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隐性辍学学生群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这个以“差生”为核心、以厌学为主要表现形式、以辍学为最后归宿的学生群体大约占中学生总数的40%左右。隐性辍学学生的受教育权客观上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侵害。这种侵害主要表现在班级编排歧视排斥、课时保证有效性不足、座位安排靠后靠边、课堂教学被忽视遗忘、教师态度冷漠偏心、管理要求松弛放任、升学机会被公然剥夺等方面。隐性辍学的学生总是被教师或家长有意无意地给予心理挫伤，这种心理挫伤一般通过冷暴力、人格侮辱、定势评价等方式造成。隐性辍学学生的身体健康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残，人生发展受到不同程度的扭曲。庞大的隐性辍学学生群的境况令人忧虑，呼吁关注隐性辍学的孩子们。
关键词： 隐性辍学 学生 境况
要描述隐性辍学学生群的境况，首先必须界定描述对象的范围。我们在《隐性辍学论（现状篇之一）》的《隐性辍学学生群的基本结构》中，分析论证了隐性辍学学生群是由学困生为核心部分、中等生为外缘部分、学优生为潜伏部分构成的群体。那么，怎样从外部表现来识别这一群体呢？我们在《隐性辍学论（现状篇之二）》的《隐性辍学学生群的表现形式》中，又分析论证了隐性辍学学生的基本表现形式就是厌学和“缺学”，而厌学则是隐性辍学学生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因此，对隐性辍学学生群的境况描述，就是对厌学和“缺学”学生的境况描述，而且主要是对隐性辍学核心群的学困生境况的描述。
一、隐性辍学学生群是一个庞大的群体
隐性辍学学生群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大量的调查数据证明，这个以“学困”为核心、以厌学为主要表现形式、以辍学为最后归宿的学生群体大约占中学生总数的40%左右。
首先从学困生的比例来看。杨润勇主持的河北省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青年专项课题“河北省小康农村地区初中学生流失现象研究”的抽样调查结论是：“该届初中一年级入学人数为7525人，也就是说经过3年学习，只有2247个学生能达到文化成绩的合格，占总人数的29.86%。笔者认为，根据我们对学困生的界定，其余的5278人均属不合格的学困生之列，其比例竟高达70%。”［１］由于小康农村地区介于城市和贫困地区之间，因此，这一样本的数据具有普遍意义。
其次从具有厌学倾向（心理和行为）的学生比例来看。郑新蓉等人的全国性调查报告证明：“在小学生中有14%、初中生中有22%，高中生中竟有近1/3（31%）的学生把学习看作沉重负担，‘希望尽快离开学校’，厌学情绪非常明显。”［２］程刚、崔丽的调查结果也表明：“36%的中学生在走进校门的那一刻，心情郁闷、紧张、疲惫、厌烦、焦虑和恐惧。中学生对学习很有兴趣和比较有兴趣的比例不到50%。由于高考竞争激烈，80%以上的学生产生了‘失败者’的心态。”［３］朱爱所等人的调查数据与此接近：“样本的厌学比例高达43%，由此推断出厌学的比例大约在47%。”［４］徐能义等人对包头市中学生1460名中学生进行调查，本次调查，“筛查出厌学学生623名，非厌学学生837名，厌学率为42.7%”。［５］
再次从实际已经辍学的学生比例来看。因为实际已经辍学的学生在尚未辍学前肯定是处于隐性辍学状态的学生，所以实际辍学率的调查数据也应该视为隐性辍学的部分数据。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国家重点课题――“转型期中国重大教育政策的案例研究”课题组“在以乡镇为样本的抽样调查时发现，被调查的17所农村初中学校，辍学率参差不齐，差异性较大，最高的为74.37%，平均辍学率约为43%”，［６］“民进中央关于农村初中辍学状况的一份调查显示，平均辍学率接近40%，辍学的学生中男女比例为11∶19；辍学的学生中约有16.7%外出打工；48.3%在家务农。学生厌学，且日趋严重，是农村辍学率上升最直接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占所调查辍学生的65.3%”。［７］一篇在网络上被广泛转载的文章所披露的数据更是惊人：“威县贺营中学目前在校生共400多人，其中初一学生200人，初三学生只有50人。该校负责人说，这样的班级人数结构是很正常的，初一入学一般可编3个班级，到初三时只剩半个班，大部分学生在初二时就辍学了。据了解，该校今年参加中考的学生只有24名，三年总辍学率近90%。”［８］
