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两位重量级人物——总参谋长罗瑞卿和国防部长林彪在军事战略问题上发生争论，双方在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主要战略方向问题上各执己见，针锋相对，直至毛泽东介入……
在军事斗争准备基点上，罗瑞卿坚持：“要准备战争，作为军队来说，搞好军事训练，乃是最重要、最具体的准备。”林彪则认为：“政治的因素，……这是战争中打败敌人的诸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不是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1959年8月，罗瑞卿、林彪分别接替黄克诚、彭德怀出任中国军队总参谋长、国防部长，两人共同面对了发生在中国周边的军事风云。
1959年8月，印度对华发动军事进攻，西南边陲暗流涌动。1962年10月，中国对印度发动自卫反击作战，一举重挫印度反华气焰，但印度时有蠢动苗头。
1960年8月，苏联在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挑起第一次边境事件，中苏之间的边境纠纷便不断发生。据苏方材料记载，仅1963年发生的中苏边界事件就有175起。1963年夏，苏军重新开进蒙古人民共和国。对不服从自己的盟国，动辄施加军事压力并进行颠覆，是苏联的一贯作风，这更引发了毛泽东的警惕。1964年10月，苏联发生领导人更迭，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对华问题上，继承了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反华立场。当年11月，他们当面对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节庆祝活动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上，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他们同赫鲁晓夫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别。事实上，他们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同美国一起，继续积极酝酿签订所谓“防止核扩散”条约来对付中国；在中印关系上，用给予印度贷款和军事援助的办法，继续给执行反华政策的印度撑腰打气；尤其是，在苏联新领导上台以后，苏联开始制造和加剧中苏边界紧张局势，在中苏边界驻扎重兵，从赫鲁晓夫时期的10个师急剧增加，最后达到54个师近100万军队，中国的北部边陲暗伏杀机。
1961年5月，取代法国控制南越的美国为防止胡志明在北越成立的越南人民共和国统一南越，发动所谓“特种战争”：提供武器和金钱，派遣教官和顾问，装备、训练并直接指挥南越傀儡政权军队镇压南越人民，阻止越南南北统一。对于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中国一开始即给予坚决的支持。1962年夏，中越两国领导人在北京共同分析美国特种部队入侵南越所造成的严重形势之后，中国决定立即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枪炮。1963年3月，罗瑞卿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赴越，与越南领导人研究如果敌人进攻北越，中国如何援越、双方如何配合作战等问题。1964年初，当美国开始筹划扩大侵越战争时，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更加密切关注越南的形势，频繁会见越南等国领导人，并率先主动提出了向越南派遣志愿军的问题。1964年8月，美国借口军舰在北部湾遇袭，派军机轰炸越南北方，是为北部湾事件，越南战争扩大化，美国直接出兵越南战场，战火烧向中国的南大门。
在世界第一、第二号强国美苏一齐把中国视为军事行动潜在目标的情况下，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军方的代表人物国防部长、总参谋长的一言一行。
在军旅生涯中，罗瑞卿曾长期从事政治工作，历任过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保卫局局长、八路军（司令员朱德、副司令员彭德怀）野战政治部主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政委、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治部主任兼第2兵团（司令员杨得志）第一政委，对政治工作的重视、忠诚是不言而喻的。
虽然长期从事政治工作，但罗瑞卿对军事训练工作极为重视。作为总参谋长，他向中央军委建议：“要准备战争，作为军队来说，搞好军事训练，乃是最重要、最具体的准备。”毛泽东也一贯教导军队，锻炼部队，一是靠打仗，一是靠平时训练。罗瑞卿坚决贯彻毛泽东的训练方针，对部队训练工作抓得很紧。
早在1963年底，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深入部队，总结了我军传统的练兵方法，向中央军委写了报告。毛泽东看了十分高兴，大为赞许。1964年1月3日，中央军委指示全军，立即行动起来，掀起一个学习这种练兵方法的广泛深入的群众运动。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罗瑞卿一月下旬亲自到南京召开现场会议，进行具体的组织和推广工作，要求全军迅速形成比学赶帮的练兵热潮。由于这种贯彻群众路线的练兵方法，很容易为广大指战员所接受，全军的群众性练兵运动很快就蓬蓬勃勃开展起来。从1月到10月，罗瑞卿不辞辛劳，不畏寒暑，先后十多次到全国许多地方，深入部队，了解情况，观看表演。他及时地向部队指出，要注意防止和克服某些形式主义、锦标主义的偏向，要珍惜群众的积极性，爱护战士，不要搞得太疲勞。罗瑞卿还多次陪同周总理和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中央军委首长观看军事表演。1964年的6月15、16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检阅了北京、济南部队的军事汇报表演。在看完擒拿格斗的表演后，毛泽东还对着画有蒋介石头像的沙袋打了几拳，风趣地说：“我们是‘老朋友’了，打你几拳！”毛泽东在观看表演时作了重要指示：“北京、济南部队的表演很好，要在全军普及。”“部队要练夜战、近战”，“‘夜老虎连’要普及，现在可以一个营先搞一个连，将来要使全军都成为‘夜老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这次军事大检阅，极大地振奋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是我军的盛举，是我军发展史上的光辉篇章。
作为军事将领出身（红一军团军团长、八路军115师师长、第四野战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担任国防部长后，面对周边不断紧张的军事形势不急不燥，却对“政治”表现出过度的热情。
1959年9月，林彪主持军委工作没几天，便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别出心裁地说：“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怎样学呢？我向同志们提议，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毛泽东同志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容易学，学了马上可以用。好好学习，是一本万利的事情。”
1960年1月，林彪把毛泽东在延安为抗大题写的三句话、八个字（“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发挥成为“三八作风”，作为检验全军部队革命化的标准。在同年9月至10月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他又提出所谓“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片面夸大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把政治工作抬高到不适当的位置。在他的主持下，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林彪指示从内容到表达方式尽量模仿毛泽东为红四军党代会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还讨好地称这是在“复古”。
在1962年1月至2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在检讨“大跃进”等“三面红旗”问题时，林彪表态支持毛泽东。林彪因为不满意罗瑞卿找人写的讲话稿，便自己拟定了提纲，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毛泽东思想在任何工作中，永远是第一位的，是起决定作用的，是灵魂，是命根子。有了它，就一通百通，旗帜鲜明，方向正确。正确的东西，是唯物主义，是毛泽东思想……过去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在此前后，林彪还下令《解放军报》逐日在报头刊登毛泽东语录。1964年5月，他授意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解放军报》刊载过的毛泽东语录，补充编纂成《毛主席语录》一书，在全军发行，在全体官兵中掀起了学习运用毛泽东著作的高潮。林彪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到“文革”中，《毛主席语录》竟成为 “红宝书”，被奉为圣典。对于林彪搞的那一套，毛泽东是满意的：“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对于强调政治工作，罗瑞卿没有任何疑义，但一直坚持“军事就是政治”、“军事政治应该并重”、“军事政治同等重要”、“军事政治要轮流突出”等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