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创业史》主题的二重性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农业合作化在中国开始受到质疑和否定。由此，一大批描写歌颂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小说也遭到了质疑和否定。“许多人以‘不合历史发展规律’为理由，对这些作品的真实性进行了全面的否定”①。例如：有的文章认为：“《创业史》宣传了错误的政策，梁生宝不是个先进人物的典型，而是一个犯了严重错误的人物。” ②还有人认为：创业史是左倾政策的产物，没有真实地反映当时农村的生活，因为从今天人的观点看，梁生宝这个创业英雄，实际上是个悲剧人物。
《创业史》不真实吗？《创业史》仅仅是讴歌了农业合作化吗？不！笔者认为合作化问题的正确与否并不影响那些描写合作化运动的优秀作品的真实性和价值。《创业史》就是一部这样的杰作。这里涉及到了一个主题的二重性问题。《创业史》主题的二重性表现为：一方面从主观上它热情地讴歌了农业合作化；另一方面，在客观上它也生动地表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错误和偏差。这使它成为我们深刻地认识当时的生活，反思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好教材。
为了纠正人们对《创业史》的偏见，明确《创业史》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有必要把这个问题好好说一说。
一《创业史》主题二重性的表现
《创业史》歌颂农业合作化是毋庸置疑的。有论者认为：“尽管人民公社被证明是中国农民的一场灾难，但对合作化运动却应该做更具体的分析。根据社会学家们考证，农业合作化运动应该分为不同的时期来评价。1955年之前进行的‘互助组’和‘初级社’工作，基本上是符合农民利益和现实需要的。它很好地缓解了土地改革后农村中出现的因规模狭小和贫富悬殊而导致的生产力低下、社会矛盾加剧等问题，是适合当时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的认识水平的政策措施，其结果也是明显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增长。只是到1955年以后，急躁冒进、盲目集体化的倾向才开始出现，并最终导致了这一政策走上了自我毁灭” ③。
《创业史》表现了1953~1954年农业合作化的一些优越性。例如：互助组运用科学种田获得了高产，实现了稻麦双收的计划，帮助一些贫苦农民渡过春荒难关。合作化遏制了贫农卖地现象的发生，避免了两极分化和雇工剥削这类事情的重演。因此，《创业史》对初级合作化运动的正面描写是正确的。而在第二部，作品就写出了合作化运动的一些错误。今天重读《创业史》，我们发现，它在讴歌合作化的同时，也客观反映了合作化运动的某些错误和偏差。这就是《创业史》主题的二重性，下面我就此做一些具体分析。
《创业史》深刻地写出了农民对私有财产的强烈感情，写出了农民告别私有制时的艰难，写出了农民给自己干活的干劲和热情。
《题序》里梁三老汉的奋发创业，土改后他和许多农民的发家梦想都不言自明。最生动的是第二部写梁大老汉起早贪黑自己推磨做豆腐，卖了豆腐又干农活。农民为自己做活再饿再累也没怨言。给集体干活呢？却是偷懒惜力，得了机会还占集体便宜。
再对比一下梁大老汉对自己的牲口和白占魁对农业社的牲口的不同。梁大老汉对自己的牲口看得比命还当紧。他黑夜躺在炕上，听见黑马呼唤，不管外边是刮风下雨，他都赶紧下炕去添草。天热的时候,他不给自己扇凉,却跑去帮黑马打扇驱蚊……农忙时节,他慷慨地给黑马灌鸡蛋喂白糖,而他自己一辈子也没尝过糖是什么味道。而白占魁在吆农业社“官车”的时候，上大坡都不肯下车，不是自己的牲口，他不心疼。这不是人心为私和为公的差异吗？
《创业史》这些描写生动地说明了维护私有是人的本性。而搞合作化就是要“推翻私有制度”，这在客观上违背了人性。 所以有评论这样说：“没有任何经济学的理论可证明农业合作化会提高生产力，但证明合作制企业效率低于私人企业的经济模型却汗牛充栋。实际上农业合作化对经济发展起了负面影响。”