教育部在《二00六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公布：2006年全国初中在校生5957.95万人，高中阶段在校学生4341.86万人。按40%计算，我国处于隐性辍学状态的学生总数高达4100万人。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这说明对隐性辍学的研究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那么，这个庞大的学生群体又处于怎样的教育境况呢？
二、受教育权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
虽然几乎所有的中学都有这样的口号：“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一切为了学生。”然而几乎所有的中学都没有真正这样去实行过，而是“为了一切能升学的学生，为了能升学学生的一切，一切为了能升学的学生”。隐性辍学的学生基本属于“不能升学”的部分，自然就不是学校真正“三个为了”的对象，就只能享受在优先保证“能升学的学生”需求以后剩余的教育资源，所接受的教育就只能是不完整、不平等的教育，就必然形成不同程度的“人在学校的辍学”，使他们成为无辍学之名、有辍学之实的学生。“为了保证少数人的所谓‘成功’，无情剥夺了大多数人受到一定质量教育的机会，并最终制造和扩大了人与人之间的水平差距，制造了新的不平等”。［９］隐性辍学学生的受教育权客观上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侵害。这种侵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班级编排
义务教育法第十二条规定：“适龄儿童、少年免试入学。”绝大多数市县为了规避这一法律条款，就以“教研室”的名义，举行“小学毕业统考”，将统考成绩作为学生进入重点或非重点中学的划分依据。各中学又将“免试”进入本校学生的小学毕业统考成绩作为班级编排的“参考”，将学生分类编班：“重点班”或“择优班”（快班）、“平行班”或“普通班”（中、慢混合班），有的学校从“平行班”里又暗暗划出几个慢班，但名义上不加区分。这样，学校“三个为了”的真正对象，从学生入学之初就已经划定，并据此奠定了以后教育资源分配和教育管理原则的基础。具有合理因素的分层次教学就演变成了按等级分配教育资源，“学校安排任课教师优先考虑快班，担任快班的任课教师往往整体素质较高，而慢班的任课教师则相反，甚至有‘拼凑’现象。同时，学校在其他教育资源的分配上也是快班优先”。［１０］于是，“重点班”的师资强、设备好、课时足、活动多、管理严，而那些从统考成绩看以后升入高中希望不大的学生，自然而然就享受不到“重点班”的待遇，只能接受次等教育，成为未来隐性辍学的学生。
许多学校在学生入学以后还根据年级考试成绩再次编班，淘汰“重点班”中的“落伍者”。这种做法遭到了学生的强烈反对。例如四川双流中和镇中和中学初三年级举行年级考试，270多名学生中竟有100多人交了白卷。学生们集体交白卷的原因是这次考试成绩将作为该年级重新分为学优生班和学困生班的依据。学生认为，强行分班是对“学困生”的歧视；而校方说，分班的目的只是为了方便采取“分层教育”。［１１］
2.课时保证
本来按照课表所有同年级的课时都是一样的，但是实际的情况是“差班”的课时少于“快班”。“差班”的自习课多、体育课多、活动课多，而“快班”则是在确保正课课时之外，还有大量的课外辅导课、提高课，甚至将晚上的自习课也转化为讲授课。几乎所有的初中在初三下学期一开始就举行毕业考试，然后让升学无望的“差班”、“差生”提前回家，等待期末领毕业证书，这些学生几乎整整一个学期没有上课。或者让这部分学生提前进入职业学校，美其名曰“分流”，然后让“快班”、“优生”在不受“差班”、“差生”的干扰下，一直学习到中考开始。
即使在同一个班级里，“学困生”和“优生”享受到的课时也是不一样的。“学困生”经常被安排参加与学习无关的活动，如义务劳动、校外公益活动等。如果遇到与学习无关的临时任务，很多教师会尽可能地指派“差生”去承担。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实验小学40个“好孩子”在公开课上尽兴表演，赢得福州市普教室及福州市五区八县各小学老师的一致好评。但该班另外29名“差生”，却被老师留在班上做作业。［１２］一些教师甚至直接将“学困生”赶出教室，学校对此却采取默许态度。《南方周末》曾以《“差等生”就无权上课》为题对安徽省宿州某中学初二（1）班班主任张某辱骂、体罚“差等生”，并逼其退学、转学一事进行了报道。［１３］“自从‘差生’选出来后，这些学生就被‘剥夺’上课权利一周至一个多月不等。用张老师的话说：‘我无权不让你上学，但有权不让你上课！’‘差生’们虽每天按时到校，但到了学校就被老师轰进杂物间，中午和晚上依然和其他同学一样放学回家。孩子们不敢把真情告诉自己的父母。”“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在楼道、办公室、杂物间总能看到三三两两被停课的学生在罚站。级部主任（年级组长）赵老师向记者表示，他是学教育学原理的，从来都反对体罚学生。然而，据同学们反映，赵主任看到这些被停课、罚站的学生时，非但没有出面制止，有时还对这些同学冷嘲热讽。亮亮的父母终于知道了儿子被停课的事，找到学校，恳请让孩子回班上课。张老师态度非常坚决：‘他进教室，我就不进。’回到家后，父母还气得浑身哆嗦。懂事的亮亮只好安慰妈妈：‘您别生气了，张老师不让我进教室，我就钻到桌子底下听课，不让她看见我……’”。［１４］
