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帝国主义”思想与中国民族革命
摘要：“反对帝国主义”是近代中国民族革命必须达到的目标。在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日益加剧以及苏俄新政权需要“东方革命”的背景下，“反对帝国主义”思想被引入中国。国共合作之后，“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成为当时国民革命努力奋斗的目标，也被纳入当时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之中。在“反对帝国主义”这一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引导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关键词：反对帝国主义；民族革命；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5.04.05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反对帝国主义”是对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一种简单描述，如何“反对帝国主义”被确立为20世纪中国民族革命的一个重要任务。在中国共产党确立的推翻三座大山的政治任务中，“反对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必须达到的目标，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民族革命的核心内容。“反对帝国主义”这么重要的思想是如何被引人中国，又是如何被确立为中国民族革命的一个重要任务的，这些在今天几乎被忽略了。详细考察、分析并解读这一历史过程，对于我们清楚、准确地理解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民族革命，乃至更好地解读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引入的历史背景
从词义来看，“帝国主义”（imperialism）一词有多种解释，西方学者认为，“它可以指一种政治支配和经济剥削的世界体系，可以指捍卫或扩张绝对统治的政策，也可以指支持帝国野心的这么一种思想意识（这一词的原意），或者，甚至可以指个人的侵略行为。这些不同含义都牵涉到几个国家通过直接征服或利用少量的正规军队配合经济上的压迫，逐渐统治大半个世界，而在本世纪初（20世纪）至登峰造极这么一个复杂历史进程的不同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中，列宁对帝国主义理论的建树最多，早在20世纪初，列宁在其著述中就曾多处提到帝国主义问题，由此形成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列宁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理论认为，帝国主义是那个时代在欧洲出现的强烈竞争和好战的民族主义，其出现的原因是竞争垄断的日益激烈化，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加剧了世界的动荡。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利用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来开展社会主义革命，进而推翻帝国主义对世界的垄断统治，为马克思主义理想的实现创造条件。
汉语中的“帝国主义”一词来源于日语。由于美国1898年吞并菲律宾及1899年至1902年进行的英布战争，在这一世纪之交时，“帝国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具有了明确的现实意义，此后在日本发行的汉语杂志和传单中开始涉及“帝国主义”这一概念。杨守仁在1903年发表的小册子《新湖南》中，描述了帝国主义者是如何通过经济等诸多手段掌握和掠夺中国资源的。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曾有“民族帝国主义”一词，认为俄、德、英、法及日窥破中国腐败、散弱内情，移其“民族帝国主义”于中国，强制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分割中国之主权。对于此等“以民族不得已之势而来者，非合吾民族全体之能力，必无从抵制也”；“故今日欲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末由。”梁启超这时已经意识到帝国主义对于中国前途命运的影响，并将帝国主义作为中国应该促成民族主义形成的缘由。然而，此后的学者都过多地将视角放在民族的内在建构上，认为只要将自身整合好，便有希望对抗外国的欺凌，使中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如何改造国民性，提高国民的素质，成了当时学者和政治家的主要关注点，作为民族内在构建的对立物的帝国主义反而不受到人们的注意，所以，帝国主义一词一开始并未在中国学者中引起过多反响。
民国之后，政治混乱、军阀割据，以及西方列强在这种混乱中充当的不光明角色，加之1915年日本对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的情感。1919年的《巴黎和约》对于中国主权的漠视，更引起了中国人对于西方政治原则的质疑与颠覆，“五四运动”可以说是中国人民族情感的一次大爆发。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中国革命的分界线予以了明确界定，认为“五四运动”是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分界线。在为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而作的《五四运动》一文中，毛泽东认为这一运动表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然而，考察“五四运动”的整个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在运动中并没有出现“打倒帝国主义”或者“反对帝国主义”等口号。周策纵在总结“五四运动”时期所列的两大类口号时认为，最接近的莫过于“反对强权政治”、寻求“国际公理”。彭明在研究“五四运动”时也提到，那时还没有“打倒帝国主义”这一口号。当时学生所打出的口号，主要是“打倒军阀”、“内惩国贼”、“外争国权”，其内涵还在“求公理”。“求公理”本身依然局限在当时西方列强的外交范畴之内，其对西方的思想观念表示认同，只是对西方列强在中国的行为表示异议，认为他们的行为违背了其所宣扬的思想或赖以成功的原则。公理虽也有对有错，但并不影响在这一范畴内讨论问题。“反对帝国主义”的概念本身则是对西方公理概念的颠覆，是对现有以公理为核心的西方外交原则的一种彻底否定，其中包含着要在这一原则之外另建一套原则的革命性要求。
西方人自己表演的强权对于其一贯标榜的至上公理的践踏丑剧，使中国人丧失了在公理范围内寻求正义、保护自己主权的可能性。然而，此时的中国人缺乏替代性的原则，导致无法在政治行为上有所突破，但这一空缺很快便由俄国十月革命后产生的新政权所提出的原则予以填充。“反对帝国主义同盟”这一口号，本来是基于打破列强对于苏俄新生政权的联合扼杀行为而提出的，其目的是要将苏俄革命的理想向更广阔的范围推行，同时在西方列强的势力范围内开辟战场，以打破其对于苏俄的包围态势。处于原则空缺、迷茫探索阶段的中国人，与急于输出理论的苏俄自然很容易走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