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俄为师”得失的探讨
一
“以俄为师”这个口号，是孙中山提出来的。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以不折不挠的精神，在国内发动了十次起义，都归失败。辛亥武昌首义成功，终于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诞生了中国的、也是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但是不久，袁世凯就窃取了大权，之后又是军阀割据。封建势力依旧沉重地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1917年彼得堡的炮声，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使孙中山重新看到了希望。于是他提出了“以俄为师”口号，同时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中华大地曾经焕发了蓬勃的革命生气。
孙中山当时说要以俄为师，他最看重的是什么呢？是俄国“以党治国”的经验。他说，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俄国之能成功，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上。因此现在他要以俄国为模范，重新组织，把党放在国上。他制定了《建国大纲》，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所谓“训政”，就是要全民受党化教育。孙中山在倡导革命的过程中，接受过西方的民主思想。他说他提倡的民族、民生、民权“三民主义”，民权就是“德谟克拉西”，就是民主。但当时他对民主的认识还是粗疏的，而在另一方面受我国传统文化熏陶的他，又有着根深蒂固的专制主义的思想。作为革命领袖，他还是摆脱不掉自古以来以圣王明君自居。1914年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之际，就规定了“誓言”，党员必须发誓：“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服从孙先生……如有二心，甘受极刑。”他担任党的总理后，又规定“总理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有最后决定之权”。这样，在几经挫折之后，孙中山现在看中在党内实行集中制而以党治国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以为老师，也就很自然了。
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是列宁创立的。列宁发展了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坚持党应是由职业革命家和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有组织的先锋队，党应有铁的纪律，实行民主集中制。面对十月革命胜利后那么艰难复杂的环境，列宁当时强调纪律和集中是可以理解的，正确的。苏共在执政之初，实行的也并不是一党制。但是到1922年底，苏联最终形成了一党独存的局面。这种没有其他党派监督、参政、议政的一党制，为最终走向僵化、专制埋下了隐患。列宁当时已感到了这种危险，因此他一再强调要反对官僚主义，在晚年曾强调建立有效的党内监督机制，但设想没有变成现实。他感到党的领袖专权的危险，在1924年他去世前，曾建议要把性格粗暴专横的斯大林从总书记的岗位上撤下来，却没有成功。因此孙中山当时看到的布尔什维克党即苏联共产党就是一个以党治国、党内高度集权的党，而提出以它为榜样，“以俄为师”，这就为蒋介石后来实行专制独裁开辟了道路。蒋介石以孙中山的学生自居。孙中山去世后，1926年6月7日，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发表演讲说：“俄国革命之所以迅速成功，就是社会民主党从克伦斯基手里拿到了政权……什么东西都由他一党来定夺，像这样的革命，才真是可以成功的革命……中国要革命，也要一切势力集中，学俄国革命的办法，革命非由一党专政和专制是不行的。”这就是后来蒋介石实行的“党权高于一切”、“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党专政”、“以党治国”的由来。蒋介石终于背叛了革命，他实行法西斯专制独裁，最终遭到全国人民唾弃。
今天的人们可能不曾想到，在思想上最早起来反对国民党“以党治国”、“一党专政”的是坚持民主宪政思想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罗隆基、马君武、张元培等人。针对国民党要实行一党专政的势头，他们激扬文字，纷纷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攻击国民党的文章。胡适说：“我们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批评，何况国民党和孙中山。”他们批评什么呢？一是批国民党没有人权保障；二是批国民党“训政”，没有宪法或约法，训政就是专制；三是批国民党以“三民主义”来统一思想，实行“党化教育”，没有思想言论自由。罗隆基说：“我们根本否认训政的必要。”“独裁制度，因它内在的罪恶，本身就不足为训。”以胡适、罗隆基为代表的这批知识分子的挑战，自然惹怒了国民党。当时已屠杀了大批曾与国民党合作的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对这些主张人权的知识分子当然也不放过。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呈请中央要严惩“反革命”胡适，撤销其中国公学校长的职务。对罗隆基则更不客气，干脆把他关押了起来。罗隆基用老子的话正告国民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场反对国民党“党权高于一切”的抗争，很快被国民党压制下去了。在中国人民争取人权、民主、自由奔腾不息的浪潮中，尽管这场抗争仅是几颗浪花，但是历史不会忘记。
二
中国共产党又是怎样看待“以俄为师”的呢？
