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秀拉》作为托尼•莫里森第二部长篇小说展现了作者对于黑人未来的一种文化思索。这种思索中充满了对话性的因素。本文试图通过巴赫金对话理论对这部小说中对话的多声部性进行分析,从而揭示作家对于黑人种族、生存、女性等多重的思索。
关键词:托尼•莫里森;秀拉;对话理论
中图分类号:H018.1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9-9166(2010)014(C)-0253-02
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 1931― )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黑人女作家,并且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唯一黑人女作家得主。莫里森已经成为黑人历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她的力量在于她坚定不渝地书写:用笔和文字书写黑人们经历的血肉积累的历史。莫里森的作品是一部部精神探索之作,是黑人灵魂的指引。令她焦虑和担心的不是黑人耻辱的历史而是黑人精神的未来。一个把血泪的历史,困惑的现在,探索的未来三者结合起来的黑人作家,用自己一份执著的信念担负起了黑人精神家园的建构者。创作于1973年的《秀拉》[1]就是这样一部探索之作。这是莫里森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作为其早期的一部作品,《秀拉》呈现了作者在黑人精神上的探索。
《秀拉》的故事时间跨度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至黑人民权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高涨的20世纪60年代的中期。小说以女主人公秀拉与女友奈尔的友谊以及秀拉成长经历为主线,描写了四五十年间俄亥俄州德林市一个富有传奇和魔幻色彩的黑人社区“底层”的生存境况和生活变迁,探讨了种族歧视与黑人女性的自我成长,友情、性爱与婚姻,生于死,善与恶,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等多重主题。
巴赫金自称为“哲学家”,贯穿于其绝大部分著作的有一种精神,这就是交往对话的哲学精神。巴赫金的文学理论思想是从他的哲学思想中延伸出来的。对话理论中的叙述的多声部性是指“不同的声音用不同的调子唱同一个题目”。[2]这些具有充分价值的独立而不相容的声音形成同意和反对、肯定和补充、问和答的纯粹对话关系。这种对话关系无处不在。“一切莫不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似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3]这种多声对话现象揭示了生活的多样性和人类情感的多层次性。多声部叙述展示出“共时艺术”和“瞬时艺术”。作者让故事定格在某一段时间,某一个环境,并使其艺术视觉封闭于这一多样展开的瞬间,并且停留在这一瞬间之中,使这个瞬间的横剖面上纷繁多样的事物,各显特色而穷形尽相。如果人物内心矛盾分裂为两个人,表现为社会思想的对立、交锋,在作品中以对位的方式出现,在结构上形成人物和主题的对位分布就是大型对话。
夏娃作为整部作品中辈份最高的人,代表的就是一种原始传统的力量。夏娃是在苦难中走过她的一生的,命运似乎没有给她留下一点轻松的机会。五年伤心失望的婚姻生活结束于丈夫波依波依的出走,之后她在乞讨一般的生活中养大了三个孩子,牺牲自己的腿来换取一点赔偿金维持全家的生存。这并不是苦难的结束,“李子”,汉娜,秀拉,自己的亲人接二连三的死去,可以说夏娃的一生都挣扎在死亡的边沿。“李子”是夏娃唯一的儿子,在他小的时候,夏娃冒着生命危险,在黑夜的逼迫中,在绝望的煎熬中,用尽自己的全部救回了李子幼小的生命。但是,长大的儿子却没有真正成为夏娃眼中的男子汉。战争并没有培养出一个英雄,而是彻底毁灭了一个人的灵魂。这就是李子,他用毒品,酒精麻醉自己的神经。完全没有了作为人的意志。若干年后,当夏娃揭示了她为什么要烧死李子的原因,我们才看到了一种如此悲壮的母爱。“我已经尽了一切努力,让他离开我,像个男子汉一样地走自己的路,过自己的日子。可他就是不肯,这样我只好把他赶出家门,于是我就想出了一个办法,让他死得像个男子汉,不至于在我的子宫里揉得皱皱巴巴的,而是像个男子汉。”作为一个母亲怎么能忍心杀死自己的儿子,但是夏娃作为母亲的伟大之处正在于它不能对儿子痛苦的生命置之不理,不能对儿子自我放逐、自我戕害、自甘堕落的生存听之任之。夏娃选择了用火来为儿子送行。在非洲传统文化里,火是具有净化意义的。夏娃希望在火中成全儿子,使他成为男子汉,使他能够像凤凰涅�似的得到重生。绝望之爱中还有深深地希望。
在复调小说中,“到处都是公开对话的对语与主人公们内在对话的对语的交错、呼应或交锋。到处都是一定数量的观点、思想和语言,合起来有几个不相融合的声音说出,而在每个声音里听起来都是不同的。”[4]能够和夏娃构成不同声音的就是秀拉的生活方式。
秀拉的叛逆色彩也是整篇中最大的亮色。她那张扬的“玫瑰”越来越浓地散发着与众不同的清香。这种清香可以使“底层”污浊的空气得到些许干净。这支玫瑰植根于地层的污泥之中,在恶中吸取着精华,用茎上的刺刺痛底层的本质,却用美丽的花带给人们美好未来的向往。用鲜艳的颜色照亮黑暗的心灵。秀拉的反叛是以恶对恶的方式进行的。前一个恶指的是秀拉用不同于世俗眼光的性爱方式,后一个恶指的是世俗民众的虚伪、冷漠等。关于秀拉的反叛以往已经有许多评论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探讨,在此不再详述。[5]纵观来看,秀拉用性爱的方式在寻找自我的价值。黑人女性处在社会的最底层,莫里森想通过秀拉展示她对于黑人女性的一种思索。莫里森坚持自称“黑人女作家”,“身为黑人和女性,我能够进入到那些非黑人、非女性者所不能进入的情感与感受的广阔领域”。[6]秀拉受过高等教育,但在男人的世界中、白人的世界中她根本没有机会获得自我的价值。没有工作,没有朋友,甚至于没有家。在这样一个孤独的社会里,她感觉到了世界的冷漠与荒诞。她唯一拥有的是自己真实存在的身体和未被奴隶吞没的独立心灵。所以她选择了用身体来满足心灵孤寂的空缺:用性爱来表达一种对真诚平等交流的渴求,形成了我只为我的骄傲。“而我是像一株红山那样等死,我敢说我确实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秀拉的骄傲正在于她的孤单。这种孤单象征的是一种独立、自主、自由的生活方式。用自我的独立来反抗伪善道德同化的扭曲。
在这里莫里森指出黑人应该有自己的独特价值,即“黑人性”。20世纪70年代,美国黑人历史学家杜波依斯在论及如何改变黑人的社会处境问题时曾呼吁,要改变黑人的现实处境,仅仅去改变法律和现行体制还不够,必须来一场对整个社会的重建,来一场价值观念的革命。7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过后,在这一时期,美国黑人中的确有有识之士探索黑人处境问题,开始关注到黑人长期处于种族歧视的社会环境中,为了自我保护不得不压抑情感、个性,久而久之,长期的违背本性和对外界的防御造成了黑人个性的扭曲以及对于个人和民族的不认同。
对话性关注的不是一个声音的感情意识的同一,而是不同声音的配置及相互关系。多个声部形成的对话关系存在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直至人类心灵最隐秘的角落。莫里森在《秀拉》中展示了这样两条生存方式的思考,是她对于到底什么才是“黑人性”的一种探索。通过这两条道路的对话,莫里森在对黑人的发展中找到:在传统和现代的交叉中黑人的黑人性如何得到发扬。
作者简介:杨忠生(1979― ),男,河南灵宝人,现在郑州广播电视大学工作,助教,本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