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变的研究路径
内容摘要诺斯和其后的历史制度主义学派,围绕着“制度”开展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意义的大国兴衰和制度变迁研究，然而，基于“理性选择”的假设，对“路径依赖”和“报酬递增”的偏爱，使新制度主义更多关注英国模式下的“连续（渐进）变迁”，对于急剧的突变却鲜有研究。我们拟从“政治衰败”、“失败国家”和“卡里斯玛型统治”等经典理论中寻找资源，以构建一个新的解释非连续性变迁的理论框架。
关 键 词 制度变迁 突变 政治衰败 失败国家 卡里斯玛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有力地解释了历史上大国的兴衰变迁。然而，我们注意到，无论是诺斯还是其后的历史制度主义，都将视角集中在“渐进变迁”上，对于激烈的、急剧的制度突变，却少有提及，或未展开分析。急剧的制度变迁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无论是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还是20世纪末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革命性与非连续性变迁常常会进入我们的视野。制度突变在发展中国家更为常见，因而，寻求制度突变的解释性理论也就更加重要。
制度变迁理论的问题及其补充性研究
诺斯通过他的“制度研究三部曲”（《西方世界的兴起》、《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开启了制度作为自变量的经济史与国家兴衰研究，对政治学界影响深远。但他基于英国和美国经验，认为“制度变迁绝大部分是渐进的”［1］。诺斯认为，“报酬递增”和“不完全市场”规范制度变迁的路线。“如果制度不是属于报酬递增的，而且主观观念常常按真实的模型进行修正，那么暗含的假定是：行动者将通过再签约以达成一个更为有效的联合解决方式。事实上，由于制度框架存在报酬递增，其变迁过程是渐进式的。”［2］
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对历史制度主义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史制度主义也试图将“非连续性变迁”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有国内学者认为，历史制度主义处理制度变迁时区分了制度功能变化、制度演进和非连续性的制度断裂三类。［3］由此引发的是历史制度主义对制度的“正常时期”（Normal Periods）和“关键节点”（Critical Junctures）的划分。克拉斯勒也提出过“断续平衡理论”：“制度在经历一段长时间的稳定之后，会在某一时期被危机打断，从而产生出突发性的制度变迁，自此之后，制度会再次进入静态平衡期。”［4］这些关于“非连续性变迁”的补充是非常有益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历史制度主义在这方面的努力是有限的。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是基于自由主义的英国—美国模式提出的［5］，对于世界其他发展模式和变迁路径的解释力有限。西方学者注意到历史制度主义在解释重大制度变迁的不足后，试着借用其他范式对其进行完善。Kurt Weyland在《关于制度变迁的一个新理论》一文中，针对既有制度理论对急剧制度变迁的原因机制解释不足的缺陷，提出了制度变迁的“供—求模型”，他借用了认知心理学的前景理论、示范效应等概念构架自己的理论模型。
首先， Kurt Weyland考察了“突变”的供—求两方面。“变迁需求”是危机的出现。什么程度的危机会导致冒进的行动呢？作者引入认知心理学的“前景理论”。前景理论认为，当人们预感到损失惨重时，他们往往不仅不规避风险，反而采取更加激进、冒险的行动，孤注一掷地“赌上一把”。这与理性选择主义的核心假设——理性人是不同的。认知心理学基于大量实验调查，发现人的理性是极其有限的。前景理论发现，当问题与矛盾不深，前景比较乐观时，行动者反而基于“守成”考虑，不太愿意采取改革措施；当出现严重危机，前景比较严峻时，行动者又抱着“破罐子破摔”的赌博心理，采取冒进的激进措施。这种“问题—解决”程度的不对称，是理性选择主义者的“趋利避害”原则始料不及的。
另一个变量是“变迁供给”。这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制度变迁的方案来自何处？由于理性不足，技术性的原因和可行性问题，很多改革方案并不来自国内政策制定者，而是来自国外现成的“模板”。历史上有很多“以邻为师”的例子，而在这种外部示范效应中，政治决策者特别容易有选择性地挑选成功样本作为效仿对象，而忽视了适用性问题，这种示范效应和传染效应带来了波浪式的变迁潮。
笔者认为，Kurt Weyland的理论补充开启了一个新的视角，也给我们留下了进一步思考的空间：一是什么样的危机才会导致激进的变革？二是什么样的人才有可能如前景理论所言，在“赌博”心态指导下孤注一掷？
政治衰败与失败国家：突变的客观条件
制度“突变”在怎样的危机下才会被点燃呢？我们可以从“政治衰败”与“失败国家”理论里寻找资源。“政治衰败（political decay）”是亨廷顿提出的概念。依据他的看法，政治衰败是与政治发展相对的。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经济发展理所当然带来政治发展”的现代化理论一统天下时，亨廷顿却独树一帜地提出：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目标。他注意到，“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可能有高度发达的政治体系，而经济上取得高福利水平的国家，在政治上则可能仍然是混乱而动荡的”。由此，他勾勒了一幅“政治衰败”的图景：种族和阶级冲突不断加剧；骚动和暴力事件层出不穷；军事政变接二连三；反复无常、个人说了算的领导人物主宰一切，他们常常推行灾难性的社会和经济政策；内阁部长和公职人员肆无忌惮的腐化；公民的权利和自由遭受恣意侵犯；政府效率和公务水平日益下降；城市政治集团纷纷离异；立法机关和法庭失去权威；各种政党四分五裂，有时甚至彻底解体。［6］
总之，在“政治衰败”的国家，政治失序，政府权威性、有效性和合法性遭到破坏。在亨廷顿那个著名的公式——“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中，“政治参与”与“政治制度化”之间的关系，成为亨氏考察政治发展/衰败的主要落脚点，也部分地揭示了政治衰败的来由。后冷战时代，海地、利比里亚、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和阿富汗等脆弱和失败国家接二连三地出现，都证明了把“政治衰败”作为一个专门研究对象，很有先见之明。
国内有学者在研究苏联解体时，也从“政治衰败”和“失败国家”意义上给予了有洞见的观察。杨光斌教授认为，有两类“失败国家”：第一类是国际关系理论所讨论的由 “弱国家”演变而来的“失败国家”, 这些国家失败的基本线路是：弱国家—走向失败的国家(failing state) —失败国家；第二类失败国家就是苏联式失败的道路, 即“超强国家”( super-strong state) —“失败国家”。没有哪个国家像苏联那样, 强大的国家机器无处不在, 也没有哪一个超强国家像苏联那样一夜之间失败。［7］
失败国家或国家失败(state failure)是一个古老现象，什么国家可以归类为失败国家？有学者建议从国家的基本目的的角度来观察。国家可能有很多目的，但是基本目的就是为了：国家安全、国内秩序、基本福利和社会正义。换句话说，当一个国家不能提供前三项基本功能时，这样的国家就是失败国家。①
进一步的问题是，政治为什么会衰败？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这个复杂的问题不仅令社会科学者兴味盎然，而且对于发展中国家有着特别的“前车之鉴”意义。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是历史制度主义阵营里为数不多的分析革命与突变之作。她从结构性视角出发，运用比较—历史方法，从阶级与阶级的关系、阶级与国家的关系、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出发，研究1787—1800年法国大革命、1917—1921年俄国革命和1911—1949年中国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