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天津讲话”对新中国建设的重要历史意义
[摘要]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深刻阐述了资本主义在新民主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必要性；提出了指导建国初期经济建设的“四面八方”政策；最早提出从领导革命斗争的党转变为领导经济建设的党的“执政党”概念和党内反“左”斗争；在科学文化教育、学术自由讨论等方面也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成为指导新中国政权建设、经济建设以及党自身建设的重要文献。对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有重要的教育和借鉴作用。
[关键词]七届二中全会；刘少奇；“天津讲话”；“四面八方”政策；执政党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党的工作“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这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巨大转变，毛泽东说：“二中全会是城市工作会议，是历史转变点。”。为了全面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刘少奇受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委托，从4月10日至5月7日赴天津进行一个月的调查、考察，发表了许多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光辉的重要讲话。这些讲话不仅对新中国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教建设以及党自身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对60年后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仍有重要的教育和借鉴作用。
(一)“天津讲话”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贯彻了七届二中全会尽可能多地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站在我们方面，结成统一战线，为新中国政权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七届二中全会后，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新政府的条件已经成熟，在政权建设上既要反对右的迁就主义，也要反对“左”的关门主义或敷衍主义。刘少奇到天津时天津的资本家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共产党只为工人利益，三怕管不了工人，无法生产。工人、职员、干部的思想也很混乱，店员要求分厂散伙，干部认为无产阶级不需要团结资产阶级，因为资产阶级只是追求利润，搞剥削：也有些工人向资方提出过高的工资要求。在天津，刘少奇从党的历史经验和党的总路线的高度，分析了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说：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对资产阶级的政策历来就是党的路线很重要的一部分，如果对资产阶级的政策处理对了，路线就对，否则就会犯错误。刘少奇明确指出保护民族工商业是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三大政策之一，党的总路线是“四个朋友”：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三个敌人”：帝国主义、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他强调资产阶级“不但不是斗争对象，而且是争取对象。……至于小资产阶级，小资本家，就更加不是斗争对象”，否则就跟“二中全会的路线不符合，跟党的总路线不符合。把资本家当作敌人，就扰乱了自己的阵线。”当然，重视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不等于没有斗争；斗争的方式是经济竞争，是和平的竞争。
团结资产阶级对新中国的政权建设的重要意义，是因为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勾结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疯狂剥削和掠夺，政治上加紧法西斯专政，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放弃走“第三条道路”的梦想，他们拥护共产党的主张，愿意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为推翻三座大山作出自己的贡献。从策略上看，也是服从当时斗争的需要。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建国初期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首先是帝国主义，二是台湾、西藏的反动派，三是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四是地主阶级，五是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因此，“我们不要四面出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就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其中当然包括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特别是在我党领导下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民主联合政府即将成立之际，我们更要克服过去出现过的对党外民主人士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不正确态度，使自己陷于孤立，使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带来困难。所以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特别强调：“帝国主义还没倒，还有经济势力和政治势力。国民党还存在。拿枪的敌人没有了，不拿枪的敌人还有，我们要善于同不拿枪的敌人作战。”要“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跟我们合作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站在我们方面，要一贯起来。……组织这样大的队伍跟敌人斗争，基本目标就是为了把生产发展起来，在党的总路线下达到发展生产的目的。”
刘少奇的这一思想和党中央、毛泽东是完全一致的。就在刘少奇赴津前三天，毛泽东于4月7日致电华东前线的邓小平等，征询对吸收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参加工作的意见。电文指出，黄炎培、章乃器、盛丕华等是上海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没有他们帮助，要接管上海对付三大敌人是很困难的，所以“是否有必要在没有占领上海以前，即吸收他们参加某些工作。而在占领上海以后，则吸引更多的这类人物参加工作。”历史的发展正是这样，“天津讲话”6个月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民族资产阶级的许多代表人物包括黄炎培、章乃器、盛丕华等都参加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领导，为建立和巩固新民主主义政权作出了贡献。就是在天津，当时参加过刘少奇召开的座谈会的工商业资本家中就有不少在天津市政权建设中担任不同的领导职务，有的还被推上国家一级机构的领导岗位。其中象李烛尘，建国初期曾任中央轻工业部部长，后任民建中央代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叔弢，1950年起连续16年担任天津市副市长，后来是全国工商联执委和全国人大常委。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后，邓小平考虑建设中资金、人才、项目、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以及外贸、进口等方面的政策问题时，为了听取全国工商联、民主党派、政协人士的意见，于1979年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五老”，周叔弢就是邓小平会见的“五老”之一。这仅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天津讲话”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精神，以及在新中国成立后60年的政权建设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二)“天津讲话”不仅在新中国政权建设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更重要的是深刻阐述了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作用，并且根据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情，提出了指导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四面八方”政策。
保护民族工商业是我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主要经济思想和基本政策，并且在1947年12月中央扩大会议上被正式列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大经济纲领之一，即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指出的：“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