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年来，随着萧红在国内外文学界的评价攀升和影响日隆，有一种疑问亦间或披露于不同的场合：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坛上，萧红并没有受过系统的文学教育和严格的写作训练，其最初的创作起点也不能说很高，有的作品甚至不乏明显的粗疏、生涩与散漫，然而，在短短三年（1933至1935）左右的时间里，她却异军突起，后来居上，迅速成为一颗炫目的新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并最终赢得了历史的接纳与褒奖。其中的原因和奥妙究竟在哪里？对于这个问题，专家们已有的回答，大都着眼于其天赋。如张梦阳先生认为：“对于萧红来说，她的那些欠成熟的作品的吸引力，来自一种灵异和气场，这是不能用文学概论的既定理论解释的。”刘纳女士则表示：“惊羡萧红看似稚拙却能‘力透纸背’（鲁迅）的文字”，佩服“她仿佛不须费劲便拥有的文学才能”。这里，所谓“灵异”、“气场”和“不须费劲”云云，说到底是一种天赋，即一种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出色地驾驭语言和编织作品的能力。
应当承认，就文学创作而言，萧红的确具有卓越的天赋。她面对生活和文字特有的敏感、聪睿与才情，她描写场面、细节和景物每见的出奇制胜和超凡脱俗，都不是一般的同行所能及。关于这点，大凡细读过萧红作品者，自会有深切的领会和充分的感知。不过，我又觉得，要想真正弄清萧红于文学上之所以成功的原因，仅仅看到她的天赋恐怕还不够，除此之外，她后天付诸的种种探索与追求同样需要关注，甚至更值得研究。而在这方面，萧红自己曾留下过一番十分重要的陈述。据聂绀弩回忆，1938年初，在临汾或西安，他与萧红有过一次关于文学创作的谈话。当时，聂绀弩称赞萧红是才女，堪比《镜花缘》里应则天女皇考试，从群芳中胜出的唐闺臣。但萧红却不承认，她辩解说；自己是《红楼梦》里的人，而不是《镜花缘》里的人。接下来，聂绀弩写道：
这确是我没想到的。我说：“我不懂，你是《红楼梦》里的谁？”我一面说，一面想，想不起她像谁。
“《红楼梦》里有个痴丫头，你都不记得了？”
“不对，你是傻大姐？”
“你对《红楼》真不熟悉，里面的痴丫头就是傻大姐？痴与傻是同样的意思？曹雪芹花了很多笔墨写了一个与他的书毫无关系的人，为什么？到现在还不理解。但对我说，却很有意思，因为我觉得写的就是我。你说我是才女，也有人说我是天才的。似乎要我自己也相信我是天才之类。而所谓天才，跟外国人所说的不一样。外国人所说的天才是就成就说的，成就达到极点，谓之天才。例如恩格斯说马克思是天才，而自己只是助手，是指政治经济学这门学说的。中国的所谓天才，是说天生有些聪明、才气，俗话谓之天分、天资、天禀，不问将来成就如何。我不是说我毫无天禀，但以为我对什么不学而能，写文章提笔就挥，那却大错。我是像《红楼梦》里的香菱学诗，在梦里也做诗一样，也是在梦里写文章来的，不过没有向人家说过，人家也不知道罢了。”
——《回忆我和萧红的一次谈话》
在这段谈话里，萧红虽然承认自己并非“毫无天禀”，但对于那种认为她是“天才”，“对什么不学而能，写文章提笔就挥”的说法，却给予了断然否定，明言“那却大错”。而聂绀弩之所以要转述萧红这段自我评价，其目的也在于提醒人们，不要过高估计萧红在文学创作上的天赋因素。用聂公自己的话说就是：“萧红虽然是我们大家公认的才女，她的著作，全是二十几岁时候写的。但要以为她是不学而能，未曾下过苦功，却是错的。这种错误看法，很容易阻碍青年学习写作。‘我没有萧红那种天生的才能，学习写作就学不好’。这样一想就万事都休了。”
二
那么，自喻为《红楼梦》中“痴丫头”的萧红，在文学创作和成才的道路上，又下过怎样的“苦功”？