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初，受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很大帮助，中共受苏共的影响是很自然的。不过，五四运动中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最初还是比较清醒的。他明确主张：“中国共产党不采取党魁制，如孙中山先生之任国民党总理那样，而采取民主的委员制，从委员中推选一个书记来负责联络之责，其他委员分担宣传、组织等各方面的工作，权力不应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他强调委员制适合中国国情，指出，设立书记，遇事公决，不仅可以确立党的民主生活，而且可杜绝个人独裁以及官僚式的流弊。由于陈独秀有较高的威望，开会时，大家十分尊重他的意见。陈独秀早有察觉，绝不把自己凌驾于党的组织之上。在1924年5月的中央扩大会议上，陈独秀明确表示：如果中央的政策多取决于他的意见，难免会发生偏差，因此要求会议给予纠正。他注意调动每个党员的积极性，鼓励大家发表不同意见，不搞一言堂。（以上引自沈建中：《陈独秀李大钊开创早期党风》）
陈独秀在他以后的革命生涯中，几经挫折，从国民党的监狱，到晚年困居四川江津，以对民主与社会主义关系的反思，特别是对斯大林极权体制的反思，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1940年9月，陈独秀在写给濮清泉的信中说：“我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今天意见。”他说：“近代民主制的内容比希腊、罗马要丰富的多，实施的范围也广大的多。因为近代是资产阶级当权的时代，我们便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其实此制不尽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发明，至为宝贵；不幸十月（编者按：指俄国十月革命）以来，轻率的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被推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独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来杀别人，明天便会用之杀自己。列宁当时也曾警觉到‘民主是对官僚主义制的抗毒素’，而亦未曾认真采用民主制，如取消秘密政治警察，容许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择自由等，LT（按：即托洛茨基）直到独裁这把利刃伤害到自己，才想到党、工会、和各级苏维埃要民主，要选择自由，然而太晚了。”陈独秀并且提出了斯大林主义与希特勒主义之亲缘性的观点，认为纳粹是普鲁士与布尔什维克的混合物。
陈独秀当年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曾抵制过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路线和瞎指挥，不买他们的账，结果被栽赃陷害，被撤职，还责令他去苏联。陈独秀抵制了，幸亏没有去。而当时在苏联的波兰、德国、匈牙利、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意大利、英国、法国、比利时、西班牙、芬兰、荷兰、土耳其等国共产党领导干部，包括中国共青团的领导人俞秀松，都被斯大林杀害了。陈独秀因身受其害，又经过多年的“深思熟虑”，在1940年提出了对斯大林独裁体制的批判，是深刻的，也是比较早的。而我们许多人当时只看到斯大林头上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革命导师”的光环，根本看不到斯大林体制的消极面。西方思想家哈耶克、波普尔，也是晚了多年之后，才相继出版《通向奴役之路》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两部批判独裁制的有巨大影响的著作。
三
说到“以俄为师”就自然要说到“走俄国人之路”这个口号，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夕，毛泽东发表了一篇意气风发、在当时影响极大的雄文《论人民民主专政》。文章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论起，回顾先进的中国人，历尽艰难，寻求解放的道路后说：“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主张要向俄国一边倒。文章批驳了对这个结论抱怀疑的一些观点，如：
“你们一边倒。”毛泽东说：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
“你们独裁。”毛泽东说：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毛泽东的文章，使许多人坚定了一个信念，就是真理完全在俄国人一边，俄国人实行的是无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民主，专政只是对反动阶级、反动派。我们必须走俄国人的路，倒向俄国一边。回想新中国创建之初，许多人把苏联尊称为“老大哥”，并且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可见，“走俄国人的路”这个口号影响之大。对斯大林的迷信，在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的时候，达到了顶峰。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歌颂的文章。当时我在上海主持《青年报》工作，也曾在报纸上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短文。当时最引人注目的是陈伯达的庆祝文章，我还记得这文章最后的一句是：“至高无上的伟大的斯大林大元帅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直到1956年赫鲁晓夫作了“秘密报告”，斯大林这个迷信才被突然打破。真是晴天霹雳：“世界工人阶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伟大的斯大林（毛泽东在莫斯科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大会上的祝词）”，怎么竟然是杀害自己同志的人呢？据揭露，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98人被害，1225名正式代表中，1108人被害。俄罗斯联邦前党委和执委成员90%被镇压，多数市、地方和区党委均被摧毁。而这些杀害自己同志的命令，大都是斯大林批准的。据已公开的档案，1938年8月20日一天，斯大林就亲自批准枪决所谓的“人民敌人”及其家属735人。