即使同样在教室里上课，“差生”和“优生”享受到的课时性质也是不一样的。“从人化和个性化的时间概念来看，时间就有了性质的划分，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正时间’，即处于生命力良好发展状态的个体时间；‘爆发时间’，即处于生命力急速爆发状态的正时间；‘零时间’，即处于生命力停滞状态的个体时间；‘负时间’，即处于生命力总体上向消极、倒退方向恶化的个体时间。‘零时间’和‘负时间’都是无时间，即人的无发展”。［１５］“优生”享受到的课时性质是正时间和爆发时间，而“差生”享受到的课时性质则是零时间和负时间，都是无时间。因为“样本县各初中的具体做法通常是：以较快的速度突击完成课本内容（大致用学期的二分之一的时间），然后转入教参、教辅的学习。在相当的时间里，课堂教学内容变成了研究升学对策，使得基础本来就不扎实的差生受到最差待遇”。［１］所以“差生”哀叹：“老师课堂上讲的东西我听不懂，讲得太快了。”
3.座位安排
无论在“重点班”还是在“平行班”，班内都存在成绩的差异，于是班内的教育资源再分配又出现了。班内的教育资源主要就是课堂空间位置、课堂教学情况和教师对待态度。
课堂空间位置的分配就是座位的安排。“我国中小学课堂教学的空间形态基本上呈现为同一格局，即学生与学生前额对后脑，左肩邻右肩，全班学生横成行，竖成列，统统面向教师。用形象化语言来说，这是一种‘秧田型’的空间形态”。［１６］“座位的前后排成了班级中学生地位和身份的标志，包含着非常明显的歧视倾向，教师在课堂中一般对后排的学生管理较少，交往较少，学生接受教师的诸如暗示性期待等潜在性的影响也相对弱得多。这些学生实际上成了课堂上的‘观众’，基本上被排斥在教学之外”。［１７］所以，教师总是安排那些成绩好的学生坐在靠近讲台的座位，“差生”的座位大都被安排在后排、两边及角落。极少数“差生”的座位会在最前边，便于老师控制，这部分“差生”主要是那些不遵守纪律的“差生”。于是，后排位置成了“差生”的专座，“差生”成为坐在教室背后的孤寂群体。
对于这种不公平的座位安排，有的学生感到恐惧和无奈。“明天，老师就要按成绩排座位了，那是学困生苦涩、凄凉的日子。学困生们多么渴望今天的太阳永远不要下山。地球不会因为他们而停止转动，太阳也不会因为他们而停止升起，夕阳西下的规律，每天终究要来临，位置终究要换。走进教室，放眼望去，后两排坐的全部是学困生，他们的头俯得好低、好低。虽然他们知道老师根本不会看他们一眼，但他们就是没有勇气抬头，他们害怕当自己看到老师对那些优生关爱有加的目光时，自己的心会更痛、更碎，痛与碎中又夹杂了几许羡慕”。［１８］
有的学生陷入深深的孤寂和无助。成都商报曾经报道过这样一件事：杭州市滨江一小一位四年级小学生小D因成绩差，被排教室最后桌。10岁的他，耗时5个月在教室墙上挖出46厘米深洞，从这个教室挖到那个教室。小D说，“我成绩不好”（所以坐在最后），坐在最后，老师不容易看到，他可以做很多事情。除了挖洞，他还可以画漫画，夏天的时候，可以在课桌里面斗蛐蛐。但是“更多的时候很闷很闷的，做作业边上没人，也没人说话，班里同学都觉得我是特别的人，小组活动我都没队的”。
有的学生干脆沦为破罐破摔，自得其乐。“我是一差生，老师没有否定过，我也从不曾否认。而最后一排自然归我所管，从初一到初三，一组八号和八组八号成了我固定的位置。那时，桌子上堆着一层厚厚的书，而我的工作就是睡觉。我喜欢闻桌上木头的香味，很熟悉，很温馨。我喜欢与周公聊天，因为只有他肯理我，听我诉说。老师们的眼光似乎永远也望不到后排，因为他们知道，后面坐的是差生，与其和他们多费口舌，不如让他们自生自灭。我的生物钟比学校里歪脖子树上挂的大笨钟更准，总会在下课前的倒数第一秒把我叫醒，然后从后门第一个冲出教室。这真是方便多了。我觉得它真是一个好位置！坐在后排真的好，没有老师管，要多自在有多自在！”［１９］
这种不公平的座位安排甚至延伸到了幼儿园。一位幼儿的母亲痛心地说：“幼儿园这样一种授课方式人为地扩大了学生间的差异!会做题的孩子都坐前排，老师检查他们算题时的手指伸得对不对，提问后倾听他们扯着嗓子响亮的叫喊，指名叫他们回答问题，叫他们到黑板上去写去粘，给他们小花、大苹果之类的作为奖励。”“桐桐坐最后一排最边上，隔两三个座位才又坐了另一个男孩，可以看得出，他被孤立，被甩在一边了。他懒洋洋地不说不动，心不在焉，我可以知道他被迫坐在这儿是多么无聊。我的儿，我真没有想到，你在幼儿园天天都是这样过的！”［２０］
4.课堂教学