在不少人心目中，萧红一生，在学校读书的时间不多，初中刚毕业，就由于不能忍受家庭的包办婚姻而出走，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因此，她的文学乃至文化素养谈不上富足或丰厚。这样的看法固然基于萧红实有的生存境遇，但由此展开的推理和得出的结论却不那么妥切。这里，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作家文学和文化素养的高下，尽管与其在学校接受系统教育的程度密切相关，但二者之间并不是简单绝对的成正比，这当中，作家本人几乎与时光和生命同行的随时随地的求知欲望、学习精神和自修能力，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有时甚至起决定性作用。正因为如此，中外文学史上才会出现高尔基、沈从文这样自学成才的大作家。当然，由于萧红离世过早，她已有的文学成就还不能同高尔基乃至沈从文相比，但倘若就知识输入、文化积累的基本方式和主要途径而言，他们却又不无相同或相通之处，即都主要是在社会这所大课堂上，凭借勤奋刻苦且持之以恒的阅读自修，不断充实和提升自己，最终成为一个时代高端文学的代表人物。
从相关资料看，萧红大约从五岁起，就开始接受中国古典诗歌的启蒙教育，最早的教师则是非常喜爱她的祖父。那时，萧红随同祖父起居，每天晚上睡觉前，或早晨醒来后，祖父都要教她吟诵《千家诗》。对此，萧红很是着迷，有时半夜醒来，还要禁不住高声念诗。这样的诗教虽然包含了游戏和消遣的成分，但对于培养小孩子的文学兴趣和语言感觉却十分重要。萧红上小学时，学习认真，听讲专心，各科成绩均好，其中对语文课内容格外用功，作文常常受到老师的夸奖。到哈尔滨读中学后，萧红更是在时代风潮的影响下，开始了如饥似渴的文学阅读，当时，她不仅大量阅读了鲁迅、茅盾、郁达夫、郭沫若、冰心等人的新文学作品，而且还潜心揣摩了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以及汉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等中国古典文学名篇，甚至还浏览了校园里能够找到的外国作家的著作。她的散文《一九二九年底愚昧》，曾谈到自己上中学时读美国作家辛克莱小说《屠场》的情况。而根据别人的回忆，那时的萧红还很投入地阅读过托尔斯泰、普希金、莫泊桑、雪莱、海涅等人的作品。所有这些，顺理成章地转化为一种浓郁的写作兴趣，于是，萧红在黑板报和校刊上留下了最初的诗歌和散文。
进入社会后，萧红辗转于北京、青岛、上海、日本东京、武汉、临汾、西安、重庆、香港等地，生活虽然极不安定，但如影随形、因地制宜的读书学习却从来不曾中断，即使在成名之后，也依旧如此。以萧红旅居日本为例，其动机和目的原本是为心灵和情感疗伤，只是一旦安顿下来，她还是抓紧时间充实自己：一边攻读日语，以求更方便地阅读外国文学作品；一边研修唐诗，努力打通自己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为此，她在写给萧军的信里焦急地喊着：“唐诗我是要看的，快请寄来！精神上的粮食太缺乏！所以也会有病！”读着这样的文字，我们不难体察到写信者渴望读书的迫切心情。另据老友舒群等人的回忆，萧红成名后，始终保持着从中学时代开始的对俄国进步文学和苏联文学的由衷喜爱，常常在创作的间隙里，认真研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契诃夫、法捷耶夫等人的小说。在刊发于《七月》杂志的《无题》一文里，她针对所谓“屠格涅夫好是好，但生命力不强”的说法，毅然写道：“屠格涅夫是合理的、幽美的、宁静的、正路的，他是从灵魂而后走向本能的作家。”这说明，萧红在学习俄罗斯和苏联文学方面，已形成自己独特的见解和心得。此外，萧红在作品中提到的外国作家，至少还有美国的杰克·伦敦、史沫特莱，法国的罗曼·罗兰、巴尔扎克，爱尔兰的叶芝，英国的曼殊菲尔，德国的雷马克、丽洛琳克，俄国的班台莱耶夫等。由此可见，作为作家的萧红，实际上进行过相当广泛和十分持久的文学阅读，并因此而形成了并不那么单薄和贫瘠的文学积淀与文化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