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泉 冯廷勇
(1 曲靖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曲靖 655011) (2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重庆 400715)
情绪胜任力（emotional competence, EC）是指幼儿自身拥有的情绪知识，并运用相应的情绪知识对自身或他人的情绪进行识别和理解，调节和表达情绪的一种综合性能力。主要包括：情绪识别、情绪理解、情绪表达及情绪调节几个亚能力（王妍 等, 2014; Lahaye et al., 2011; Riquelme &Montero, 2013）。个体早期的情绪胜任力的发展与其后来的社会交往能力、事业成就以及婚姻生活质量等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李泉, 2019; Vitiello et al.,2022; Wang et al., 2021）。先前研究表明，个体执行功能可能影响其情绪胜任力的发展（刘国艳 等,2 0 0 6; C a r l s o n & M o s e s, 2 0 0 1）。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 EF）是指个体以特定目标为导向，并在行为中协调多认知能力（包括抑制控制、认知灵活性和工作记忆）的一种综合能力（Oh & Lewis, 2008）。先前研究发现，个体情绪胜任力的发展与其执行功能之间有密切的关系（Carlson & Moses, 2001; Diamond, 2012; Kahl et al.,2021; Knight & Stuss, 2002），但执行功能对幼儿情绪胜任力的发展是否具有长时效应还需进一步验证。
有研究者采用横向研究设计考察抑制控制与其社会情绪能力发展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4～5岁幼儿抑制控制与其社会情绪能力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hoades et al., 2009），且这种效应也存在于12～18岁儿童身上，即12～18岁儿童执行功能与其情绪调节策略之间相关显著（Lantrip et al., 2016）。李泉、廖丽莉等人（2019）的研究也发现，执行功能与4岁幼儿情绪胜任力之间相关显著。孟祥蕊等人（2020）提出，3～5岁幼儿执行功能与其情绪调节策略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综上所述，幼儿执行功能与其情绪胜任力可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较少有研究从纵向的角度去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
Silkenbeumer等人（2016）研究发现，儿童情绪能力的发展需其内在抑制控制对其诱发的情绪行为进行不断调整和修正。Li等人（2020）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幼儿抑制控制能力可以显著预测其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有研究者以5～11岁儿童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幼儿工作记忆对其情绪理解的影响，结果发现，幼儿工作记忆对其情绪理解能力的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Morra et al., 2011）。另外，认知灵活性可以通过促进个体不同情绪调节策略的灵活使用，从而有效降低个体的焦虑水平（高伟 等, 2021）。有研究者提出情绪灵活性控制模型，该模型认为个体情绪调节需要执行功能（抑制控制、认知灵活性、工作记忆）高级认知过程的参与（Blum & Ribner, 2022; Pruessner et al.,2020）。其中，执行功能中的认知灵活性在个体情绪调节中不同策略的转换与运用具有重要作用（姚海娟 等, 2022）。且在这个过程中，工作记忆的积极效应可以有效促进个体情绪调节的发展，尤其表现为对情绪效价的影响（丁琳洁 等,2021）。这就说明，幼儿执行功能对其情绪胜任力的发展有正向的预测作用。
