香格里拉的14岁藏族女孩格茸卓玛，在14岁组里赢得单打亚军，双打第三名，在16岁组成功进入前四名。
5年前，她们都还在云南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除了喂猪、放牛羊等家务，全部课余生活就是看电视，她们没去过书店，没有运动场所，更不知道网球。
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她们的生活。
“我想带一些孩子出来”
一切源于一次旅行。
在云南香格里拉县建塘镇，有一座被藏人称作“独克宗”的古城，这里有藏族、纳西族、傈僳族等20多个少数民族。2007年，杨希第一次来到了这座古城。
杨希是中国女排五连冠时代的名将，很多上了年纪的人还记得当年举着点燃的扫帚游街庆祝中国女排胜利的情景。女排“五朵金花”，曾是整个国家的偶像。
1982年，杨希退役了，她热心与教育、体育相关的公益事业，并赴美学习教育和体育管理专业，在国内外考察了多所中小学，深入比较中西方的教学方式，同时也一直关注着中国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
杨希一直以为自己的生活会顺理成章下去，却没想到被一群少数民族女孩改变了。
在独克宗古城的月光广场上，夕阳西下，各族居民聚在一起跳起了锅庄舞，余晖洒在跳舞人身上，少数民族都身材修长而健壮，舞蹈动作简单而协调，表情淡然而快乐，不远处，金顶大寺在香烟缭绕中镇守着穹天。杨希静静地看着，内心平静而安详：这里的生活多么迷人呵。
但在离开古城的路上，她看到了当地小学校，狭小简陋，只有一个很小的操场，图书室里摆着几本落满灰尘的农艺书和盗版小说，学校旁边散落着稀稀落落的小店和游戏厅，教课的都是“拿起书本是老师，放下书本背锄头”的代课老师，孩子们没有什么体育运动，没见过五线谱和真的钢琴，语文课本里的很多内容，在他们的生活中都不曾出现过。
本来被这里的生活打动的杨希，此时突然感伤：这些孩子的人生，从哪里开始？走向哪里？
“我想带一些孩子出来。”杨希决定。
她立刻联系当地的朋友，找到了一批愿意送孩子到大城市的家庭：独支玛来自泸沽湖，父母都是农民，不会说普通话，在机场送行时，还错抱着别人的孩子大哭了一场；尼玛卓玛来自香格里拉，她爸爸曾经是一名跳高运动员，年轻时获得过省运动会的冠军，一直梦想能够参加世界级比赛，却未能走出大山；纳西族的方春雪家在离丽江七八个小时山路的贫困大山里，父母转换几种交通工具才把她送出来��
“每个都希望能给孩子个好前程，每个又都舍不得丢下��”杨希就这样一口气带着12个6至9岁的少数民族女孩回到北京。
杨希发起成立了一个小规模公益基金——山花网球基金，由这些女孩组成一个青少年网球试验班，她希望这个小小的项目可以证明，如果中国西部贫困山区的少数民族拥有与沿海城市一样的设施条件，她们也可以取得成功。“我希望更多人透过她们的故事看到沿海与西部的巨大差距，鼓励更多人去关心那些生下来就没有很多选择的中国公民。”
“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教育模式”
从大山走进城市，一切陌生又新鲜，孩子们最初听不懂普通话，大多数时候不敢说话，也不愿接触别人。
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教育她们？杨希觉得这是个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
杨希出生于干部家庭，因为身材高挑，被省体校看中，被选去打排球。从此，在她耳边，教练袁伟民那夹杂着苏州乡音的普通话就没有停过，“快！”“快起来！”“球！喂，看球！”每次袁伟民都是将球狠狠扔过来，杨希斜里飞身迎过去，球垫起来了，人摔在地上，就势一个滚翻，从地上爬起来，之后，再滚翻，再飞扑，直到双腿发沉，脸色苍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这一直是中国培养体育人才的方式。中国绝大多数运动员只有训练，很少学习文化课，很多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化水平，这也制约了他们走向国际赛场，乃至退役后的出路。每次看到世界冠军们全身病痛、生活窘迫的新闻时，杨希都感同身受。
