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2年后延安文学创作中的母性叙事呈现出了与之前截然不同的景象。其中，血缘关系的缺席，母性主体的他者认定，以及母性本体权利意识的缺失，让我们看到了被延安主流意识形态改写后的“母性”。当文学叙述者为了国族的解放而遮蔽了与女性性别、女性体验紧密相关的女性生命本体问题，那个“被压抑”的性别群体依然不能成为一个自觉的主体，也不可能超越特定的时代局限，以女性主体的身份成为合法的历史叙述者。
关键词：延安；母性；叙事模式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2）06－０100－０5
长期以来，母性总是被描述成女性与生俱来的天性，其中包涵着赋予生命的人类大爱。而美国生物人类学家贺迪在《母性的自然史》一书中却认为，母亲对待自己的婴儿并不存在固定的行为模式，无论是哺育、爱护乃至牺牲自己，还是恶意遗弃或是杀婴，都遵循着“物竞天择”的逻辑。但是，有关母性的文学书写却远没有生物人类学家的研究那样“理性而客观”。人们更愿意相信母性是女性先天的、美好的品质，对于缺乏母爱的女性，人们往往在不自觉中产生某种抵触或反感的情绪。如果我们将人性视为男女两性共有的人类第一天性，那么，母性则可被视为男性不具有且不能与之形成对应关系的第二天性。因而，我们亦可将母性视为人性在女性身上的特有需求与体验，而女性的人性也因此表现得比男性更加丰富①。作为自然造物的结果，女性更多地承担起人类自身繁衍的责任。她们在与孩子的血肉联系中，在孕育与哺养孩子的同时也养育着自己的母性。从这一点出发，母性的需求当可视为女性不可侵犯的权利。如同其他基本权利一样，女性作为理性的存在，她可以自主地放弃这项权利，比如说在战争环境下不进行孕育、生育等。当女性自觉自愿地行使这项权利时，阻止其母性的需求则应被视为天然的非法。在一些所谓女性解放的思想中，并不将母性视为女性的特有属性，以至“只有人性，没有母性”成为了某些女性解放者的行为准则。她们自觉地追求并捍卫与男性共享的社会权利，却在刻意地压抑着自己的母性需求，亦在刻意地抹煞生理构造带来的先天性别分工。事实上，这非但不能解放和丰富女性的人性，反而有损其丰富性的存在。特别是在某些社会性的政治功利之下，女性和男性被完全等同看待，无视其各自的性别特质与需求，将不生孩子或者不亲自抚养孩子作为一种革命倾向普遍推广，无疑是对母性的扼杀和对自然造物规律的反动。
笔者在《1940年代初延安保育困境的文学书写》② 一文中曾讨论雷加与尤淇小说中所表现出的对作为女性性别特质之母性的特别观照。然而，1942年后经历了整改的《解放日报》接连发表了几篇与之前截然不同的小说，推出了一套全新的“母性”叙事模式，值得研究。
*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性别视角下的中国文学与文化”（项目编号：05JZD00030）、吉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项目“《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中的性别问题研究”（项目编号：450060441120）的成果之一。
一、意识形态化的母子关系
叙事学家华莱士曾说：“我们无法理解错综复杂、千头万绪的社会历史，除非是把它讲成一个有头有尾的、向着一个未来发展的、情节统一的大故事。弗洛依德及其后来的精神分析学家们则发现，叙事对于个人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认识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理解和认识自己的方式就是讲一个有关我们自己的有意义的故事，而精神分裂则部分地源于未能把个人的过去组织成一个完整的叙事。在我们的日常社会生活中，新闻报导、奇闻轶事、小道消息、人物特写等等都在叙事，而我们就通过这些叙事来把握和理解我们的现实及其历史。因此，‘叙事’首先不是一种主要包括长篇和短篇小说的文类概念，而是一种人类在时间中认识世界、社会和个人的基本方式。”③ 我们相信历史有一个原初的存在，历史本身可能不是文本，亦不是叙事，但是历史的原初样态常常以一些无目的、无关联、无逻辑的事件与动作的形式存在，它只能以文本的方式为我们所感知，我们所接受的历史首先是它的文本化和叙事化，我们所看到的、读到的历史也只能是被叙述的历史。然而，作为文本的历史并不等同于历史的原初存在，它只是话语的历史，是话语对事件的“叙述、记述或记述的记述”④。因此，把握历史的特定叙述方式，理解叙述在组织历史中的意义就成为了解读历史必须面对的一个过程。而且，叙述本身是一项与权力相关的话语活动，任何话语都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中产生，都具有与之对应的权力基础。当我们把叙事理解为“话语”时，它便不仅仅是一种文本表达的方式，而成为一种意识形态。