在课堂教学情况中，隐性辍学学生受教育权的剥夺主要表现在提问选择和回答评价上。由于“差生”往往对教师的课堂提问不能较好地回答，甚至连简单的问题也答不上来，有些教师认为提问“差生”是浪费时间，索性就不提问或少提问“差生”。如果遇到公开课，就更轮不到提问“差生”了。“差生”们是这样描述这种情况的：“每当老师抽学生答题时，好学生的名字都经常在教室中响亮地回荡，或许在那个时候，我的名字早就蒙上了灰，或许老师心里的名单上根本没有我的名字。”“上课的时候老师提问，有时候我能够回答，我也举手了，老师从来都不让我起来回答问题，总是让那些学习好的回答。”“有一次我把问题回答错了，老师在教室里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我无可救药，同学们都笑话我，看不起我。”
据有关统计表明，我国小学课堂教学中，10%左右的所谓“差生”被提问次数只及班级平均次数的一半，只及班内10%左右优等生的四分之一。教师为了维持课内活动气氛，防止冷场局面，往往将课内80%的问题请约占学生总数20%的思维灵活者来回答，约有30%学生没有被提问机会。［２１］
“让他们回答问题时，如果答不出，教师等待的时间较少。回答不正确时，不会给他们留出纠正错误的时间，而通常会做出批评。当他们正确回答问题，很少给予表扬。教师经常对他们的回答不予反馈，即使有反馈也不像给高期望学生的那么精确和详细。对于不同成就水平的学生，教师往往采取不同的互动方式。在与成就水平高的学生互动时，教师更倾向于采取民主的、肯定的、充分考虑学生个性的方式，并且表现出很大的耐心；而在与成就水平比较低的学生互动时，教师更倾向于采取专制的、否定的、控制的方式，并且较少给这些学生充分的思考时间和充分的表达机会”。［２２］
“通过对比我们可清晰地看到老师对好学生和差生的差异。当好学生磕磕绊绊地读课文时，老师一直耐心地听，给予无声的鼓励。面对其他同学非善意的笑时，老师立即为好学生辩护：‘你读一读，能读成这个样子吗？’隐含的语境是你们不如好学生，可能读得更差。时时以好学生的标准评判他人。当刘晓没有想好却站起来回答问题时，老师没有积极地引导，而是责怪：‘没想好举什么手？！’当刘晓尝试着回答这一问题时，话没有说完，就被老师毫不留情地抢白，无任何思考的空间和余地”。［２３］
5.教师态度
教师态度也是一种重要的教育资源，隐性辍学学生得到教师关注的程度是最差的。用学生的话来说就是：“老师上课的时候连看我们一眼都舍不得。”“人们都说，老师的笑是最温暖的阳光，那时候，我怎么感觉不到呢？也许，它从未照耀过我，它只在好学生面前驻足，让他们茁壮成长，而我呢？蜷缩在阴冷潮湿的地方。”［２４］袁剑叶对有关学校某班中等生的调查显示：有半数以上的中等生在一学年中没被表扬过，也没被批评过，有的甚至都未被老师的眼神光顾过。他们自认为是被老师“遗忘的角落”。对此，他们表现出了明显的无奈。［２５］“两组在‘教师对自己的态度’项目的‘偏爱’和‘歧视’两个问题上差异极其显著。有87.14%的乐学学生感到教师特别偏爱自己；而厌学组却有90%的学生认为教师对自己是持歧视态度的，对自己的学习漠不关心”。［２６］
教师对待“差生”的态度也是不公平的。“老师对犯错误的学生处理上不平等。‘差生’和‘优等生’犯同样的错误，老师对‘优等生’往往能手下留情，而对‘差生’却严格‘依法办事’，甚至‘从重处理’，难怪‘差生’们常常认为老师偏心，但往往是敢怒而不敢言”。［１０］学生们形容这样的教师是：“枯燥的语言，古板的眼，冰冷的心，冷漠的脸”。师生之间毫无感情，学生见了教师如同老鼠见了猫。“班会课上，老师大发雷霆，因为这星期五纪律较乱，晚自习讲话人多，导致班上被扣了分。终于，老师把目光投向了我们，但此时此刻却无一人高兴，因为那是愤怒的眼光。讲话、不守纪律，在一些老师的眼里这些只有差生会做，只有差生最拥有资格。披上这些‘外衣’，差生有口难辩，因为他们是差生。差生们感到委屈，阳光不会洒向每一个角落，爱雨不会湿润每一块心田，因为他们是差生……”［２７］一位叫涵河的“差生”在他的网络文章《一个差生的自白》里愤愤不平地说：“其实，我并不需要老师给我特殊的关爱，只不过寻求一种稍微的平等。”
6.管理要求
学校管理是一种特殊的教育资源，管理的严格与放任实际上是教育管理资源分配的多与寡。隐性辍学学生享受到的是放任自流的管理待遇，分配到的教育管理资源是最少的。“一些学校为了确保少数尖子学生升学，往往忽视了对大多数差生的教育和管理，采取‘维持到毕业’、‘只要不惹事就行’的做法。老师把精力主要用在有培养前途的学生身上，对学习成绩差、升学无望的学生应付将就，有的甚至冷落歧视。这样，部分失去升学希望并受冷落的学生便成为应试教育的‘弃儿’，对学校、教师、社会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和逆反心理，以逃学、辍学来表示抗议”。［２８］许多教师常对“差生”这样说：只要你上课别讲话，不影响别人，哪怕睡觉都行。“差生”作业不会做，也不用做，教师在批改他们作业时往往不像批改其他学生的作业那样认真，有时为了节省时间，于是就写个“阅”字及年月日了事，或者干脆不批改。“差生”在统考时互相打手势、递暗号、传纸条，集体作弊，以提高本班成绩。“门门考试成开卷，牛头马尾地抄点放在上面，只要不交白卷就OK，反正我们是‘差生’，考得不好老师也无所谓，既不会骂我们，也不会花费时间教我们做”。［１９］有的学校在考查教师教育实绩时，“按90%的学生人数算成绩，去掉的10%正好是各班级的‘差生’，正中老师下怀，反正他们的成绩是要在10%里面去掉的，所以在老师眼里他们处在班级中可有可无的位置，不用去费心劳神，只要不乱就行。放弃了对这部分学生的教育转化，使得他们差而更差”。［２９］
