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书评六十年
【编者按】十月,在寰球瞩目之中,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她的六十华诞。回望六十年,我国的图书评论事业,作为“整个国家的文化出版科学事业体系的一部分”,作为“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有队伍,有阵地,政策性很强,意识形态很浓,可以为文化建设作出贡献的重要工作”,始终与国家的发展建设,直至改革开放大业,特别是全行业的体制改革创新休戚与共,始终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始终前进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事业的发展道路上。
本刊特约撰稿人伍杰同志,作为共和国图书出版、图书评论战线的“老兵”,作为中国书评史、书评理论、书评学领域的权威研究专家,以丰富厚重的史料,细腻客观的笔触,再现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共和国图书评论事业所走过的道路,读后令人慨叹。吾辈当以此共勉,奋然前行!
谨以此文,向我们伟大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致以最深切的祝福!书评是图书的影子,是出版的灵魂,是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书评像一面镜子,反映出时代精神的特点和风貌。有书评,精神领域才会充满活力,思想才会不断前进和发展。书评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无形地影响着人们,发挥着一种特殊的作用。所以,书评是人们不可或缺的重要精神食粮。
中国的书评事业,从新中国成立到2009年10月,走了60年的道路。60年里,书评走着一条不平坦的道路,虽然有些曲折,但总的还是从小到大、从无形到有形、从微弱到辉煌,在学术发展和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如果以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前30年书评事业的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受到了一些“左”的干扰;后30年,书评事业的发展健康辉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成果。
一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各条战线都面临着新的任务,书评领域也面临着由旧向新的转变。书评事业不再是分散、零乱、无序,而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生气勃勃地向前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十分重视书评,通过各种渠道和办法发展书评事业。1951年3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出版总署用法令的形式颁发了《关于全国报纸期刊均应建立书报评论工作的指示》,规定报刊必须加强图书评论,指出开展书评“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由于当时出版物好坏不分的局面,以致好的出版物,没有受到推荐,不能广泛流行;不好的出版物,没有受到适当的批评,错误没有引起作者、编者、出版者、发行者、读者的注意,使读者失去了指导,使出版工作失去了监督。因此,报刊要增设定期书评。书评“应当是帮助广大读者和作者、编辑者、出版者、发行者的严肃而与人为善的益友”。书评文字“应当力求认真负责,恰如其分,既不应模棱两可,敷衍了事,或是吹嘘恭维,流为恶俗的广告;也不应粗暴鲁莽,夸大缺点错误,以致打击了正当的作者、编辑和出版者的积极性”。被批评者要认真对待批评,“使正确的批评得到实际的效果,不正确的批评得到应有的辨证”。
不久,中共中央宣传部也发了《关于加强报纸杂志上的图书评论的指示》,指出:“长期以来,报纸杂志上很少关于政治、科学和文学书籍的评论,各科学研究机关、高等院校、教研室和文艺团体也很少对与自己的业务有关的书籍展开不同意见的争论和自己批评。科学家和文艺家的著作出版后往往缺少适当的评价。因此,这些著作中的正确思想和创造没有得到支持和鼓励,错误和缺点没有得到及时的匡正,而读者也没有得到阅读的指导”。因此,要求“中央的和省(市)的报纸及各部门的机关杂志社建立图书评论工作,积极地组织科学机关、高等学校、教研室、文艺团体及其他机关中的作者参加写作,尽可能使图书评论栏成为报纸杂志的创造性努力,反对一切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党的路线的倾向的武器。它应当根据目前科学研究工作和文艺创作还很薄弱的实际状况,用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论证来指导作者和读者。必须防止足以损害创作积极性的过火的指摘,当然无原则的赞扬也是不对的”。还指出:“中央和地方的科学机关、高等学校教研室及文艺团体应建立讨论新书的制度,认真地讨论中央和地方出版的有关的新出版物。讨论的结果可写成书评在适当的报纸杂志发表。”并指出:“各报纸杂志应当根据这个指示制定加强图书评论的具体办法,切实执行。”此外,《人民日报》还专门发表了贯彻文件精神的社论《书报评论是领导出版工作和报纸工作的重要的方式之一》。
