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立足史料，试图挖掘出新月诗学的一些特质，使其更加丰满地呈现出来。新月诗学不仅仅是继承了中国传统诗学，而且汲取了西方诗学的营养，可以算是中西合璧的宁馨儿。此外，自倡导新月诗学之初，新月派标榜的就是要治愈病态的中国文坛，并且一以贯之地坚持不懈，从中也可以窥知新月诗论家的抱负。
关键词：新月诗学 传统诗学 西方诗学 中西合璧 “治病”
新月派在中国诗歌历史中光彩夺目，然而不无遗憾的是它又转瞬即逝。但是新月派诗人留下的诗歌在今天这个追新求异的时代却仍然具有让人看后不忍释卷的魅力，新月派诗人兼诗论家所倡导的诗学在今天这个躁动不安的年代仍能给予人们诸多启示。
对于新月诗歌的研究，文献颇多并且深刻，本文暂不涉足。本文的兴趣在于立足史料，挖掘出新月诗学的一些特质，让新月诗学更加丰满地呈现出来。
一、相关研究
黄昌勇把新月派的格律理论分为前后两期，分别以对音节的讨论［1］77和具有较强的理论色彩［1］80-81为特色；李思清评析了新月诗人的诗学探索及其文学史地位，点明新月诗人“在理性原则之下的诗学追求”［2］11，客观地指出闻一多“三美”理论的局限性。其实，对新月派诗学的探讨还可以从别的角度切入，如新月诗学的渊源等等。陈伟华较为全面地总结了前人研究，认为之前研究对新月派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探讨不够深入，提出“新月派的诗歌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割不断的联系”［3］22，从“人工论”、“三美原则”、“审美鉴赏”以及“‘健康’和‘不辱尊严’的原则”几个方面论证了“新月派的整个诗论体系都继承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神韵”［3］25。公允地说，新月诗学不仅仅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还有诸多证据表明它实际上还汲取了西方诗学的营养，可以算是中西合璧的宁馨儿。此外，自倡导新月诗学之初，新月派标榜的就是要治愈病态的中国文坛，从中也可以窥知新月诗论家的抱负。
由于“诗学”一词指涉暧昧，本文在正式剖析新月诗学之前，对该词进行简单的界分。
二、“诗学”释义
在西方语境下，“诗学”(poetics)一词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同名著作《诗学》。《诗学》现存26章，主要讨论了悲剧和史诗，在给出了悲剧的定义之后，详细讨论了其情节、性格、言词、思想、形象与歌曲；之后又对史诗的原则、语言和韵律作了探讨。“诗学”最初的含义便是关于诗歌的专门著作，尤指亚里士多德的著作［4］1043。当然，随时间的推移，该词逐渐获取了更为丰满的涵义，可以广泛地指涉及诗歌的那些文学批评［4］1043，甚至是广义地指向文学，尤见于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以及法国结构主义的相关论述中；或是指一种准则，而这种准则使得作者与读者的交流成为可能［5］229；关于文学应该被（被允许）是什么的主要观念［6］14。Lefevere进一步将诗学划分为两个组成部分：一是一个总目录，包括文学手法、文类、主题、原型人物、场景和象征物；二是对文学所扮演的角色的观念［6］26。Baldick一个晚近的定义倒是涵盖了以上各义，认为诗学是“诗歌的基本原则，或文学的基本原则，抑或是对这些原则的理论研究”［7］172，并且诗学所关心的是诗歌（或文学）的突出特征，涉及其语言、形式、文类和创作方式［7］172。
“诗学”一词出现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时，从其诞生的元代［8］172直至近现代大家似乎都不约而同地取了它与诗歌相关的狭义定义，“‘诗学’概念从研究《诗经》之学，发展为泛指诗歌创作和诗艺，至元代范�《诗学禁脔》以后逐渐专指关于诗论、诗体、诗法、诗评的研究”［8］176。
也正是由于“诗学”这个词指涉暧昧，一般会把它再作界分，划为“狭义诗学”，专指关于诗歌的研究［9］107，和“广义诗学”，指称文艺理论［9］108。若按照诗学在中国传统中的定义以及在Baldick定义中与诗歌相关的部分，中国在1926年也可以称出现了一支诗学：新月社诸位诗人兼诗学家，于1926年左右主要以《晨报副镌―诗镌》（以下简称《诗镌》）为平台提出了他们自己作诗的一些基本原则并进行了理论探讨。这里的新月诗学显然属于狭义诗学，它与中国传统文化、诗学自然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但同时它又极大地吸收了西方诗学的营养，可以称得上是中西合璧的产物。新月诗学还有一个常为世人所忽略的特色――致力于治愈当时病态的中国文坛，这也是新月同人的宏大抱负。
三、新月诗学
新月社诸位诗人兼诗学家，于1926年左右主要以《晨报副镌―诗镌》为平台提出了他们自己的诗学，既明显地承袭了中国古典诗学，又深深地打上了西方诗学的烙印。新月诗学从其诞生之日起，还肩负着沉重而又伟大的“责任”：治愈病态的中国文艺界。
（一）中西合璧新月诗学
