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心理错位：文化大革命时期党的执政文化建设解析
摘要：文化大革命时期党的执政生态环境复杂，引发党的执政心理错位。“左”倾理论的指导、反修防修、中苏论战的交互作用；反右派斗争的严重影响，国内主要矛盾的误断，个人崇拜以及大批判的政治浪潮，全面夺权和“斗、批、改”运动，造成恐惧和暴力的执政文化登峰造极，并以一种近乎悲剧、闹剧的方式，将文化政治化、阶级斗争化所带来的危害充分地暴露出来，给党的执政文化建设带来诸多经验教训。
关键词：执政心理；党的执政文化；文化大革命时期
中图分类号：D6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5）03000105
The ruling psychological dislocation： analysi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s governance culture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U Shao-qiu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uyang Teachers College， Fuyang， Anhui 236037， China）
Abstract： The complex ruling party’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eriod caused psychological dislocation of the ruling party. “Left” deviation theory instruction， opposing and preventing revisionism， interaction of Sino-Soviet debate， serious impact of the anti-rightist struggle， misreading of domestic primary contradictions， cult of the individual and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tide， and full power and “bucket， batch， change” movement caused the peak of fear and violence of the ruling culture and， in an almost tragic and ridiculous way， and fully exposed the harm of politicizing culture and making creating struggles between classes， which bring abundant experience and lesson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s governance culture.
Key words： the ruling party’s ruling mentality； the Party’s governance cultur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eriod
执政心理是党的执政文化建设的核心要素，也是党执政的心理基础和精神氛围。建国前，毛泽东对全面执政后可能面对的精神、心理上的变化，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并用“进京赶考”和“两个务必”来告诫全党。但是革命胜利后的惯性思维，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成就，党内日益滋长的“左”倾理论，“政治—文化”两极互动模式的深刻影响。使党的执政文化建设钳制在既有的路径内运行，引导甚至支配执政文化及其实践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沿着它约制的方向发展，并在交互作用的恶性循环中走向极端。
一、“左”倾理论指导、反修防修、中苏论战的交互作用，催化对国内政治形势和阶级斗争的严重估计
当代世界任何国家发生的任何重大的政治事件，都不可能没有国际背景，都不可能脱离当时特定的国内政治环境。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举世震惊，引发了世界各政党的高度关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也不例外。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总结这一事件的经验教训时指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这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他对日后国内发生的矛盾和事件的分析和决断，牵发了对修正主义和阶级斗争问题的高度关注。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指出：“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我国有些人感到高兴。他们希望在中国也出现一个那样的事件”[1]62。他说：“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1]62不过，就讲话内容而言，当时提出的“修正主义”仅限于思想战线。这与“文化大革命”时把“反修防修”作为思想政治战线压倒一切的头等任务相比，有很大的不同。这中间经历了中苏关系演变、规模空前的论战，以及国内客观形势的变化与主观认识从“左”的方向加深的曲折发展过程。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关系逐渐不和谐，尤其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惕，加之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使毛泽东对“修正主义”的认识不断升级。1962年7-8月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进一步指责修正主义为国际资本主义服务；随后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明确把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与国外的修正主义归为一类。认为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它胜利地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进攻，维护了党的路线和党的团结”[2]654，对修正主义进行定性和定位，加深了认识向“左”的方向转变。1963年3月至1964年10月，中苏两党围绕着所谓“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问题，进行了长达一年半的规模空前的大论战。这些文章以当时党内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即社会主义社会仍是一个有阶级的社会，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的观点为指导，去分析和论断整个国际共运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3]44。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对这次大论战有过点评。他说：“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4]291应该说，这场大论战涉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许多方面，核心是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等问题。随着论战的逐步展开，国际反修对国内反修产生催化作用，并转而自警和解剖：党内和国内是否也存在着产生修正主义的土壤和条件？如何消除这些修正主义的势力和影响？有学者指出：“这场大论战，使中国共产党内已经产生的‘左’倾观点系统化和理论化了，并且一步步更深入全党的思想教育和每个党员的头脑……得出：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可能出修正主义，也可能出赫鲁晓夫那样人物的结论，从而增加了要在中国进 行反修防修斗争的紧迫感”[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