综上可知，执行功能对个体情绪胜任力发展的影响，主要集中于考察执行功能某一亚能力对其情绪胜任力某一亚能力的影响，且以横断研究为主，还较少有研究把幼儿执行功能和情绪胜任力作为一个整体，从纵向的角度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因此，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纵向追踪研究设计，系统考察执行功能对幼儿情绪胜任力发展的影响。为此，提出两个假设：（1）执行功能与情绪胜任力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2）幼儿的执行功能对其情绪胜任力的发展有显著的预测作用。整体而言，本研究不仅加深了对幼儿情绪胜任力发展的认识，还丰富了幼儿情绪胜任力发展的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同时，从因果关系的角度明确执行功能对幼儿情绪胜任力发展的预测作用，这为早期幼儿教育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2.1 被试
采用整体抽样法从某公立幼儿园选取82名小班幼儿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于小班下学期、中班上学期、中班下学期进行三次的追踪测查，平均每隔5～6个月追踪一次。第二次数据测查时有7名幼儿由于转学、未出勤等原因未参加，流失率为8.54%；
第三次数据测查时，有6名幼儿由于学生转学、未出勤等原因未参加测查，流失率为8.00%。共有60名幼儿参与了三次数据测查（第三次追踪的69名幼儿中，有9名幼儿未参加第一次或第二次测查）。被试基本信息见表1。
表 1 被试的基本信息
2.2 实验任务
（1）情绪胜任力主要测查幼儿情绪“识别、理解、表达、调节”四个亚能力。具体如下。
情绪识别（emotion recognition），本研究采用Bierman等人（2008）编制的表情命名和指认任务。其中，表情命名是给幼儿呈现四种表情图片（高兴、生气、伤心、害怕），让幼儿分别说出所呈现的表情名称，若正确命名相应的表情计2分，错误命名或不命名计0分。表情指认任务是给幼儿呈现不同的表情图片，主试依次说出某种表情，让幼儿指出相应的表情图片，正确指认计1分，指认错误或不指认计0分（董存梅, 2012;李泉, 廖丽莉 等, 2019; 鈴木亜由美, 2005; Bierman et al., 2008; Markham & Wang, 1996）。最后得分为四种表情命名和指认得分相加。
情绪理解（emotion comprehension），采用Pons等人（2002）编制的情绪情境理解故事进行施测，要求幼儿根据情绪情境故事内容从四种表情图片中选择与所描述的情境相一致的一种，回答正确计1分，回答错误计0分。本测试任务共包括“愿望、信念、线索、外因”四个情绪理解维度。例如，基于愿望的情绪理解任务，图片中这个小女孩喜欢吃蛋糕，小男孩不喜欢吃蛋糕。控制问题：“请问谁喜欢吃蛋糕（正确答案：小女孩）？如果给小男孩一个装着蛋糕的盒子，那么你觉得小男孩心情会怎样（生气/伤心）？为什么呢（小男孩不喜欢吃蛋糕）？”最后，得分为四个维度得分相加。
情绪表达（emotion expression），采用Gosselin等人（2002）编制的情境任务，例如，小明过生日，他的好朋友给他送了一个非常大的生日礼物，小明希望是他非常喜欢的玩具车，但礼物却是一个很丑的洋娃娃，他一点都不喜欢。问题如下。（1）真实情绪：“假如你是小明，你现在的心情怎么样？”（2）社会定向目标：“假如你是小明，为了不让你的好朋友伤心，你脸上应该是什么表情？”（3）自我定向目标：“如果小明把不喜欢这个礼物的想法告诉他的朋友，那他的好朋友以后就再也不送他礼物了，你认为小明脸上应该是什么表情？”若幼儿的回答符合社会期望，计2分；
若不符合则计1分；
若未使用任何情绪表达策略，计0分（李泉, 2019; Carlson & Moses, 2001; Gosselin et al.,2002）。最后，社会定向与自我定向得分相加为幼儿情绪表达得分。
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采用鈴木亜由美（2005）编制的情绪调节情境故事，例如，图片中这个小男孩正认真地搭积木，突然小明走了过来，指着他的积木说：“你搭得太难看了，我来帮你搭吧”，说着就推倒了积木。提问：“如果你是这个搭积木的小男孩，积木被推倒了，你会怎么做？”对应四个选项：“A不说话，去玩别的；
B哭着去告诉老师；
C把小明一把推倒在地上；
D是你把我的积木推倒的，你得跟我一起把它搭好”（李泉, 廖丽莉 等, 2019）。根据幼儿选择策略是否符合社会期望进行计分，符合计2分，不符合但无伤害他人行为计1分，不符合但有伤害他人行为计0分（董存梅, 2012; 鈴木亜由美, 2005;Markham & Wang, 1996）。最后，四个情绪调节故事得分相加为情绪调节得分。
