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派的改造,（上）
【摘要】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国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是基于对民主的诉求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共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民主党派成为联合政府的成员。随着中共权力的稳固，民主党派的地位开始发生变化。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民主党派从盟友变为改造对象，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完全停止了活动。19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改造后的民主党派仍作为政权的一部分而继续存在，最终被定位于“参政党”。本文拟分为“前世”、“无间道”和“今生”三个部分，分析中国民主党派被改造的历史。
前世：知识分子党派
与中共结盟
1.“第三方面”及其与中共的“联合政府”共识
抗日战争期间，除拥有军队之国共两党之外，还存在一些持中间立场的小党派，形成于各个历史时期，兹简介如下。
国家社会党：主要成员为民国初年国会中梁启超等进步党人士，以及梁系知识分子。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张君劢整合成国家社会党。1945年又同旅美人士中的民主宪政党合并，组成民主社会党。
致公党：陈炯明与孙中山分裂后，组合海外洪门人士，在美洲洪门致公堂的基础上，于1925年在美国成立了致公党。
青年党：五四时期，受西方影响的自由知识分子结社，成为一时风尚，以少年中国学会部分成员形成的国家主义派，于1923年由曾琦、左舜生、李璜等组成青年党。
第三党：大革命后期国共分裂，邓演达、谭平山等原国民党左派及中共脱党人士，在国共两党之外另组第三党。邓被蒋介石杀害后，改由章伯钧、彭泽民等领导。
在这些党派以外，还存在一些有独立政治主张或利益诉求的团体。如沈钧儒、章乃器等知识分子于1935年发起的救国运动，主张国共两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形成救国会派。以梁漱溟为首的乡村建设学会，被称为乡建派。以黄炎培为首的中国职业教育社，被称为职教派。
除致公党有较多的会党特征外，这些党派的共同特点，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主张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宪政，对国共两党极端对立的政治立场持批评态度，但不具备军事实力。
抗日战争时期，这些中间党派在大后方发起宪政运动，要求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开始形成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方面”，不断提出实施宪政的政见，批评蒋介石的独裁政治，呼吁实现西方式民主。1939年11月，“第三方面”的三党三派负责人在重庆举行会议，参加者有：罗文干、罗隆基、胡石青（国家社会党），曾琦、李璜、左舜生、余家菊（青年党），章伯钧、丘哲（第三党），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章乃器（救国会派），黄炎培、江恒源、冷遹（职教派），梁漱溟（乡建派），以及无党派人士张澜、光昇等人。章乃器、左舜生起草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和《简章》。
《信约》共计12条，主张“宪法颁布后，立即实施宪政，成立宪政政府，凡一切抵触宪法之实施，应即中止，一切抵触宪法之法令应即宣告无效”；“凡遵守宪法之各党派，一律以平等地位公开存在，但各单位间应有一联系之组织，以共同努力，为固定国策之决定与推行”；“要求吏治之清明，而以铲除贪污，节约浪费，为其最低条件”；“尊重学术思想之自由”；“一切军队属于国家，统一指挥，统一编制”；反对“一切国内之暴力斗争及破坏行为”，“严格反对一切内战”；并从团结抗日出发，提出拥护蒋介石为领袖，“力促其领袖地位之法律化”，“求得国家之统一”。
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成立，为各中间党派的进一步联合奠定了基础。该会于1941年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而其《信约》中的原则，后来也被应用于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的政纲等文件。
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共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运用统一战线策略争取救国会等中间势力的支持，摆脱了被国民党政府剿灭的命运，取得了合法存在的地位，并在抗战期间壮大。在抗战的大后方重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南方局，又利用国民参政会等机构，成功地团结了“第三方面”的中间党派及社会贤达。统一战线策略被中共奉为革命致胜的法宝。
抗战胜利前夕，民主宪政运动再度兴起。1944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改组国民党专制的一党政府、建立一个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抗日的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受到“第三方面”的欢迎。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也敦促国共双方联合其他国内政治力量，建立一个联合政府。11月9日，美国特使赫尔利在延安与毛泽东签署了五项协议。其中确认：现在的国民党专制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
毛泽东在1945年4月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提出组成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认为：“人民的言论、出版、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没有人民的自由，就没有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就没有真正民选的政府。”[参见毛泽东之《论联合政府》，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71页]对于当时中间党派所主张的“军队国家化”，毛也表示了谨慎的赞同。
中共是当时拥有军队和地盘的最大在野党，其在陕甘宁边区推行的“三三制”政治样板和毛泽东的联合政府主张，与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统治模式形成鲜明对照，吸引了“第三方面”人士。1945年7月，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六位国民参政员联袂访问延安，当黄向毛提出如何摆脱政权更迭的“历史周期律”时，毛泽东声称，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中共与“第三方面”的蜜月由此开始，并在抗战胜利后的重庆谈判期间达到高潮，国共双方达成了《双十协定》。与此同时，在国内形成了一股组党风潮，黄炎培、章乃器、胡厥文等组成了以民族工商业家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建国会，教育界知识分子马叙伦、王绍鳌等组成了民主促进会，许德珩等大学教授组成了九三学社，“第三方面”的阵营扩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