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28日，国务院宣布将国家金融综合改革（简称“金改”）试验区定点浙江省温州市，并提出12条改革意见，要求制定民间融资管理办法，发展金融组织，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至此，一场以解放民间资本为核心的金融改革拉开了大幕。
温州，是中国大陆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是闻名中外的“温州模式”的发祥地。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温州人一直以“先行者”和“探路先锋”的身份，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此次“金改”，温州再次被推到前沿阵地，又一次成为改革的“急先锋”和“开拓者”。有学者认为，温州此次担纲“金改”的意义，不亚于当年“小岗村”在农村土改中的示范意义，亦不亚于当年“温州模式”在市场经济中的示范意义。
在当今中国大陆，民间金融问题是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国务院为何把“金改”定点温州呢？带着这一疑问，记者通过多种途径，调查了解了温州有关人士。综合他们的介绍，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内情。
一、温州雄厚的民间资本和活跃的民间金融机构提供了前提条件
据有关人士介绍，在温州这块改革的热土上，不仅有着雄厚的民间资本，而且有着悠久的金融机构改革历史。
1980年，全国第一个实现利率浮动的信用社——温州市苍南县金乡信用社在温州诞生；1984年，全国第一家有合法身份的“私人银行”——方培林在温州市苍南县钱库镇创办的“方兴钱庄”获工商局批准，这是一家能够吸收存款并放贷的民间金融机构。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温州的民间资本已超8000亿元，这些积攒于本地企业家、几百万在国内其它地方创业的温州人以及60万遍布于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温州华侨积累的资金汇聚到温州，形成了强大的温州民间资金流。而这些充沛的民间资本需要找到出口，自然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温州民间金融。
从温州这片土壤生长出的民间金融，一直试图撑大民间金融的“政策之笼”，并不断努力争取获得合法身份。早在1985年夏天，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对外联络处处长的王岐山，对“方兴钱庄”的方培林表示肯定，他认为，中国金融体制要改革，需要外围的力量来推动。
然而，温州民间金融也走过一些弯路。1986年，温州的乐清、苍南兴起了一种民间互助资金热，在当地称为“抬会”、“排会”，它以“高息”为条件吸引群众入会。但一年后，因为资金链断裂，“抬会”发生集体性雪崩，一个案件就波及10多万人，一度引发民间借贷的信用危机，也受到政府的强力打击。于是，一些人又开始思索纠错的途径。同年，温州的杨嘉兴等8人集资31.8万元，创办了中国最早的股份合作制信用社——鹿城城市信用社。杨嘉兴曾在1984年向银行贷款未果，最后靠高利贷才解决问题，因此萌生了创办信用社的想法。但这一新生事物，一开始就遭到了人民银行温州分行的反对，后在时任温州市市委书记董朝才的推动下，才得以顺利开业。
据统计，到1994年，温州城乡共创办了51家城市信用社和农村金融服务社，服务于个体工商户和民营、股份制合作企业，其中城市信用社个人直接或间接持股比例较高。之后，城市信用社被纳入银行监管体系，是民间金融第一个被收编的“幸运儿”。
1999年，鹿城城市信用社改组为温州市商业银行，由地方财政控股。2003年，温州市商业银行又进行增资扩股，吸引了7家私营企业入股3亿元，国有股再次居于非控股地位。
1987年，温州第一家融资性“农村基金会”诞生。后来，在政府有关部门支持下，温州农村基金会发展到了88家，主要从事村民、村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的资金调剂。但由于当时的“农村基金会”变相吸收社会存款，出现了一些挤兑风波。1993年中国人民银行浙江分行下发文件，提出“取缔、撤销、规范、改组”的要求，导致农村基金会走不了多远。
民间金融的探索之路随后进入10年低迷期，直到2002年8月，时任央行行长的戴相龙赴温州调研，提出温州金融体制改革的设想。当年12月，浙江省政府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联合在温州召开“深化温州金融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宣布温州作为全国唯一的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正式启动新一轮金融体制改革。
2003年，温州新一届市委市政府提出了“一港三城”的建设计划，“一港”即建设东南沿海大商港，其中，“构筑资本活跃的金融港”是重要内容，目的是将温州打造成为“浙南闽东的区域金融中心”。