合作化既然违背了人的本性，因此在搞合作化时就应严格地遵循自愿的原则。作品生动地写出了梁生宝、高增福、冯有万、欢喜儿几个自愿入社的农民的热情和干劲。过去有的评论，把这说成是贫下中农的思想觉悟。我认为不然，应该说这些农民发现了合作的优越性。这几个人的积极性主要来自于自愿。也就发挥了合作的效果。
作品也生动地表现了农民被强迫入社的恶果。梁大老汉和生禄就是最好的例子。《第一部》中生禄父子在生禄的弟弟梁生荣的影响下勉强加入互助组，但他们实际上还是在搞单干，甚至与互助组的统一计划统一行动相冲突。梁大老汉和生禄的行为是符合人性的。第二部就生动地写出了梁生禄在合作社中的苦恼和别扭。他每天不出工,老盼着合作社垮台，根本就没有一点积极性。《创业史》的这些描写从另一面说明了自愿的原则是绝对不能违背的。
《创业史》以赞赏的笔调描写了1953年梁生宝互助组的“入社自愿，出组自由”， “按党的政策办事”。但是这些政策，后来就没有了。用《创业史》的这些描写对比以后的合作化运动，它客观上折射出1953年以后不断发作的急性病，特别是1955年的批“小脚女人”和合作化高潮。用强制代替了自愿，是多么背离人性和现实。
作品还写道：在灯塔社成立的时候，县委副书记曾代表县委讲话，说“虽然共产党认为社会主义是最好的生活道路，但共产党绝不把它强加给任何一个庄稼人”。 对比后来的运动，这似乎是一个讽刺。
作品第一部写1953年，梁生宝互助组搞得好好的。到冬天，中央下达了总路线精神。按柳青的创作意图，这叫做“在结局指示了方向”，说明梁生宝们干对了，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从客观上看，它正好表现了合作化运动中的急躁情绪。跟着就召开了全国互助合作会议，并发表了决议。从此合作社从试办进入了快速发展。它的直接后果就是“从53~55短短两年就发生了两次粮食危机”。
《创业史》第二部就写出了在这种形势下合作化运动受到的人为干预和它的急速发展。1954年，在总路线精神的感召下，县里召开了区、乡、村三干会和互助合作代表会，受当时会议精神的鼓舞，梁生宝提出了三年在全下堡村实现合作化的设想，即最后与官渠岸郭振山的互助联组合并为一个联社——下堡村高级社。梁生宝的热情是好的，但从作品的实际情况来看，条件还不成熟。对合作化，农民反应不一，“有的振奋，有的沉重，有的郁闷”，许多农民，特别是富裕农民，愿把家业传给子孙，还不愿加入合作社“充公”。从作品看，以郭振山、孙水嘴、杨加喜为首的官渠岸互助联组，对梁生宝们就很不服气。郭振山在会上马上就否决了梁生宝的设想，他认为明年春天是否办联社，要由全村绝大多数农民自愿决定。作品里所谓政治麻木的区长周守义、乡长樊富泰，还有几个区干部也都赞成郭振山的态度。但郭振山当时就受到区委书记王佐民的严厉批评。这一情节反映了在当时合作社大干快上的时候，党内存在着稳健和激进两种不同的认识，而且激进的认识明显占着上风。《创业史》把王佐民们写成正确路线的代表，而把周守义、樊富泰们当成“小脚女人”加以否定。这是那个时期描写合作化运动的作品的共性。如：海默的《洞箫横吹》、岳野的《同甘共苦》、柳溪的《爬在旗杆上的人》等等，都是这样。这类作品还力图把“小脚女人”写成品质有问题的人，而《创业史》还没有那样。我们再看27年以后的文学 。如：李杰的《高粱红了》，“小脚女人”们才是忠臣。极左分子反而成了坏人。如何看待这一文学现象，是不是《创业史》写得不真实？我认为《创业史》所描写的生活是真实的。《创业史》的这些描写实际上是活生生地写出了正确稳健的意见在当时怎样受到了压抑和排斥。尽管梁生宝的设想在当时的条件下还不够成熟，但事实上，以后的发展比梁生宝的设想还快，因为1955年，中国农村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已经开始了。《创业史》的这些艺术描写，折射出后来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是在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发动的，犯了急性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