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废兴，在于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辅佐。”1952年，主政西北的习仲勋奉调进京，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中共中央和政务院文教委副主任，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等职，直至1962年因“刘志丹事件”蒙受冤屈，辅助周恩来总理治理国事十载。遭受政治打击时，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受党中央、毛泽东的委托，找他谈话。周总理亲切地拉住他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党中央、毛主席对你是信任的，让你代表政府做了很多工作，即使出了《刘志丹》小说这个问题，错了就改嘛！我们还是好朋友……”总理这番饱含深情的话，使他感动不已。
宣传文教“领航人”
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豪情满怀地投入新社会、新国家的建设之中，开启共产党人领导建设政治自由、经济繁荣、文明先进新中国的伟大征程。就文化与政治、经济之关系，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文中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
1952年下半年，在基本完成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民主改革和恢复经济任务之后，为适应国家大规模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需要，中共中央调习仲勋到北京，9月接替陆定一出任中宣部部长兼中共中央文教委副主任，1953年兼任政务院文教委副主任，领导宣传和文教工作。这对于不熟悉宣传、文教工作的他来说，肩上担子无疑是很重的。
他担任政务院文教委副主任，协助政务院副总理兼文教委主任郭沫若工作。郭沫若当时兼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国内国际活动很多，文教委的工作实际由习仲勋主持。文教委领导着著名文学家沈雁冰任部长的文化部、老教育家马叙伦任部长的教育部、著名教育家杨秀峰任部长的高教部、著名妇女社会活动家李德全任部长的卫生部、老翻译出版家胡愈之任署长的出版总署以及著名历史学、语言文字学家吴玉章任主任的文字改革委员会。
掌管政务院文教委，领导这么多重要的文化教育部门和这么多学术造诣精深的大学者，一贯谦虚谨慎的习仲勋认为自己难以担当这副重任，便向毛主席请辞。毛泽东没有接受他的请求，反而鼓励他说：“蛇，看起来十分可怕，但印度人耍蛇，得心应手，关键在于真正摸到事物的客观规律，任何工作都可以做好。”他深知这是毛泽东对他的高度信任。
立国之初，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繁重艰巨。1952年9月，毛泽东初步提出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至翌年6月，第一次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出较完整的表述，他强调说：“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为适应学习和宣传的需要，习仲勋领导中宣部起草了《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得到中央肯定，毛泽东两次亲自修改和补充，1954年12月，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全国，由此在全国各条战线掀起了学习和宣传总路线的热潮。
《宣传提纲》开门见山地提出，为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对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使社会主义思想在全国居于统治地位，在群众中占优势，借以动员全国人民积极参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发挥他们为这一事业的胜利而艰苦奋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宣部为做好宣传指导，及时地整顿和改进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健全党在农村和城市中的各级宣传机构、宣传网络，举办经常的宣传活动，特别是改进报纸工作和加强文化艺术的领导。
1953年3月13日，习仲勋在第一届电影艺术工作会议上作了报告。在谈到提高作家和领导人政治责任心问题时，他以柳青创作《创业史》和《铜墙铁壁》为例进行说明。他说，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依靠行政命令，不能用简单粗暴的办法。他还说，我们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对的，但并不是要求所有作品都符合一个标准。他提到，任何一个作品，不能要求作家一气呵成，总要给以耐心帮助，反复修改，而不是乱找茬子，夸大缺点，使作家无所适从。他还提到，要求作家提供作品，也不能像工厂加工订货那样，限期交货，总要给予充分的时间。
在谈到文艺批评时，他提出，要有高度的批评艺术，善于运用批评武器，恰到好处，而不是倾盆大雨，狗血淋头，结果弄得不欢而散。他又提出，要从作家的具体水平出发，给作家指明出路，善于引导作家前进。他还提出，要鼓动作家旺盛的士气，激发作家创作的热情。他强调，只要我们领导方法对头，我们新中国的文艺战线一定能够创作出新的更好的作品来。这个讲话使广大电影工作者深受鼓舞，并在文学艺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受到艺术家的交口称赞，对于繁荣文化事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也为此后党领导文艺工作提供宝贵的借鉴。
1954年5月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召开时，习仲勋作《党的宣传工作为贯彻党的总路线和四中全会决议而斗争》的报告，他全面总结1951年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以来的经验，提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来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实现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完成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的主要任务。他还提出“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必须在全部思想战线上和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严肃斗争”的任务，强调在党和国家工作一切环节上加强思想工作的重要性，激发人民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动力。
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是相辅而成的两个轮子。为适应经济建设的人才需要，从1952年下半年开始，全国高校按照“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方针，分期分批地进行院系调整和专业设置工作。习仲勋不仅参与领导这项工作，还具体指导一些大学的调整工作。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党组书记胡锡奎就调整问题致信于政务院文教委，习仲勋经请示周总理，及时复信给予指示。
面对文化教育整体落后的状况，习仲勋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在基本理清思路之后，他建议中央召开一次全国大区文教委主任会议，得到周恩来总理、邓小平副总理的支持，并于1953年1月召开这个会议。在会上，他指出，全部文教工作必须与经济建设密切结合，并很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总的方针是：“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这次会议得到中央和与会同志的肯定。从此，全国文教工作有了良好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