7.升学机会
升学机会是受教育权的重要内容，然而，隐性辍学的学生被剥夺了这一权利。
有的学校在中考之前就千方百计把学习成绩差的学生挤出学校。如安徽宿州某中学班主任张某教的初二（1）班，流失、转学、休学达18人，2004年3月4日《南京日报》报道，石家庄某中学劝退一名“差生”，奖励老师150元。这不是两个特例，而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有的学校在升学考试报名之际，千方百计给“差生”做工作，让其放弃参加升学考试的权利。如深圳某中学一位初三的女学生芳芳在报名参加升学考试前，教师竟然把其家长请来参加“专门会议”，动员芳芳不要参加中考，以免影响升学率。据悉，该年级200多人中，成绩倒数70名内的学生都参加了这次“动员会”。教师对芳芳的母亲说，如果芳芳不参加中考，就可以拿到初中毕业证；如果她执意参加中考，若考不上高中的话，学校将不发毕业证。教师还私下说，虽然现在不能留级，但不参加中考，以后还可以跟读。芳芳所在的班级共有40多人，她的成绩在班上是倒数第七八名。据悉，这个班被教师动员不参加中考的学生就有7位。
三、心理健康受到不同程度的挫伤
隐性辍学的学生总是被教师或家长有意无意地给予心理挫伤。这种心理挫伤一般通过冷暴力、人格侮辱、定势评价等方式造成。
1.冷暴力造成心理挫伤
冷暴力是一种带有惩罚性目的的行为态度，就是通过冷淡、轻视、放任、疏远、漠不关心等行为态度，致使他人精神上和心理上受到侵犯和伤害。隐性辍学的学生长期处于被遗忘的角落，上课时听不懂、睡大觉、挖墙洞都无人理会，教师提问时总是与他们无缘，做作业时抄不抄、交不交、对不对都无所谓，教师对他们的存在是视而不见，偶尔扫过一眼，也是冷漠和轻蔑的目光。有的教师甚至连他们的名字都记不起来。受到冷暴力伤害的学生，轻的产生畏惧心理、自卑心理、孤独心理、逃避心理、抑郁心理、叛逆心理等消极心理情绪，严重的发展成恐学症、自闭症、焦虑症、抑郁症、狂躁症、强迫症等心理疾病。长期受到“冷暴力”侵害的孩子还会形成“退缩性人格”或“暴发性人格”，给孩子会带来终身影响。有一首学生自己写的诗形象地描述了冷暴力给他们造成的心理挫伤：
“昨天我照镜子/发现脸上长出了苔藓/这是我意料中的/爸爸的嗓门天天打雷/我的眼睛就天天下雨/我是差生/差生过的是阴雨天。
今天我在医院体检/医生说我脊柱太弯/这是我意料中的/我天天抬不起头/我天天伸不直腰/我是差生/差生的头上压着大石板。”［３０］
2.人格侮辱造成心理挫伤
人格侮辱就是通过嘲讽、挖苦、辱骂、起绰号等方式侮辱他人人格的行为。对于隐性辍学的学生来说，遭受人格侮辱是屡见不鲜的事。他们或是被教师、或是被家长、或是被同学讥讽为“笨蛋”、“傻瓜”、“白痴”、“人渣”等等，有的甚至直接被骂为“坏孩子”、“老鼠屎”、“豆腐渣”、“小骚货”、“害群之马”、“茅坑里的石头”等等，一些侮辱性的绰号总是罩在他们头上，什么如“大笨熊”、“大冬瓜”、“斗鸡王”、“小妖精”等等。他们在人格上总是低人一等。
一位“差生”这样描述他的经历：“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三年级那个寒冷的冬天，老师突然发起火来，把我喊上讲台，指着我的鼻子，吼道：‘你看你做的是什么！弱智呀你！’你可以想象我当时的脸有多么红，班上几十双眼睛都轻蔑地盯着我，我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师又把我的本子扔进垃圾桶，让我靠在墙角重做。天可真冷呀！不一会，老师又叫上来一位学生，态度却完全不同了。老师向她细心地指出错误，给她讲解，显然，那是个好学生，而我呢，永远别想受到那般亲切的待遇。当时我的心都碎了，眼前一片漆黑，似乎跌进了万丈深渊，永世不得再见天日。”［２４］
一位记者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初三学生刘鑫（化名）已经1个月没去学校了，无论父母打骂还是苦劝，他只是咬着牙说：‘打死我也不去！’据了解，刘鑫平时爱玩又好动，成绩在班里一直中等偏下，是班主任眼中的‘问题学生’。让刘鑫痛苦的是，一次月考他认真复习后成绩真的提高了，可班主任居然当着全班同学这样‘表扬’他：‘如果这次考试你没有作弊的话，那你考得还算可以。’刘鑫说：‘这话就像一盆凉水泼在我头上，我的努力只换来奚落，从那次起我对学习再也提不起劲，讨厌她也讨厌上学。’后来刘鑫经常逃学，迷上网络游戏后再也不去学校了。”［３１］
又一位记者记述的事更为典型：兰兰是个天性活泼的小女孩，她和其他两个女孩比较要好。有一次，同学问，你们怎么玩得这么好？兰兰说，我们是幽灵组合。没想到，一句孩子间的玩笑话传到张老师耳朵里后，张老师说这是黑社会，并要她们写检查，这事给兰兰的打击很大。更可怕的事接着又发生了。有一天，课间时兰兰拉着一位男生的衣服追问一件事，正好被张老师看到了。一上课，张老师就让兰兰站到黑板前面来：“把你刚才做的丑事再表演一遍，女孩子家不知道羞耻，不自重，不要脸！”老师在全班同学面前羞辱自己，让兰兰感觉无地自容……放学后，兰兰留下一张字条：“妈妈，女儿不孝，不能再孝顺您，我走了。”妈妈看到兰兰留下的字条时，已是晚上７点多钟，一直到半夜11点孩子都没消息，全家人都急疯了。所幸一个高年级同学将精神恍惚的兰兰领到自己家，并电话通知了兰兰的父母。从那以后，原本天真快乐的兰兰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她发誓再也不回二中上课，否则宁肯去死。［１４］