还需要特别提到的，苏联红军及海军中的高级将领也没有逃出斯大林的镇压。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前，苏联5个元帅中的3个，4个一级指挥员中的3个，以及所有集团军军长、几乎所有的师长和旅长、半数的团长、绝大部分政治委员，多达约5万重要军事政治干部被害，更多的干部遭到清洗。战争爆发时，只剩下7%的军官受过高等军事教育，75%的军官担任他们的职务不到半年时间。（以上材料均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再加上，斯大林不相信希特勒即将进攻苏联的多个情报（包括当时德国驻苏大使向莫洛托夫的明显暗示），毫无应战准备，以致德国的“闪电战”第一天，就摧毁苏联飞机1200架。德国猛攻苏联三周后，苏联将近30个师实际上已不存在，约有70个师损失了50%以上的人员，大约3500架飞机、一半以上的燃料仓库和弹药库被击毁。
面对这样冷酷的事实，人们不能不问：由列宁亲自缔造的寄托着人类希望的被认为是“开辟新纪元”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会在斯大林手里变成如此封建专制王国的？这是人类在20世纪历史中需要严肃深思的一个大课题，不光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需要总结，对整个人类的文明社会，也是需要总结。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立即震惊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震惊了整个世界，引起了巨大的波澜，引起人们普遍的深思。现在回头来看，赫鲁晓夫是斯大林提拔起来的人，他显然没有能力和水平，揭示问题的根源，指明改革的方向。但是他当时捅破黑幕（过去曾被称为“铁幕”）的胆识和贡献，是不应该被抹杀的。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谈到了斯大林几方面的问题，但是引起人们最为震惊的，是斯大林肆无忌惮地杀害自己的同志，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一贯强调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毛泽东同志却大不以为然。毛泽东同志认为斯大林的错误第一是难免的，第二是认识偏差。说斯大林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说斯大林功大于过，功是七分，过是三分。《人民日报》在1956年4月和12月，曾连续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长文，阐述毛泽东同志的上述观点。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大批斯大林、否定斯大林，很为不满，认为赫鲁晓夫是“揭了盖子，又捅了漏子”。毛泽东同志认为“斯大林的思想和观点基本上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所谓斯大林主义，基本上是正确的”，“斯大林主义非保持不可，纠正它的缺点和错误就是好东西。这把刀子不能丢掉。”（引自吴冷西《忆毛主席》）毛泽东坚持要“走俄国人的路”。在1962年1月30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即所谓“七千人大会”），毛泽东还继续特别强调了向苏联学习的必要性。他说：“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经验。不学习苏联，要犯错误。”
毛泽东同志那时对斯大林的这些评价和对斯大林主义的维护，遭到了东西欧一些国家共产党的批评。毛泽东感到国内外都出现了修正主义，赫鲁晓夫则是现代修正主义的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认为必须发动公开的论战，来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批判赫鲁晓夫这个最大的反面教员、活靶子。这就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长达一年半之久，连续发表了著名的“九评”。当时在整个中国大陆的上空，不断响起著名播音员夏青广播“九评”那抑扬顿挫、令人亢奋的声音。这场论战，使中苏关系越来越恶化，以至在中苏边境发生了一场珍宝岛之战。这场论战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是中国人要“走俄国人”的路，而俄国人却不同意中国人“走俄国人的路”？许多年后，在修复中苏关系的时候，邓小平谈到那场论战时，对俄国人说，那时我们大家都说了很多空话。而事实上，至少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这并不是什么空话。因为为斯大林辩护的“九评”，正是两年之后对中国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根据，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起源。
就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大讲子孙后代都要学习苏联，也就是要继续“走俄国人的路”的时候，刘少奇、彭真、周恩来、陈云等人却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大讲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极端重要性，公开斥责过去不讲民主、压制批评、打击报复、过火斗争等种种不民主的作风。是不是毛泽东同志没有看到不讲民主的危害呢？不是的。毛泽东同志当时自己就讲过这样的话，说斯大林如此严重地破坏法制，这在英、法、美这些西方国家就不可能发生。说美国发展快，其政治体制必有可学习之处，我们反对它，只是反对它的帝国主义。说到底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看来还是几个党好。说共产党要万岁，民主党派也要万岁。毛泽东同志还说，斯大林晚年把封建主义的精神实质带进了共产主义运动中。（以上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但是，在另一方面，毛泽东同志看得更为严重的是，他那时感到否定了“斯大林这把刀子”的同时，毛泽东的无上权威地位也开始受到怀疑。所以他认为必须挖出“躺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他决定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根据毛的有关指示，周恩来在1957年1月访苏时当面问过赫鲁晓夫，你们20年同斯大林一同共事，至少也可以少作助长斯大林错误发展，多做些约束斯大林错误的事情嘛！对此赫氏的回答是：“斯大林独断专行，根本没有可能进言。”具有悲剧意味的是：周恩来向苏共领导人提出的这个问题，几年后很快就同样反映到中共领导同志与毛泽东同志的关系上来了。尽管中共许多领导人对“文革”都很不理解，在不同程度上进行抵制，毛泽东同志还是一意孤行把中国人民拖进了“文革”的十年大灾难。“文革”中迫害的，仅中央一层就有：中央政治局委员22人，中央委员、候补委员96人，中央书记处书记13人，副总理12人，军委副主席5人，大行政区第一书记4人，中央监察委员34人，人大常委委员60人，政协常委74人。所幸的是不同于斯大林统治下那样，中国这些人没有都被“肉体上消灭”。