另一方面，在应试教育背景下，普通学生大部分时间都被用到了学习、考试上，体育课在很多学校被取消了，各种统计数据在不断提醒社会中国青少年身体素质正在滑坡，但改观甚微。
体育和文化成了对立面。人们习惯于认为：体育特长生文化课成绩通常很差，文化课成绩好的学生则身体素质不行。
“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教育模式。”杨希开始探索一套遵循青少年身体成长规律及教育规律的教育理念。“让这群少数民族女孩获得最好的体育和文化教育，”杨希说，这仿佛也是对她当年枯燥的体校训练的一种补偿。
利用自己的资源，杨希从欧洲请来了拥有几十年教授幼儿网球经验的教练。教练只会说英文，没关系，孩子们可以在练习网球的过程中学习英语，“不像学校里的英语课是从一个一个单词教起”，很快，孩子们到国外就可以自如地和外国人做日常交流。
文化课是量身定做的。孩子们最初学习数学里的数数、比大小、找特征分类，认识图形、速度等，都是在操场上完成的。比如，她们通过球是圆形，垫子是长方形，地板砖是梯形来认识图形，距离和速度则是在往返跑和快速跑慢速跑的过程中了解的。
没有英文课本，她们的英文老师——加拿大的志愿者Zabrina Law——通过教唱英文歌教英文。“学得特别快，第一天教，第二天就可以唱给其他老师听。”Zabrina Law说。
还有角色扮演的素质拓展课，每人都有角色，每节课的内容都不同：如何设置话题、如何组织演讲结构、如何运用自己的肢体语言。通过角色扮演锻炼孩子们的演讲、组织、合作等能力。害羞而不敢主动回答问题的女孩们，越来越自信，“反映在赛场上，她们也很自信。”这是教了她们很久的语文老师杨丹最大的体会。 尼玛卓玛喜欢话剧和音乐剧；口齿不清的方春雪，则在上了演讲课后变得口齿伶俐了；格茸最喜欢画画，如果在香格里拉她应该是一个画唐卡的好手��每个女孩都养成了阅读的习惯，出去打比赛，她们也要在包里装上自己喜欢的书，优米卓玛喜欢看《福尔摩斯全集》，她一直偷偷学习福尔摩斯观察细节的能力，每到赛场要先四面环顾，寻找可能有利于自己比赛的细节。尼玛卓玛最喜欢看长篇名著，“长篇名著有逻辑在里面，让我打球时想着全局”。
“总之，是要完全以学习者为中心，不能是填鸭式的灌输。”这是杨希最重视的一个原则。
来自云南丽江的纳西族女孩木淑敏，从书中一直学习感恩，她在演讲课上和大家分享她看到一个故事：一个国外的女孩从大城市带了两块黑面包给农村的奶奶。其实，这有点像她自己，她坐飞机回云南看爸爸妈妈时，也偷偷把飞机上送的饮料留起来，带回家给妹妹尝一下。
周末则是独支玛唱歌跳舞的时间，刚刚13岁，她已经长到1米72，她还保留着“摩梭人张嘴就是歌，抬腿就是舞”的秉性，藏族歌、汉语歌、英文歌，样样在行。
格茸和伙伴每年回一次家，她们的变化在云南迅速引起了很多关注。2011年，她们去美国观看国际网球比赛，在赛场上表演了自己编排的本民族舞蹈，很多美国人都看呆了，这个镜头传回云南，许多少数民族孩子的父母都从电视中看到了自己的女儿。
香格里拉州也因此新修了一些体育场馆。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民族很多人独特的身形和性格很适合培养成为运动员。“从一个孩子的变化到一个家庭的变化，再到这个地区的变化。”杨希说，这是她开始没有想到的。
“一要学会做人，二要做有文化人，第三才是优秀的运动员。”杨希每次看到和说到这些女孩时常会眼眶湿润。格茸和独支玛的比赛成绩很突出，可能成就运动员的冠军之路，但是她们依旧热爱阅读、画画和跳舞。卓玛央宗则英文非常棒，欧洲教练的大段英文讲述，她翻译得清楚而准确，她还喜欢朗诵诗，自己写的《我的家乡香格里拉》每次朗诵时都会随性改写。卓玛央宗的父母是教师，她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优秀的教师。“根据自己的个性成为自己人生的冠军。孩子的成功不是用学业成就来衡量，而是按照孩子自己对成功的定义来衡量。”杨希说。