（2）执行功能各亚能力测试任务如下。
抑制控制（inhibition control），选取Cothran和Larsen（2008）编制的情绪Stroop范式，从Nims国际情绪图片库中选取男、女正负表情图片各3张，共6张。分别为高兴图片2张，生气图片2张，伤心图片2张，高兴图片定义为开心，生气和伤心图片定义为不开心。实验要求幼儿抑制住原本对图片的理解，当呈现“不开心”图片时回答“开心”，当呈现“开心”图片时回答“不开心”（Bentall & Kaney, 1989; Cothran & Larsen, 2008）。实验共包括3个组块，每个组块包括20张图片，共60个试次。由于幼儿年龄较小，由主试统一按键，其中，正确率纳入分析，反应时只作为参考，具体实验流程见图1。
图 1 情绪 Stroop 实验流程图
认知灵活性（cognitive flexibility），选取3～5岁维度变化卡片分类任务（DCCS）标准版测查（Zelazo, 2006）。在本次任务中，主试向幼儿呈现不同维度（颜色、形状）的卡片。首先，让儿童按照“形状”维度进行分类，待完成6次之后，又要求幼儿按新的维度“颜色”分类，待完成“颜色”分类6次后又换“形状”维度，两种维度交换呈现，各呈现3轮（Zelazo, 2006; Zelazo et al.,2003）。每个维度6张卡片中分对5张算通过，计1分，不通过计0分；
最低为0分，最高为6分。
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采用韦氏智力量表第四版（WPPSI-VI）中的图片记忆任务来考察幼儿工作记忆能力的发展。首先，要求幼儿在规定的时间（3 s或5 s）内观看呈现的一张或几张图片，再从之后呈现的答题卡上指出之前呈现过的图片。如，给幼儿呈现苹果的图片3 s，接下来让幼儿在呈现的两张图片（苹果和安全帽）中指出“苹果”的图片，正确回答计1分，错误回答计0分，连续4题回答错误终止测试，呈现图片为1～7张（李泉, 宋亚男 等, 2019）。其中，呈现图片数为1时留给幼儿反应时间为3 s，呈现图片数大于等于2时留给幼儿反应时间为5 s，随着呈现图片数的增加，测试任务的难度也随之递增。满分35分，幼儿回答正确数即为本任务得分（Wechsler, 2003）。
2.3 实验程序
所有测试任务均由经过专业培训的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担任主试，在测试之前，由本次实验设计的科研团队就测试的指导语、测试顺序和注意事项等进行培训和预演。在确保主试熟练掌握整个测试的操作流程和注意事项后开始正式测查。每种测试任务结束后根据幼儿情况休息1～2分钟，完成所有测试任务数据大约需50～60分钟。
数据收回后利用SPSS21.0和Mplus7.4进行统计分析处理。为了各亚能力的权重一样，先把各亚能力原始得分转换为0～1点计分，再将转换后的执行功能各亚能力得分相加组合成新的变量“执行功能”；
将转换后的情绪胜任力各亚能力得分相加组合成新的变量“情绪胜任力”。
3.1 幼儿情绪胜任力发展的特点
首先，对4～5岁幼儿情绪胜任力的发展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4～5岁幼儿情绪胜任力及各亚能力得分均随着年龄增长而表现出增长的趋势，但这种增长是否表现出显著的年龄差异还需进一步探讨，见表2。
表 2 幼儿情绪胜任力及各亚能力的描述性统计（M±SD）
为了更深入地探讨情绪胜任力发展的年龄特点，本研究以自变量为年龄，因变量为情绪胜任力做one-way ANOVA分析，结果显示，年龄的主效应显著，F(2, 180)=98.91，p＜0.001，η2=0.63。事后检验结果发现，4.5岁幼儿情绪胜任力得分显著低于5岁幼儿情绪胜任力得分，Mdiff(I-J)=0.21，p＜0.001；
4岁幼儿情绪胜任力得分显著低于4.5岁幼儿情绪胜任力得分，Mdiff(I-J)=0.62，p＜0.001；
4岁幼儿情绪胜任力得分明显低于5岁幼儿情绪胜任力的得分，Mdiff(I-J)=0.83，p＜0.001。这就说明，4～5岁是幼儿情绪胜任力发展的敏感时期。为了更好地探讨各亚能力年龄发展特点，本研究以自变量为年龄，因变量为情绪胜任力各亚能力，做one-way ANOVA分析。见图2。
图 2 4～5 岁幼儿情绪胜任力各亚能力上的得分
首先，以年龄为自变量，情绪识别为因变量，做one-way ANOVA分析，结果显示，年龄主效应显著，F(2, 59)=75.37，p＜0.001，η2=0.46。事后检验结果发现，4岁、4.5岁、5岁幼儿情绪识别两两之间表现出年龄差异，ps＜0.001。这就说明，4～5岁是幼儿情绪识别能力发展的高速期。