由于种种原因，这两项改革最后都无疾而终。但对今天温州提出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和建设全国民间资本集散地中心都起到了很重要的探路作用。
二、温州中小微型企业“高利贷”典型案例在国内外反响强烈
尽管温州有着雄厚的民间资本，而且金融机构改革非常活跃，但是，2011年4月以来，温州经济风云突变，中小企业主“跑路”、“跳楼”事件不时见诸报端。他们要么借了高利贷，但营业利润抵不上所需偿还的高额利息；要么自己担保的巨额资金连本带息难以收回……走投无路之中的他们只能一跑了之，或跳楼自杀以求解脱——
温州正得利鞋业老板欠债4亿从22楼跳下；
江南皮革老板黄鹤欠下数亿赌债逃跑；
9月21日，温州眼镜大王胡福林神秘失踪（后来得知他是不辞而别到了美国）；
9月23日凌晨，一个名叫张秀慧的高利贷中介人从27楼纵身跃下，将恐怖气氛推上了巅峰……
更可怕的是，中小企业借贷危机已不限于温州和浙江，还波及到了江苏、福建、河南、内蒙古等省份，并有愈演愈烈之势。
“温州缺钱，由个人、钱庄、企业、官员、正规担保公司、银行等构筑的资本链条，正在逐环断裂，由民间高利贷支撑的温州中小企业正遭遇空前危机！”各类报刊、网站关于温州危机的报道铺天盖地，令国内外一片恐慌。全国为之震惊，世界为之侧目！
危机为何骤然降临？有关专家的分析是——温州危机与银行直接相关。去年8月，温州各家银行担心资金风险，对贷款企业抽资、不续贷，小企业贷款比7月份减少了373亿元，许多企业资金吃紧。温州有40多万家中小企业，绝大部分企业难以得到银行支持。 导致温州企业资金紧张的另一个原因是企业的利润低微。2011年，温州中小企业利息远远大于利润率。为了求生，民间高利贷成为许多温州企业的无奈选择。当地民间借贷的年利率曾一度高达100%，与此同时，中小企业的利润普遍仅为1%至3%，利息率大大地高于利润率。饮鸩止渴的结果，只能是使资金链断裂、企业主出走。
其实温州并不缺钱，缺的是资本的用武之地，缺的是放大资本的途径，即缺少可以运作的项目，而民间资本屡遭不公正待遇是主因。
以民间资本进入典型的服务业加油站为例，国家在制订民企向加油站投资政策之时，设立了一个附加条件，即所有民营加油站，必须从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三家企业购买油源。而且，此前国家曾出台过与之相关的规定，所有民营炼油企业制造的成品油，必须而且只能销售给以上三家国企。而作为国有垄断企业，三大石油巨头本身也经营加油站业务，并已形成销售网络。
在如此偏袒的游戏规则下，民间资本即便能勉强进入石油行业，又怎能有实力与三大巨头抗争？类似的情况在不同行业中频繁出现，如在新农村建设、能源开发、邮政快寄业、山西煤矿新政等，民间资本都遭受种种不公正待遇，最终无奈地接受被“兼并”的命运。
有关专家说，民营企业至今仍遭受到诸多障碍与困扰。有些地方对民营企业存在着偏见，中央政策落实到地方就完全变了味。一些行业的市场准入还存在障碍，某些地方政府扶持力度不够，服务意识更是少之又少，有的甚至对民企卡、压、拿……致使民企融资难，人才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弱。许多高利润的行业被国有资本垄断着，不对民间资本开放。例如，2005年9月，北京刚启动国企改制，就向温州民资频频“招手”，涉及北京国资委的招股项目多达180多个，还有金融“超市”等多个“商品”。然而，当携带着资金、技术、市场、法律方面的智囊团的温州民资考察团北上与北京国企“相亲”时，却发现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合作项目的具体操作上，双方的差距甚大。如北京国企要求温州民资增资参股，但不能控股，对于温州商人来说，不控股就意味着没有话语权，不能把握企业发展的方向，这是他们无法接受的。所以，这次声势浩大的相亲会仅两天就匆匆谢幕……由此可见，民资要想进入原本被禁止的领域，尚需要更适宜的环境。
那么，如此多的民间资本都到哪里去了呢？有关专家说，温州海量的民间资本，因找不到增值之门，就只能蜂拥进入投机领域：炒钱、炒房、炒邮、炒古董……对于投机带来的风险，他们并非不知道，但是，“富贵险中求”，丰厚利润的诱惑，让他们欲罢不能。
当然，这么多的“炒”之中，最大量的还是“炒钱”——即高利贷。如“老太太银行”就是民间高利贷催生出来的“金融怪胎”。在许多村子里，一些人被公认为资金周转人。谁手里有闲钱，会先向他们登记。如果谁做生意要借钱，周转人就会将登记人的钱借给他，短短几个小时就能筹集到数百万元，而这数百万元资金的控制者，正是一些文化程度不高的中老年人。当然，这中间的“利润”是十分丰厚的。
温州的经济动荡很快惊动了中央高层，在国家领导人的眼里，温州是极具象征意义的城市，她是带动中国民营经济的引擎和风向标。于是，才有了国务院将“金改”定点温州的战略决策。
三、温州“草根”经济学家周德文极力“上书谏言”引起高层关注
其实，此次国务院能将“金改”定点温州，在温州读书、工作、生活了三十多年、自称为“草根”经济学家的周德文是最大推手之一。
周德文，在大学任过教，在企业当过老总，后又到科研机构研究经济。他既是民营经济、“温州模式”研究专家，又被温州的父老乡亲称誉为“温州形象大使”，现任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温州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