3.定势评价造成心理挫伤
定势是由先前的活动而造成的一种带有固定倾向性的心理准备状态，定势评价就是用一种固定倾向性的心理去进行评价。隐性辍学的学生由于升学没有什么希望，因此很多学校和教师就不愿意去发现这些学生身上的积极因素，看不到他们向上努力的细微变化，而是用固定的眼光看待这些学生，简单地给他们贴上“差生”的标签，从而造成对这些学生的不公平评价，这种僵化的定势评价给予学生严重的心理挫伤。有的教师或家长往往指着这些学生骂道：“你要能学好，除非太阳从西边从来。”“你这辈子没希望了！”“你已经无可救药！”更为荒谬的是“票选差生”、“白榜激励”，以公开的形式将这种定势评价的伤害进一步扩大。
如湖北省郧县青山某中学吴校长在一次课间操上宣布，下周以班级为单位评比“最差学生”，被评出的“最差学生”将在学校升旗仪式上亮相。初二某班女生左某，在无记名“评差”中得票最多，晚自习后服了老鼠药，哭泣不止。经抢救，脱离生命危险。彭副校长说，学校做出评比“最差学生”的决定，是为了把学生管好，服鼠药是她心理素质不好。［３２］
无独有偶，2002年10月，安徽宿州某中学班主任张某让初二（1）班学生无记名投票“评差”。两次票选9名“差生”，其名字贴上黑板右上角，被她讥讽为“光荣榜”。［１４］
发明“白榜激励法”的胡老师听说记者要采访“差生”，一脸不屑地指指教室后墙说：“这好办，他们的名字都在那儿，老是他们几个。”记者凑过去一看，原来是一张白纸，上面用毛笔写着几个粗大的名字。胡老师介绍说，这是班里学习成绩倒数10名的学生，每次大考刷新一次。还说她为“差生”操碎了心，为了剌激他们的上进心，想来想去发明了这个“白榜激励法”。［３３］这种定势评价就像无形的枷锁，使学生痛苦不堪，难以自拔。在学生的心里，被贴上“差生”的标签，就等于进了地狱：“优生、差生只不过是两顶不同的帽子，终究会有人戴上，没有绝对的优生，也没有绝对的差生。但同是帽子，为什么却有着天堂与地狱那么遥远的距离？”［２７］
四、身体健康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残
体罚是一种以身体折磨或者身体伤害作为惩罚手段的强制教育方式，是惩罚性教育中最为常见的手段。这是只有隐性辍学的学生才能经常“享受”到的特殊待遇。最轻的是罚站、罚跑、罚跪、罚抄课文、罚打扫卫生、罚体力劳动。一罚站就是连续几节课，一罚跑就是几十圈，一罚跪就是几个小时，一罚抄课文就是几十遍，一罚体力劳动就是连续几周。稍重一点的就是用粉笔头砸、罚做倒立、罚蹲马步等。再重一点的就是揪耳朵、扇耳光、击后脑、抬脚踹、使棍敲、抡鞭抽。
由于隐性辍学学生群的核心是“差生”，而小学的“差生”年纪又小，所以这些体罚往往都给被惩罚的小学生带来更多的严重后果。下面随手摘引的这些事例都是经媒体公开披露的，未经披露的不知还有多少。
河北省井陉矿务局第一矿小学生马国君“由于没有完成作业，或是做错题，或是写得不好，经常被焦老师打”，“有时在教室打，有时当着别的老师面在办公室打”，“四、五年级被打过40多次，六年级上学期被打过十七八次”，焦老师“打脸、打背、打手、踢腿”，马国君精神时时处于恐慌中，常常发呆，害怕见人，夜间睡眠差，经常做恶梦，幻觉性地把“老师”看成“怪兽”，形成反应性精神病。
五、人生发展受到不同程度的扭曲
隐性辍学的学生长期生活在这种冷漠、歧视、辱骂、伤害、不公平的环境中，对学习、学校产生强烈的厌恶甚至憎恨的情绪，对“教育改变命运”丧失了起码的信心，少部分学生等不到毕业就离开了学校，大部分学生则勉强混到毕业，但这段让他们刻骨铭心的经历却对他们的人生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他们当中部分人有的迫于家庭贫困的压力和在经济的诱惑下沦为童工，提前开始了打工生涯。
1.沦为童工
2007年，中国民族大学的几位大学生到河北沧州农村调研，这是一个工业发达的小康地区，农民的日子很富裕。在调研的所有家庭中，除了两个家庭确实贫困的，其他家庭都表示，供孩子上完初中不会增加家庭的经济负担，即使是那两个贫困家庭，现在也享受着“两免一补”的政策，让孩子上完初中也不会有问题。但是很多孩子没有上完初中或刚上完初中就辍学了，都到当地的弯头管件企业打工去了。“脑筋不好的上了学又有啥用？”这是来调研的马惠娟听到的最多的家长对孩子辍学的解释。除了那些学习特别好的、将来可能考上重点大学的孩子，家长基本不会阻拦孩子离开学校去打工。这里的孩子往往从学校一走就是十几个。徐庄的徐阳告诉马惠娟，初一的时候他们班有20多人，考高中的时候只剩下几个人了，最后考上高中的只有两个人，他是其中一个。徐阳的妹妹现在上初一，在班里排在15名左右，但是说什么也不愿意上学了；还有晓钢，初一才上了半年就不愿意再上了；强强也没上完初一，现在每天“逛马路”。马惠娟说“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３４］《楚天都市报》的陈钢等三位记者也曾报道同样的现象：湖北省薪春县张榜镇孙冲中学初三（四）班2007年春季学期流失了7名学生，班主任胡彬说，这两年国家实施“两免一补”政策，初中上学的经济负担越来越轻，年年有孩子失学，主要不是上学难，而是不愿意上学。受社会环境影响，有的孩子认为出去打工一个月挣1000元是本事，读不读书区别不大，家里人对他们能不能上完初中也无所谓。