其次，以年龄为自变量，情绪理解为因变量，做one-way ANOVA分析，结果显示，年龄主效应显著，F(2, 59)=5.27，p＜0.001，η2=0.06。事后检验结果显示，4.5岁幼儿情绪理解得分显著低于5岁幼儿情绪理解得分，Mdiff(I-J)=0.08，p＜0.05；
4岁与4.5岁幼儿之间情绪理解得分差异不显著，Mdiff(I-J)=0.01，p＞0.05；
4岁幼儿情绪理解得分显著低于5岁幼儿得分情绪理解得分，Mdiff(I-J)=0.09，p＜0.001。这就说明，4～4.5岁幼儿情绪理解能力发展趋于平缓。4.5～5岁幼儿情绪理解能力发展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
再次，以年龄为自变量，情绪表达为因变量，做one-way ANOVA分析，结果显示，年龄主效应显著，F(2, 59)=1.87，p=0.158，η2=0.02。事后检验结果显示，4.5岁与5岁、4岁与4.5岁幼儿情绪表达得分之间差异不显著，ps＞0.05；
4岁与5岁幼儿情绪表达得分之间差异边缘显著，Mdiff(IJ)=0.03，p=0.061。整体而言，4～5岁幼儿情绪表达能力发展较为平缓，虽有增长，但均未达到显著水平。
最后，以年龄为自变量，情绪调节为因变量，做one-way ANOVA分析，结果显示，年龄主效应显著，F(2, 59)=44.60，p＜0.001，η2=0.34。事后检验结果显示，4.5岁与5岁幼儿情绪调节得分之间差异不显著，Mdiff(I-J)=0.01，p＞0.05；
4岁幼儿情绪调节得分显著低于4.5岁、5岁幼儿得分，ps＜0.001。整体而言，4～4.5岁幼儿的情绪调节能力发展较为快速；
4.5～5岁幼儿的情绪调节能力发展趋于平缓。
综上所述，4～5岁是幼儿情绪胜任力表现出显著的年龄差异，发展较为快速，但各亚能力发展并不同步。具体表现为，情绪识别发展的关键期为4～5岁；
情绪理解能力发展的高速期为4.5～5岁；
情绪调节发展的关键期为4～4.5岁。
3.2 执行功能对幼儿情绪胜任力的影响：交叉滞后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讨执行功能对幼儿情绪胜任力的影响，对三个时间点（4岁、4.5岁、5岁）幼儿的执行功能和情绪胜任力之间做Person相关分析和交叉滞后分析。首先，考察三个时间点（4岁、4.5岁、5岁）执行功能与情绪胜任力之间的相关关系。
结果见表3，T1（4岁）、T2（4.5岁）两个时间点的执行功能与情绪胜任力均呈显著的正相关，ps＜0.05；
在T2（4.5岁）执行功能与T3（5岁）的情绪胜任力相关显著，r=0.25，p＜0.05。T3（5岁）的执行功能与情绪胜任力相关不显著，p＞0.05。这些结果说明，4～4.5岁幼儿执行功能与情绪胜任力表现为显著的正相关。另外，T1（4岁）、T2（4.5岁）、T3（5岁）幼儿执行功能之间相互呈显著正相关，ps＜0.05；
T1（4岁）、T2（4.5岁）、T3（5岁）幼儿情绪胜任力之间相互呈显著正相关，ps＜0.05。这就说明，T1（4岁）、T2（4.5岁）、T3（5岁）幼儿执行功能与情绪胜任力各自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
由于4～4.5岁幼儿执行功能与情绪胜任力之间相关显著，将T1（4岁）、T2（4.5岁）、T3（5岁）的执行功能与情绪胜任力纳入Mplus7.4进行结构方程建模，χ2=12.15，df=4，p=0.030，CFI=0.98，TLI=0.83，RMSEA=0.09，SRMR=0.04。
结果见图3。T2执行功能对T3情绪胜任力的预测边缘显著，β=0.25，p=0.058。用情绪胜任力来预测其执行功能的发展，结果显示，T1、T2情绪胜任力均不能显著预测幼儿T2、T3的执行功能的发展，ps＞0.05，这就说明幼儿情绪胜任力均不能预测其执行功能的发展。T1、T2情绪胜任力可以显著预测T2、T3其情绪胜任力的发展，ps＜0.05；
T1、T2执行功能对T2、T3执行功能的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ps＜0.05。这些结果表明，T2（4.5岁）幼儿执行功能对T3（5岁）情绪胜任力的发展具有正向的预测作用，且这种预测效应不可逆。
表 3 4～5岁幼儿执行功能与情绪胜任力之间的相关分析
图 3 执行功能与情绪胜任力交叉滞后模型
在本研究中，4岁、4.5岁幼儿执行功能与其情绪胜任力成显著的正相关，但这种相关关系在5岁幼儿身上并不存在。这可能是5岁以后幼儿执行功能与其情绪胜任力开始分离发展（Lahat et al.,2009），也有可能是受到执行功能以外的其他心理能力（如心理理论、社交能力）影响所致（Denham et al., 2003; Karpinski & Scullin, 2009）。
