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下半年起，自古以来一直是各家各户分散做饭的中国农民，忽然全都拥至新开办的公共食堂就餐。至是年底，作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新生事物的公共食堂，全国达到了345万个，在公共食堂吃饭的人口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90%以上，5亿中国农民吃起了名副其实的大锅饭，为这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增添了一道独特的风景。那么，这年的农村公共食堂是如何兴起的？
“行动军事化，生活集体化”
中国农民早就有农忙时集体做饭吃的习惯。农村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后，由于公有化程度的提高，生产规模的扩大，要求增加更多的劳动力投人生产。加之农业合作社实行集体劳动，在农忙季节人手紧张时，有的农业社便开始全社集体做饭，然后统一将饭菜送到田间地头，或在做饭的地点集体就餐，由此产生了最早的农忙食堂。
湖北省京山县的八一农业社，从1955年起就办起了农忙食堂。这年4月大农忙的时候，该社的彭德喜互助组（当时农业社还未建立），只有13个劳动力却要耕种110亩田地，颇感人手不够。于是有人提议说，要是集体吃饭，就能出工整齐，可以多干活。这一提议得到了大家的同意。于是，借了社员刘青芝家的一间房子，集资买了一口锅，其他社员凑了一些刀、筷、碗、瓢，办起了食堂。这个食堂办了两季，即夏收一季，秋收一季，农忙过后，还是回各家起火。
农忙食堂是临时性的，长的个把月，短的几天、十几天。也有少数的农忙食堂办起来后一直坚持下来变成常年食堂，湖北省京山县八区合作乡，荆门县东平乡、马平乡，都有从1956年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就办起，并一直坚持下来的食堂。荆门县的高店乡1957年曾办起了240个农忙食堂，该乡的茶新社还办了5个常年食堂。从合伙做饭到农忙食堂，由农忙食堂到少数常年食堂表明，农村公共食堂早在人民公社建立前就已产生，当时的确是出于群众自愿而办起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产效率。不过，这种群众自觉自愿办起的食堂，其实质只不过是合伙做饭的相对固定化，与后来人民公社时期的公共食堂是有根本区别的。
1957年9月下旬到10月上旬，扩大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基本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即“农业四十条”），提出争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或者更多一点时间，把所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巩固起来。要在12年的时间内，粮食每亩平均产量，黄河、秦岭、白龙江以北的地区，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要发展畜牧业，改良农具，推广优良品种，改进耕作方法，防止和消灭病虫害等。会上，毛泽东还对1956年周恩来、陈云等人提出的在经济建设中反冒进方针提出了批评，说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泄了六亿中国人民的气”。这次会议不但揭开了反冒进的序幕，也揭开了“大跃进”运动的序幕。
10月25日，“农业四十条”公开发表。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将纲要交给全体农民讨论。两天后，《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的社论，对所谓右倾保守思想（也就是反冒进）作了公开批评，认为许多人惯于根据小农经济的生产条件来看合作化以后的新情况，对过去没有见过的事情，常常是不敢想，不敢做，信心不足，顾虑重重。特别是“在去年秋后刮起一阵邪风，放松甚至放弃了四十条纲要的目标，结果是消极因素上升，右倾思想抬头，农业生产就吃了亏”。社论要求农村干部群众打破“生产已经到顶了”的保守思想，在低产地区短时期内迅速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高产地区继续发挥潜力进一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并在今冬明春掀起一个农业生产和农业建设的高潮，使“有关农业和农村各方面工作在十二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这是报刊上第一次以号召的形式出现“跃进”一词，正式吹响了农业“大跃进”的号角。
11月13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社论，对反冒进作了公开批评。社论说，1956年公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草案以后，曾经鼓舞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造成了全国农业生产高潮。但是，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因为不懂得这个道理，不了解合作化以后农民群众的伟大的创造性，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毛泽东对这篇社论非常欣赏，认为“跃进”一词是一个伟大的发明，这个口号剥夺了反冒进的口实。他还曾就此亲笔写了一则批语：“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12月1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其中说：“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订得冒进了，行不通；有的人说，1956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全部冒进了，甚至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冒进了，搞错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
由于这些社论的发表，反冒进就成了右倾保守的同义词，而右倾保守意味着消极对待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于是谁也不敢再提倡反冒进了，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了反保守倡跃进即冒进的强大舆论氛围，一步步地将“大跃进”发动起来。八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做出《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要求各地鼓起1955年冬季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中的那种劲头来，掀起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的生产高潮。是年11月和12月，各省、市、自治区为了贯彻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相继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批判右倾保守，部署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组织和发动“大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