厌学情绪和读书无望，再加家庭贫困，使边疆民族地区中小学生辍学打工的情况更为严重。以云南、贵州、四川为例：
卢国辉和何克昌对云南省元阳县进行采样调查，调查的“有关数据表明，胜村乡是整个元阳县中外出务工人员最多的乡镇，对胜村中学辍学的这173名学生调查发现，其中85名已外出打工，占总辍学人数的49.1%（这里面有被生活所迫去打工的，也有其它原因去打工的）。从数据中可看出，出门打工的热潮对未成年的学生而言是一个最主要的辍学原因”。［３５］
“3月初，记者采访了一批来自贵州省26个县、市的乡村女教师（她们是由美国通用电气公司资助，在北京昌平农家女学校参加为期20天的培训），这些来自教学一线的老师道出了孩子们辍学的很多原因，其中急于外出打工是很多孩子辍学后的选择”。“邻居家有四女一男，去年他们的父亲因病去世了，欠了医疗费5000元（高利贷），前两年的建房款还欠下将近5000元，这家人陷人了极度贫困中。大女16岁，在昆明打工月薪600元，二女13岁，当保姆，月薪200元”。［３６］
在四川省凉山州出现了震惊全国的童工事件。工头把黑手伸向校园，学生流失严重，大量中小学生被骗至东莞做童工。在马海布曾经就读（读四年级）的牛牛坝乡中心校，一名四年级女生对记者说，他们学校里差不多每个班都有五六个同学被骗出去打工，每年寒假都有，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离牛牛坝乡20里开外的昭觉县四开片区中心校的沙马校长同样抱怨：“前年去年今年，打工的人数逐年上涨，年龄逐年下降，从原来的十五六岁，到现在的七八岁。”一份尚未完全统计好的流失表显示，仅今年春节期间，该片区就有76名凉山小学生流失。其中42名学生已被确认外出打工，最小的年仅7岁。据沙马校长介绍，带工现象在凉山非常普遍，中学校园尤其明显。他指着一墙之隔的四开中学说，平时真正上课的顶多也就一百多人，“有点劳动力的，都被工头带出去打工了”。此时，四开中学的一名历史教师正在体育场的水泥桌前上课，周围零星站着七八名中学生。历史教师说，这就是他们班上的所有学生了。［３７］
2.走向犯罪
《中国青年报》的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从1998年到2003年，广东省未成年犯的年龄平均下降了2岁，由17.6岁降为15.7岁。2000年14岁以上不满16岁的未成年犯为215人，2004年增至589人，年均增长率为19.2%，14岁以下的犯罪案例也明显增多。未成年人初次实施犯罪行为通常是在14岁，15岁、16岁的犯罪情况越来越严重，其中在14岁至16岁初次实施犯罪行为的占81.6%，出现了“危险的14岁”的现象。未成年犯被管教前的身份中，无业、初中辍学、就读初中的排在前3位，共占76.2%，其中“初中辍学”与“无业”2项相加的比例高达55.5%。［３８］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农村青少年犯罪类型主要集中在抢劫、盗窃、故意伤害、强奸、抢夺、交通肇事等案件，而且犯罪年龄呈低龄化趋势，14-16岁未成年犯占总数的43%；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多数是初中未毕业就辍学，有的甚至小学未毕业。［３９］
《中国教育报》报道，2000年1月17日，浙江省金华市一位姓徐的高中生因无法忍受母亲对他学习成绩高分的要求，亲手杀害了自己的母亲。
《南方周末》2001年8月30日报道，2001年7月15日，在贵州省安顺市东关中学就读的孪生姐妹小灵和小可为了摆脱学习的压力，用毒鼠药杀害了自己的亲生父母。更为遗憾的是她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严重罪过和违法行为。
云南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的临沧县一个小山村的抢劫盗窃团伙，作案者也都是十几岁的中、小学辍学生。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注意到一起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例，最小的“大姐大”年仅8岁，竟然着指挥几个十三四岁的孩子。让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刀美兰震惊的是，很多被送来戒除毒瘾的竟然都是年仅十二三岁的小孩子。［４０］
