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2月11日下午，我随吴中杰教授夫妇到王元化先生所住的上海庆余别墅访问。王元化论学往往一针见血，臧否人物无所顾忌，听来别有一番震耳之感。而他谈得动情时的神态，至今历历在目。
王元化的父亲王芳荃（1880-1975）少时家贫，得教会资助就学，1906年东渡日本，在东京志诚学校教英语，1911年返国进清华留美学堂讲授英语，后赴美留学，在芝加哥大学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又回到清华任教。那时同住清华园南院的是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王元化童年在清华园度过。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8月8日，日军开进北平，王元化辗转到了上海。1938年，18岁的王元化加入中国共产党。
重新审视传统名著
当年王元化在江苏文委孙冶方、顾准等人领导下工作，主要在上海参加地下党的文化活动。而孙冶方、顾准日后被视为难得的学问家、思想家。王元化说：“这是很特殊的，是一个个案的问题，不能成一个典型。任何地方都很难找到的，我入党时，孙冶方是书记，顾准是副书记。我是吸取地下党文委的奶汁长大的，我那时才十几岁，他们做人行事的习惯，无形当中感染我。那种党内的生活氛围使我非常怀念。”
1946年-1948年，王元化在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任讲师，教授大一、大二基础国文。刚开始教书时，王元化自感基础差，有时备课到凌晨一点多钟。有些学生觉得王元化的年龄跟他们差不多，不免轻视。王元化也很慌，讲话有点心里发抖，吃了很多苦头。他不得不埋首读书，忽然看到鲁迅的《摩罗诗力说》，有五次提到《文心雕龙》。王元化说：“《文心雕龙》有一篇《辨骚篇》，讲屈原的《离骚》，刘勰认为后世模仿《离骚》的作家可分为四类：‘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鲁迅说屈原的后世模仿者：‘皆着意外形，不涉内质，孤伟自死，社会依然，四语之中，函深哀焉。’他怎么可以看出这么深刻的道理，我怎么一窍都不通，这句话里怎么有‘深哀’—深深的哀痛在里边呢？他是为了挽救社会而讲这些话。才高者是用屈原的体裁去模仿他的，真正对他思想内在的东西一点没有理解。他说刘勰讲这四句话时，有一种深深的哀痛在里边。”
王元化对古典的认识有一个曲折的过程。他原以为像鲁迅所说“中国古书滚他娘的，丢到茅厕里就算了”，后来觉得不对了。在孤岛时期，王元化的母亲曾请任铭善先生教他《庄子》、《说文解字》、《世说新语》。那时他并没有心思读，但是母亲叫他读，不得不读。后来，王元化向汪公岩先生请教《文心雕龙》、《楚辞》、《文选》，汪先生曾教过宣统，所涉及到的古书，王元化一窍不通。汪先生说：“你不懂这些东西，没法懂中国文化。”王元化这才转过头来，重新审视传统名著。
从此，王元化将醉心于文学批评的精力转而潜心于《文心雕龙》的研究，其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著作《文心雕龙创作论》（后改名《文心雕龙讲疏》）中的某些观点即萌生于讲课之中。1959年底，王元化经历几乎精神崩溃的数年审查后，被定为“胡风分子”，开除党籍，行政降六级。1960年初，王元化被安置于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重新致力于《文心雕龙》研究，时任文研所所长的郭绍虞对他多有教益和提携。1979年，王元化积多年心血之作《文心雕龙创作论》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但开风气不为师”
从上世纪80年代初起，王元化结合切身体会，写出一批在思想界深具影响的思辨文章。在《和而不同 群而不党》一文中，他认为：长期以来，在学术思想领域里散播了过多的仇恨，在学术领域里也存在着问题。“我觉得我们还缺少一些宽容精神。我觉得前人有两句话很值得我们注意，这就是‘和而不同’和‘群而不党’。这种精神也许可以消除一些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的无原则纠纷。”
1985年，王元化作为华东师范大学的兼职教授，开始招收首届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此后培养了陆晓光、蒋述卓、吴琦幸、胡晓明、傅杰等知名学者。上世纪80年代后，王元化的思考重心，已不专门放在纯文学、纯理论上。他关心文化史、思想史上的重要现象，在这些领域中撰写一系列论文札记。王元化常说自己是“五四的儿子”，坚持对五四的重新思考，涉及到文化传统问题、政治哲学问题、中西思想比较问题、近现代思想人物评价问题等。对鲁迅和胡适等五四时期重要的思想人物，王元化晚年又有新的思考。
论20世纪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少不了要谈鲁迅和胡适两个人。王元化说：“我年轻时也是一个鲁迅的崇拜者。七七抗战爆发后我逃难出来，眼镜钢笔都不能带，书更不必提，我偷偷地带了两本《海上述林》，还有一张我按照鲁迅的照片画的像。鲁迅当然是很伟大的，在20世纪能够传的人恐怕也不多，鲁迅一定可以传，但是我们应该实事求是讲，鲁迅有一个很曲折的道路。从对鲁迅带有浓厚崇拜色彩冷静下来，对我们认识鲁迅、尊重鲁迅有好处。我觉得他在《二心集》、《三闲集》之后，一直到《且介亭杂文》，他的作品好的就不太多了，晚年又出现一些重现他思想光芒的东西，可惜没过多久就去世了。”
而对胡适，王元化认为：“从五四以来，胡适自己对自己的批评，我觉得比较冷静。他也是很重身后名的，我举几个例子，他写信是留底稿的，他写日记，那是留下很重要的文献资料，对中国现代的思想史、文化史很有参考价值。我小时候在清华园，赵元任先生是我的父执辈，赵元任说过一句话：‘胡适的日记是写给别人看，我的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赵元任先生的日记有很多符号、音符、拼音文字，有很多只有他懂的记号。这说明胡适对他身后的东西是很重视。他有一句引用龚自珍的话：‘但开风气不为师。’他的确是开风气，比如他的《中国哲学史》上卷，那是第一次用西方的方法、观点来写中国的哲学史。当时很受推崇，像蔡元培先生就很推崇，但是而今安在呢？他研究《红楼梦》，写了许多文章，但是他跟苏雪林的谈话里说：我虽然写过这么多字，我认为《红楼梦》还不如《海上花列传》。他对文学艺术的鉴赏方面有些问题，当然不能从一个孤证来论断。他在日记里论到《哈姆雷特》、《奥瑟罗》，觉得那是很蹩脚的剧本，他没看懂。那是在他名噪一时的时候，他看恐怕是看的，但是文学的鉴赏力不太高的。胡适在学术上推荐崔东壁，主张疑古派，崔东壁的遗著甚多，顾颉刚用了10年的时间把崔东壁的著作整理出来。其实是没有太大道理的，崔东壁就是受了日本的影响，有一种怀疑的精神。胡适大胆地怀疑，小心地求证，他是受过杜威或者美国百科全书的影响，同时受影响的是中国的崔东壁。顾颉刚以为除了《诗经》以外，什么《左传》、《尚书》都是伪作，结果这么多年来经过挖掘证明都不是伪书。这种观点统治了当时研究古书几乎是二十多年。我在学术上很多地方不同意胡适，他站不住。但是从他的人格来讲，确实是值得我们尊重的。我曾到台湾他的墓前凭吊，我很尊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