早在温州经济危机发生的前些年，周德文就发现端倪。他看到中小企业生存日益艰难，看见高利贷现象愈演愈烈，一直忧心忡忡。他多次以各种方式向社会发出预警，指出中小企业即将到来的倒闭潮，警示温州民间金融业堆积了巨大风险，并警告说危机随时可能爆发……然而，人们并没有把他的话当回事。有人还说他危言耸听，骂他是“乌鸦嘴”。
但是，周德文不畏惧，不气馁，仍然义无反顾的继续为民资合法化、阳光化奔走呼号。直到温家宝总理亲到温州调研，他的一腔热情才真正得到了焕发的机会。
去年10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率领财政部长谢旭人、央行行长周小川、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等大批财经高官，及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省长夏宝龙等赴温州考察，与当地中小企业家座谈。这是温家宝总理在“7·23”温州动车事故之后三个月内第二次赶赴温州，周德文受邀赴会。此前，国务院办公厅专门给他打电话，希望他在座谈时讲真话，总理爱听真话。
在座谈会上，温州企业家纷纷发言，向总理倾倒苦水。将中小企业贷款难和劳动工资成本增加、税收负担过重，以及欧美金融危机造成订单减少等困难向总理提了出来。
周德文则以他对中小民营企业的深刻了解，尖锐地提出了许多政府以前不愿面对的问题，并就民间金融、中小企业减免税等问题，作了近半小时的汇报。他深入剖析倒闭企业的内忧外患，银行对中小企业授信上的歧视，中小企业税负过重等等。他明确指出，目前出现的融资难和民间借贷危机有其必然性，原因就在于国家金融发展与创新过于滞后。他说，“我说得很直白，金融领域的高垄断已经不利于小微企业的发展，对这类企业缺乏扶持，金融体制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实体经济的发展。”
座谈会上，周德文向总理呼吁：银行业垄断的局面必须打破，国家应当给予民间金融机构以合法的身份，让民间金融机构取得国民待遇。他还针对国家发布的几个推进金融改革的文件发表看法，认为文件一直停留在纸面上没有得到落实，有的文件内容太虚，他一连举了好几个例子。他希望国家能制定实施细则，以打破行业垄断的坚冰，银行业监管应当公正对待所有合法金融机构，承认民间借贷的身份，为其量身定制监管方式，使民间借贷最终可以通过成立中小银行、风险投资联保基金等手段，合法地为中小企业融资，让民间资金支持中小企业规范化、阳光化。温总理在听完他反映的问题后，当即向他表示“批评得对，批评得很中肯”。
也正是在这次座谈会上，周德文向总理大胆谏言，要求为中小企业减税。据他对各个企业的调查，我国中小企业实际税负超过了产值的30%……如果进行金融体制改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话，可以在温州先搞试点。温总理当时就表态“可以考虑”，并专门叮嘱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浙江省政府要主动与中国人民银行联系、沟通进行研究，尽快提出试点方案，报国务院审批。当周德文讲完以后，温总理说：“你系统地提出了解决中小企业困难的办法，你是温州最有权威的发言人！”
在今年全国两会召开之前，周德文组织力量起草了《民间借贷法》、《民间资本投资促进法》两部法律草案，在全国两会上，请温州籍代表以全国人大代表提交议案形式在两会立案，将与温州进行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很好的结合。
周德文向总理提出的关于“在温州先搞试点”的建议，受到高层领导的高度重视，温州市政府抓住温家宝总理赴温州调研的契机，迅速起草了相关的金融改革方案，并上报浙江省政府。从温总理到温州调研，到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获批，总共只用了五个月的时间。
在今年3月28日国务院宣布将“金改”定点温州的第二天，即3月29日，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顺利完成登记注册，并于4月26日开业运行，这是温州市、乃至浙江省的首家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该公司注册资本600万元，由14家法人、8个自然人投资设立，经营范围涉及信息登记、信息咨询、信息发布、融资对接服务等。目前，已有人人贷、速贷邦、宜信及温州本地的攀远经济信息等四家从事民间借贷融资对接业务的投资公司等中介机构进驻。
至于试验区工作的重点和要点，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最近表示，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要点和重点在于“减少管制、支持创新、鼓励民营、服务基层、支持实体经济、配套协调、安全稳定”。温州在金融综合改革过程中要增加透明度、依靠人才、加强规范、鼓励竞争和创新，通过挖掘潜力提高金融资源的效率。在把握好方向原则的同时，大胆探索。
我们期望，温州通过此次金融改革试验，为全国的金融改革杀出一条血路。我们坚信，温州在此次金融改革试验中，一定能象“温州模式”那样，再次成为成功的开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