著名记者张晓晶通过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厌学―逃学―辍学―流失社会―劣迹行为―违法犯罪，几乎是走向犯罪道路的辍学少年的行为轨迹。”［２８］
我们为隐性辍学学生群的庞大数量而震惊，为隐性辍学学生群的悲惨境况而忧虑，我们向中国所有的成年人强烈呼吁：关注隐性辍学的孩子们，他们也是中国的未来。
参考文献：
［1］杨润勇.农村地区初中学生辍学现象产生的根源研究［J］.教育实践与研究（中学版），2007.9：4-5.
［2］郑新蓉等.我国中小学生学习与发展调查报告［J］.青年研究，2000.1：4.
［3］程刚等.“应试教育这条线越描越粗”［N］.中国青年报，2006.11.3.
［4］朱爱所等.初中学生厌学情况的调查报告［J］.山西大学学报，1994.2：94.
［5］徐能义等.包头市1460名中学生厌学及其影响因素调查分析［J］.包头医学院学报，2002.3：184.
［6］课题组.缩小差距――中国教育政策的重大命题［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05.3：7.
［7］顾瑞珍.四成农村娃初中辍学牵动代表委员心.新华网北京，2005.2.3.
［8］初中辍学率近九成新“读书无用论”悄然抬头.中华网，2005.11.9.
［9］杨润勇等.农村地区初中学生辍学现象成因探析［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4.2：36.
［10］王永崇.对校园不公平现象的透视与建议［J］.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2001.5：91.
［11］100多人甘做“白卷英雄”缘由何来?［N］.新华网，2004.3.29.
［12］人民日报，2005.l.6，第13版.
［13］南方周末，2003.12.11，A9版.
［14］葛如江.老师：你无权这样对待“差生”［N］.新华网，2003.5.11.
［15］桑新民，陈建翔.教育哲学对话［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317.
［16］李润洲.课堂教学公平问题的理性思考［J］.天津市教科院学报，2002.4：48-49.
［17］鲍传友.课堂教学不公平现象初探［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1.10：45-46.
［18］陈少康.差生的期盼［J］.思想政治课教学，2006.12：85.
［19］田婵.我的后排生活［J］.读写天地，2006.1：41.
［20］张健.我的儿子是差生［J］.教育文汇，2007.1：52.
［21］石鸥.教学病理学［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119.
［22］吴康宁.课堂教学社会学［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20.
［23］曾洁萍.制度化教育下班级差生形成原因的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41页.
［24］安琪.我曾经是差生［N］.江门日报，2007.7.11：A15版.
［25］袁剑叶.赞美中等生［J］.江苏教育，2002.11A：36.
［26］方双虎.农村初中学生乐学与厌学的对照研究［J］.吉林教育科学，1997.6：22.
［27］陈少康.差生的期盼［J］.思想政治课教学，2006.12：85.
［28］张晓晶.辍学青少年犯罪问题透视［N］.山西晚报，2007.09.03.
［29］丁富新.救救差生［J］.科学教育家，2007.10：187.
［30］何昭.我是差生［J］.少年文艺，2007.4：28.
［31］胡春艳.初中生会厌学［N］.天津日报，2006.10.17.
［32］楚天都市报，2001.6.10.
［33］“差生”是这样被制造出来的！［N］.工人日报，2005.8.4.
［34］樊未晨等.为啥日子红火了不少农村娃却辍学了［J］.中国青年报，2008.1.30.
［35］卢国辉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初中学生辍学原因的调查及对策［J］.考试周刊，2007，（35）：25.
［36］张建莉.“两免一补”为什么挡不住孩子们辍学的脚步［J］.农家女，2007.5：07.
［37］饶德宏等.四川凉山大量中小学生被骗至东莞做童工［N］.南方都市报，2008.4.
［38］林洁.警惕青少年犯罪的“危险14岁”［N］.中国青年报，2006.2.8.
［39］沈静芳等.警惕农村孩子在盲目中走向深渊［N］.中国青年报，2007.10.27.
［40］程刚等.应试教育这条线越描越粗［N］.中国青年报，2006.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