陈伟华立足于新月诗学理论，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是新月诗学的渊源所在［３］。值得补充说明一点的是，新月诗学在作诗的具体原则方法上也有明显沿袭中国古典诗学的痕迹，诗歌的平仄和押韵就是很好的例子。新月诗学提倡诗歌要有“音节”，而韵脚和平仄则也属于构成音节的要素［11］19，［12］49，［13］30。
中国古典诗学是讲究押韵的，押韵是在句尾，出现过好些韵书，如吕静的《韵集》，孙怖刊定的《唐韵》，陈彭年修的《广韵》等等。特别是《广韵》中，作诗允许“同用”，相近的韵可以通押。新月派诗论家也注意到韵的重要作用，一般认为要构成诗歌调和的音节（即现在所说的诗歌的音乐性）需要有韵等因素［11］19，［12］49，［13］30。新月派主力干将之一饶孟侃专门强调韵在诗歌中的重要作用，也主张“凡是同音的字，无论平仄，都可以通用”来押韵［12］50。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新月诗学讲求押韵，是明显地沿袭旧法。
此外，中国古典诗学讲求诗歌的平仄，注重通过字音声调的区别，平仄有规律地交替和重复，形成节奏，以实现诗歌音调的和谐。自梁代沈约的“四声八病”说，尤其是他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的“八病”说以来，平仄逐渐成为中国古典诗学中的要素之一。而在新月派诗论家的论述中，平仄也是构成诗歌音乐性的要素之一，不容忽视［11］19，［12］49，［13］30。尤其是闻一多，他条分缕析地论证属于听觉方面的格律“有平仄”［13］30，通过诗歌的语言的平仄以实现其音乐性。于此，也可以窥知新月诗学讲究平仄也不失为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理论的一大继承。
然而，新月诗学在作诗的原则方法上除了从中国古典诗学汲取的营养以外，还广泛地吸收了西方诗学中营养，可谓中西合璧的宁馨儿。
新月诗学的旗手之一饶孟侃就曾经以闻一多的《天安门》为例，谈及诗歌的节奏，认为可以分为“自然的节奏”和“作者依着格调用相当的拍子（Beats）组合成一种混成的节奏”［12］50。姑且不论第一种节奏，显而易见的是，新月诗学所谓的第二种节奏，即在西方诗学中的Beats的观照下由诗人精心刻意磨练出来的节奏，明显地借鉴了西方诗学中作诗的原则和方法。此外，新月诗学的又一领军人物闻一多也是沿用西方诗学的原则，认为诗歌的音节还要靠音尺来构成［13］30。这里所强调的“音尺”其实本来是在创作英诗时要遵循的。在这样的作诗原则指导下进行的诗歌创作，难怪朱自清也要说他们写成“西洋诗”了。
综上所述，新月诗学在具体的作诗原则方法上兼容并蓄，继承了中国诗学的传统，同时又不失时机地借鉴西方诗学，是中西合璧的产物。
(二）治病救人新月诗学
以《晨报副镌―诗镌》为阵地，新月派诗人兼诗论家新月派注重发展他们以强调“格律”为特色的诗学，高举“理性”的大旗，无疑是对初期新诗散文化弊端的匡正，要造就新诗形式重建的氛围。在为邓以蛰的《诗与历史》写的附识中，闻一多为当时中国文艺界把脉，确定它患上了“血虚症”［11］17，于是开出药方，极力推荐邓以蛰的文章。时隔两年，在新月同人的眼中似乎中国文坛尤其是诗坛仍然在遭受病魔的折磨，致使徐志摩在其执笔的《新月的态度》中痛斥时代的“变态”与“病态”，高呼要“健康”［14］8-9，认为在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中“感情不经理性的清滤是一注恶浊的乱泉”，要求在“这头骏悍的野马的身背上”“谨慎地安上理性的鞍索”［14］7。新月派诗论家始终坚守着他们的阵地，到1931年陈梦家在为《新月诗选》撰写序言的时候，还一如既往地强调写诗“他［它］有规范，像一匹马用得着缰绳和鞍辔”［15］10，重申新月同人关于写诗的主张：“本质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15］17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新月派试图治愈中国文坛的宏伟抱负。
四、结论
本文立足史料，试图挖掘出新月诗学的一些特质，使其更加丰满地呈现出来。新月诗学不仅仅是在理论和具体的作诗原则上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它实际上还汲取了西方诗学的营养，应该可以算是中西合璧的宁馨儿。此外，自倡导新月诗学之初，新月派就标榜要治愈病态的中国文坛，并且一以贯之坚持不懈，从中也可以窥知新月诗论家的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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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徐志摩.“新月”的态度［J］.新月，1928(1):3-10.
［15］陈梦家.序言［A］.新月诗选［G］.上海:新月书店.1931.
(本文写作时，始终受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王友贵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