从一群女孩到一所学校
本来一切可以随着女孩的长大，平静地发展下去，另外一个问题却一直在杨希脑海中浮现。既然强健体魄可以和文化教育如此相得益彰，为什么不用这种方式去让更多孩子获得全面的成长呢？“我要给孩子们一个这样环境，把自己见过的国内外最好的教育精华带给更多的孩子。”杨希说。
建一所学校的想法越来越强烈。“在这里，体育锻炼不再是争夺孩子们学习时间的‘二等课程’，每个孩子的特长与独特兴趣，也不会被视为离经叛道的‘瞎折腾’。”
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曾经的女排队长、国家网管中心主任孙晋芳的支持。“你看到这些女孩，就看到了教育的魔力。”孙晋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一直看着这些“山花”的成长，经常在她们训练时，和杨希手舞足蹈地演示各种动作，孙晋芳还忍着当年训练留下的伤痛，和孩子们一起高抬腿跑，像当年在赛场上为队友加油一样，大声鼓励督促她们。
“或许是由于我们这一代人特有的体验，或许是由于对中国教育的一点点思考，在自己刻骨铭心的心灵历程中，我们有一个关于下一代人健康成长的梦想。”孙晋芳觉得，应该为中国的学生量身定制一种优质的教育，让未来体育界的世界冠军有文化，让文化精英都能有健康的身体。
为此，孙晋芳和杨希走路谈，吃饭谈，谈学校应该有什么样的教育理念，该有怎样的教师队伍、如何优化课程设计、怎么去争取各个部门的支持。两个身高1米8的老世界冠军经常6点多就起床去各个部门蹲守。
事情终于有了眉目。教育部、北京市教委、北京市朝阳区教委、中国网球协会给予了大力支持，并且核名为北京世纪东方学校，选址在国家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这样一种理念，也吸引了美国人白思楠。白思楠是北京京西学校基金会理事及创始人，多年来，她在以中国为基础和目标的慈善、教育、能源等领域担任顾问，对中国及国际的教育理念和方式有很多认识和实践。她不要薪酬，出任学校的筹备顾问。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好的教育都是相同的。”白思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白思楠认为，考试、课堂、书本都不是教育的真谛。
“但我不认为中国的文化和基础课程出了问题，我们同样用中国的教材，学生参加北京市统一考试，我们只是改变教学方法。”白思楠建议，在教学中依旧采用当时“山花”采用的交叉学科的教学方式，打破课程限制，例如在体育、艺术等课程的教学中，融入英语教学；在体育课程中，恰当、自然地融入数学内容等。
越来越多的人来出谋划策。克罗地亚女子国家队主教练巴越、北京潞河中学校长张世义、北京小学校长吴国通、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中心小学校长马骏、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幼儿园副总园长国秀华、景山中学的老校长游铭钧等很多教育领域内的人士，都频繁出现在学校的筹备办公室里。游铭钧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里的每个人都对中国教育的改革有自己的梦想，希望找到一个出口和试验田。”
格茸和独支玛还不知道，一所全新教育模式的学校将由培养她们的经验而生，而未来还会有更多像她们一样的贫困山区的孩子来到这所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