同样，有关现实的文学书写作为对被叙述的历史的再叙述，其中的叙述视角、叙述方式也反映出叙述者或者某个叙述话语体系特有的目的与逻辑。文本中的叙述亦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它常常建立在一个共同的主题之上并为之服务。这个共同主题表现出一种抽象的、超验的整体性，其目的在于“把一个社群中的每个具体的个人故事组织起来，让每个具体的人和存在都具有这个社群的意义，在这个‘社群’中，任何单个的事件都‘事出有因’，都是这个抽象的、理性的‘社群’的‘感性体现’”。因此，所有特定组合的真实事件都被不同的方式加以编排并被当作不同种类的历史或是故事加以讲述。由于历史的原初存在或是与故事相对应的真实事件“并不是‘悲剧的’、‘喜剧的’或‘笑剧的’，而只能通过给事件强加特定故事种类的结构才能被建构成这些形式，因此，赋予它们以意义的恰恰是故事类型的选择，以及把这些类型强加给事件的动作”⑤。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本的生成与叙述行为直接相关，它是被再现、重述甚至扭曲、改写的真相。叙述往往难以逃脱意识形态的左右，不仅受到即时相应意识形态的牵制，甚至成为构建意识形态话语的重要元素。那么，当一系列产生于一个激流动荡，政治与主义竞相碰撞、交锋时代下的文本呈现于眼前时，我们有必要追问这些错综复杂的历史是如何被叙述甚至是被再叙述的。
1944年12月6日，《解放日报》发表了高朗亭的《雷老婆》。小说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记叙了农妇雷老婆保护红军战士逃脱敌人搜捕的故事。“我”在战斗中负了伤，组织建议转移休养，于是“我们”到了雷家砭的一户农民家里。从怕“我们”喝了冷的绿豆汤坏肚子到焦急而痛心地查看伤员的伤口，雷老婆像“关心自己的儿子似的”对“我们”悉心照顾。由于不坚定分子的出卖，在十几天后，三十多个白军包围了雷老婆的院子。雷老婆赶忙把“我”藏进一个地窖，连自家男人雷老汉也没有告诉。白军绑了雷老汉，把他吊起来打，但是雷老婆丝毫不透露伤员就藏在屋里的消息，还装聋作哑骗过了敌人。与之相似，发表于1945年3月21日《解放日报》的崔璇的《周大娘》，也讲述了一个老妇人救助伤兵的故事。周大娘在麦地里找到一个受伤掉队、奄奄一息的伤兵，名叫王来子。周大娘发现王来子的时候，一个日本骑兵正好骑马过来，周大娘机智地掩护王来子转移，逃过了一劫。离开麦地之后，为了防止被别人看见，周大娘先把王来子藏在村外的瓜棚，天黑了之后才把他偷偷扶进家。可是，王来子受伤留下的血迹把敌人引到了藏身的小沟村。周大娘先是在匆忙之中把伤兵藏在席卷里躲过了鬼子的第一次搜查，没想到他们半夜又返回来，不但拷打村民，还开始放火烧起房子来。为了掩护王来子，周大娘点燃了自己的屋子，装出被敌人打坏的样子躺在栅栏门口大声地哼哼。鬼子最终没再搜查燃起大火的院子，伤兵得救了，周大娘的家却在大火中化为灰烬。在1945年2月7日发表的伍延秀的《红色的布包》中，流浪的“我”在偏僻的山城旁边发现了一间破烂屋子，以为这是“断了香火的人家”，就大胆地推门进去想在这里暂住一下。进去之后才发现，破败的屋里坐着一个僮族老妇人。老妇人虽然生活穷困，但依然收留了又累又饿的“我”。不知不觉中，“我”躺在老妇人的怀里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发现老妇人吹燃松香，借着光亮看一个小红布包。经过百般央求，老妇人才让“我”看了这个布包，还要我把布包里纸条上的字读给她听。这是红军在此驻扎时用了老妇人二十斤柴草之后留下的一元钞票和一张字条。在狂风嘶叫的夜里，老妇人听着“我”讲起红军，想起自己的被抓走当了白军的儿子，眼睛里充满了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