中央充分肯定开展书评的重要性、必要性,肯定书评的任务、内容、态度、立场和方法,将书评事业纳入整个国家的文化出版科学事业体系之中,是整个体系的一部分,不是一项可有可无的事。书评是一项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有队伍、有阵地,政策性很强,意识形态很浓,可以为文化建设作出贡献的重要工作。
初期,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要清理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版的一些读物的旧观点、旧思想、旧概念,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这种带着“旧”字的图书,在许多领域都存在。这样,评论也就涉及各个方面。地理学家陈桥驿先生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1951年2月,他在上海《大公报》上评论了1950年8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课本《评王成祖的〈高中本国地理〉》。他认为此书的观点陈旧,并举例:书中对国民党决口黄河,使几百万人都无家可归,流离失所;对国民的少数民族政策“要过太平年,除非蛮杀蛮”。把少数民族称为蛮子,挑动少数民族互相残杀;对中国矿产资源,也是做了歪曲的描述;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队破坏杭甬铁路的恶行,轻描淡写,缺乏揭露批判。他呼吁:“不在秋季开学前及时纠正,影响是很大的。”这是要求纠正课本错误的重要评论。1951年黎澎的《评吴泽著〈历史人物的评判问题〉》,批判书中蒋介石和孙中山并提,还说对他仍难于处理。他质问:这是凭什么来判断历史人物?书中还说帝王将相原则上可以说绝大多数属于封建统治阶级。黎澎指出:“难道作者以为封建社会的帝王将相还有少部分不属于封建统治阶级?”这样的评论,鲜明而且有分量。同年,绍溪发表了《刘大年著〈美国侵华史〉》,指出书中对美国的侵华事实,对早期的不平等条约,都没有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还有宋敏、长风、宋伦,1953年对《国民经济实用辞典》、《综合新辞典》进行了评论,认为这两部辞典都是东拼西抄,错误百出。1953年顾金浦批评了上海新亚书店出版的《天地现象图》和《气象挂图》,缺乏科学性,有许多错误。1951年丁景唐评论陆静山的《小黑人》、《小蝌蚪》两书错误地宣传了面对强敌的妥协、投降、逃跑,并联系当时抗美援朝的实际,指出对敌人要坚决斗争。这些评论,不仅范围广泛,涉及各方面的图书,在评论中都是自觉地出于对新思想的维护,摆事实,讲道理,语言也较为柔和,目的在于分清是非。可以说是平心静气的书评。学风很好,内容健康。
与以上相联系的,还有对旧的学术观点的评论。对《红楼梦》研究的评论,就属这一类。1954年9月到10月李希凡和蓝翎相继写了两篇评论,评俞平伯论《红楼梦》的著作,一篇是《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篇是《评〈红楼梦〉研究》。俞平伯从1921年开始研究《红楼梦》,相继写过不少研究文章,被人们称为新红学的权威,他将《红楼梦》的基本观念概括为“色”与“空”,认为曹雪芹写作《红楼梦》是“怨而不怒”,忽视《红楼梦》的现实意义和反封建思想。李希凡、蓝翎在两篇文章中对俞平伯的文章进行了评论,认为俞平伯从“《红楼梦》研究到《红楼梦》简论,研究观点和方法,没有脱离旧红学家的巢穴……特别是在《红楼梦》简论中,继承和发展了旧红学家形式主义的考证方法,把考证方法运用到艺术形象的分析上来了。……俞的评论没有从现实生活中探讨《红楼梦》的反封建倾向,所谓‘色与空’是否认《红楼梦》的现实主义性质;所谓‘怨而不怒’是减低《红楼梦》的反封建意义。所以,俞平伯坚持的是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观点”。不久,便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运动。这一运动持续了几个月,报刊发表了几百篇文章。运动虽然批判了《红楼梦》研究的唯心主义倾向,清理了旧思想,但有些文章也缺乏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一运动式的评论,对后来的书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