Kang和Kim（2018）研究发现，学前儿童执行功能与情绪调节之间成显著的正相关。
Hamamcı和Dagal（2021）指出，幼儿自我控制力在其玩耍过程中对情绪调节起着重要作用。Korucu等人（2022）的研究也发现，学前儿童的自我控制能力可以预测其情绪能力的发展。本研究通过3次的追踪研究发现，4～5岁幼儿执行功能可以较好地预测幼儿情绪胜任力的发展，进一步从纵向的角度验证了前人研究。Wang等人（2021）研究发现，4～5岁幼儿认知灵活性可以显著预测其情绪理解的发展。本研究以0.5岁为一个时间点，把情绪胜任力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结果发现，4岁幼儿执行功能可以显著预测其情绪胜任力的发展，这就说明4岁幼儿执行功能不仅对情绪胜任力的单一某种亚能力（如情绪理解）发展有影响，对情绪胜任力的整体发展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总体而言，执行功能对幼儿情绪胜任力的整体发展起作用，而非针对某一亚能力。
本研究结果显示，幼儿情绪识别的发展在年龄上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具体表现为5岁、4.5岁、4岁幼儿情绪识别得分呈递减趋势。先前研究采用“高兴、生气、伤心、害怕”四种情绪图片考察幼儿情绪识别能力的发展的年龄差异，结果发现，4～7岁幼儿在情绪识别能力上的发展呈现出显著的年龄差异（Brechet, 2017）。也就是说，4～7岁幼儿情绪识别能力的发展较为快速，因此，应在5岁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幼儿情绪识别能力年龄跨度的考察，以便更加系统地探讨幼儿情绪识别能力发展的高速期与成熟期。从幼儿情绪理解的发展来看，较4.5岁、4岁幼儿而言，5岁幼儿在情绪理解能力得分表现出显著的优势；
4岁和4.5岁幼儿在情绪理解能力得分上未表现出明显差异。本研究认为这可能与幼儿情绪理解能力发展的内在规律有关。有研究者以2岁为一个时间点来考察“3岁、5岁、7岁、9岁、11岁”几个时间点幼儿情绪理解能力发展的特点，结果发现，情绪理解能力的发展在3～11岁幼儿之间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具体为：11岁＞9岁＞7岁＞5岁＞3岁（李泉, 2019; Pons et al., 2004）。但3～6岁是幼儿情绪理解能力发展的关键期，以2岁为一个时间点进行划分，这可能会忽略幼儿情绪理解能力发展过程中很多关键信息。因此，本研究从追踪研究设计的角度，以0.5岁为一个时间点来划分，更有利于发现其内在发展的规律。
本研究还发现，4～5岁幼儿情绪表达能力的发展虽有增长的趋势，但未达显著水平，具体表现为4岁幼儿在情绪表达能力得分小于5岁幼儿情绪表达能力得分（边缘显著），4.5岁、5岁幼儿在情绪表达能力上的得分未表现出显著差异。先前研究发现，5岁幼儿情绪表达能力的发展优于4岁，并认为4～5岁可能是其发展的高速期（任志楠 等, 2018）。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研究者提出幼儿情绪表达能力的发展要到9岁才趋于平稳（Gnepp & Hess, 1986）。在本研究中，4～5岁幼儿并未表现出显著的年龄差异，这可能与任志楠等人采用的测试任务不同有关。因此，未来可采用相同的测试任务深入探讨4～5岁幼儿情绪表达能力发展的年龄差异性。另外，有研究发现，2岁幼儿已基本具备简单的情绪调节策略，但在策略的运用方面具有显著的差异性，且这种差异在3～5岁时就已呈现出来（Arnott, 2018）。在本研究中，4～5岁幼儿情绪调节表现出显著的年龄差异，这种年龄差异主要表现在4岁和4.5岁幼儿之间，而4.5岁与5岁幼儿之间并未表现出显著的差异。这就说明，幼儿情绪胜任力的几种亚能力之间的发展并不同步。其中，幼儿的情绪识别能力可能是其情绪胜任力发展的基础性能力，故三个时间点（4岁、4.5岁、5岁）得分均有显著的提高；
4.5～5岁可能是其情绪理解能力发展的高速期；
4～4.5岁可能是其情绪调节能力发展的高速期。
（1）4岁和4.5岁幼儿执行功能与其情绪胜任力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2）4.5岁幼儿执行功能对5岁幼儿情绪胜任力的发展具有正向预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