四
1991年，貌似强大的苏联顷刻瓦解，为斯大林主义、“走俄国人的路”，画上了句号。但是，怎样认识斯大林主义，怎样认识所谓“走俄国人的路”？它为什么能在俄国和中国这样东方的国家生根？人们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样教训？这是需要长久深入研究的课题。这些年来，在俄国和我国都有人做了大量工作。或是披露过去人们不知道的内幕，或是进行分析研究，发表了大量文字，出版了不少书。例如，原苏共中央机关资深指导员列昂·奥尼科夫在1996年出版的名为《从苏共中央机关内部看苏联共产党是如何垮台的》的著作。我国《国际政治研究》杂志2002年第3期刊登的中国社科院原苏联研究所所长徐葵编写的《斯大林模式的苏联共产党的特征及其垮台的原因》，2002年4月16-18日，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和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共同发起召开的“苏联执政的历史教训”座谈会述要，都是从制度上来分析斯大林主义的悲剧根源，值得很好看看。国际共运史上著名的女性革命领袖罗莎·卢森堡在她未完成的《论俄国革命》一文中，曾经尖锐地批评推行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纯粹是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雅各宾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这种情况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暗杀、枪决人质等等。”卢森堡是在十月革命的第二年，即1918年写下《论俄国革命》手稿，而在她殉难的第四年才被印行。之后，陈独秀也从制度上指出斯大林主义的根源。在半个世纪前，即1940年9月，当斯大林还高居在至高无上神龛的时候，陈独秀并没有从个人恩怨上来看斯大林，而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若不是实现大众民主，则所谓大众政权或无产阶级独裁，必然流为斯大林式极少数人的格柏乌（按：即秘密警察）政体，这是事势所必然，并非斯大林个人心术特别坏。”
徐葵的文章中，有一段触目惊心的话：
苏联是先有苏共垮台，后有苏联的解体，而苏共本身则是由党内种种弊病把自己毁掉的。经历过三次革命（1905年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锻炼和两次战争（即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的考验，有着1900万党员和40万基层组织的苏联共产党，在1991年瓦解于顷刻间，毫无声息地退出历史舞台，这是20世纪的一大悖理现象。从苏共的党建和党的工作原则的角度来剖析，苏共是由党内的种种弊病给毁掉的。这就是：党内包括党机关内部完全缺乏民主；党的执行机构（政治局、党委会）及其所有工作机关垄断了全部权力，不受任何监督；党内实行高度保密制度，党的工作缺乏透明度等等弊病，1900万党员完全被剥夺了自主性、自动性、自我管理精神和自我表达的可能，广大党员长期只能驯服地执行上面下达的指示和命令。斯大林把党变成了对国家和人民进行个人统治的政治工具……普通党员毫无权力可言，广大党员对党的领导和党的政策都已疏远和漠不关心，这是苏共于1991年遭禁止时没有一个党员出来挺身而起的根本原因。
《国际政治研究》杂志登载的上述两篇文章中，列出了苏共执政丧权亡党的许多历史教训，如：
斯大林实行党政合一、把党变成了国家机关，党领导和包办一切，全部权力集中于党的机关，集中于机关的上层，集中于总书记个人手中。
党的干部不是选举而是任命的，党不仅任命自己的干部，还任命政府部门干部。党最高领导人的产生没有正常的机制，也没有任期的限制。
党的最高领袖拥有对真理的垄断权，完全控制信息的传播，排斥和否定外来的文化成果，实行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混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用大批判和专政方式，甚至用肉体消灭的办法，解决思想和文化领域的问题。
党内的严格保密制度成了党的机关不受监督地行使大权的基础。
党机关的人员编制不断扩大，党中央机关从1919年时的30名干部，扩大到1987年的1800人，还大量使用“编外”干部。民主集中制成了官僚集中制，个人集权制。
邓小平说，我国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中国党也是按照列宁建党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苏联党和国家的垮台，不能不引起中国党的深思。邓小平在1986年曾多次谈到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指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16年过去了，我们改得如何？我们有哪些进步，还有哪些不足，每一个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有责任心、对马克思主义有信心的人，都应该认真对照一下苏联、苏共这面镜子，从中切实地记取教训。
中共“十六大”总结了13年来十条基本经验，并对我国体制改革作了若干规定。可以看出这些历史经验，已经与毛泽东晚期的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大不一样了。中国在进步。要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责任编辑方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