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政策中的妥协性问题


  [摘要]第一次国共合作作为中国一次重要的历史事件至今仍有着深远的意义。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在政策上对国民党做出了三次大的“妥协”,这三次“妥协”与大革命的兴衰成败历史的逻辑联系在一起。正确认识三次“妥协”及其经验教训,对于科学把握统一战线的政策策略,做好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策略妥协
  
  毛泽东曾经指出:“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灵活机动地运用各种策略,始终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这些策略,从根本上说有两种,一种是斗争,一种是妥协(或叫让步)。对敌人,对不利于或者叛卖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注意的。但是,在某种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也必须善于让步、善于妥协。列宁提出“为了更好地跃进而后退” 。因此,在服务于无产阶级总目标前提下的让步,是允许的。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国共合作的建立,推动了国民革命的兴起、发展以至高潮。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及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曾经做出过三次大的妥协(或叫让步),而这些妥协的正确与否,在很大广度和深度上影响着中国革命的基本走向。下面就第一次国共合作中中共在政策上对国民党所做出的三次妥协性问题谈谈笔者的粗浅认识。
  
  一、中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政策中的三次“妥协”
  
  妥协之一:无产阶级为革命而与资产阶级合作(中国共产党为革命而与中国国民党合作)。整个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即使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在中国残存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与人民富裕的历史任务远没有完成。理论上讲,这一艰巨任务,历史的责无旁贷的落在先进阶级——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身上。五四运动后中国工人阶级逐步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业已创建并逐步发展,但是总体来说,阶级力量及政党的社会影响力均尚属薄弱。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国民党,当时在民众中尚是“比较革命”的一面旗帜。这种客观的社会实际表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独立地发动和领导中国民主革命以至于取得胜利的条件尚不具备。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一文中曾明确指出:“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 这从理论上指明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同资产阶级进行合作的必要性。1921年7月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纲中规定:“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与黄色的知识分子阶层以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 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规定:“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责。” 这里提出了为实现民主革命纲领所必须采取的联合战线的策略,这一决议及时地改进和弥补了中共一大的不足。因此,中国共产党不仅在理论上认识到无产阶级为了自己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以及革命目标的实现,可以也必须和资产阶级(尚有革命性的)结成暂时的同盟;而且在实践中也已经确立了同资产阶级等民主派建立联合战线的革命政策。
  妥协之二:中国共产党接受“党内合作”方式同国民党合作。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党内合作”方式,在当时虽是国、共、俄所能接受的惟一合作方式,但从实质上看,这种合作方式是共产国际即苏俄和孙中山根据各自利益达成妥协而转嫁给中国共产党的。在第一次国共合作酝酿期间,共产国际是从苏俄同西方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斗争的这一特殊利益出发来制定对中国革命的战略,旨在利用中国打破帝国主义对于苏联东方的包围。当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向孙中山提出“联合战线”时,孙中山拒绝“联合”而认为“党内合作”是可行的。国共处于平等地位的“联合战线”遭到孙中山的拒绝,而孙中山的意见是很明显的,即对中国共产党只能采取“容”而不是“联”的态度。因此,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其实质是“容”而非“联”,采取这种所谓“联共”政策的真正原因是由于“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 共产国际根据马林的建议,指示中共中央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的联合战线。共产国际作出这一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于前文所提到的苏俄根据其国际战略的需要而采取的对华策略的结果。针对中国共产党党内反对以“党内合作”方式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国际并未予以理睬,而强行要中共予以贯彻。包惠僧曾经指出:在建党初期,“党的集中领导重于民主,中共是服从第三国际的,地方是服从中央的,个人是服从组织的。这一次国共联合战线的建立是从上而下决定下来的,虽然有不少的同志,对这一政策有不同的意见,经过中央的解释和说服,也就全党一致了。” 可见,“党内合作”并不是中共自觉自愿的决定,而是在共产国际组织纪律的强大压力下,违背中共意愿,而被迫接受的,而这种合作方式本身对中国革命产生着正反两方面的错综复杂的影响。
  妥协之三: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中,不注重甚至放弃领导权的争取。由于以“党内合作”这种方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准备上是不充分的(主要体现在初期),那么在实践中忽视乃至放弃对统一战线领导权的争取,则是很难避免的趋势(主要体现在后期)。中共三大宣言及其决议明确指出:“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 “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大群众的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同时依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更革命的党,即能造成,也有使国民革命势力不统一不集中的结果。” 显而易见,忽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是中共三大的致命缺陷。1925年1月,在中共四大上曾经指出右倾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并明确提出了过去历次大会没有正式提出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问题,这是一个大的突破。然而,这次大会对怎样去取得革命领导权还没有明确具体的认识,没有提出土地问题的纲领,也没有讨论建立革命武装问题。由于这些缺点的存在,大会所指出的右倾错误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纠正。因此,大革命时期党内所犯的右倾错误,其本质上就是放弃争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在大革命后期,中共对国民党蒋介石所作的政治、军事和党务上的三次大让步,就是这种妥协——右倾错误进一步发展的具体表现。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对革命的根本问题,中共缺乏足够的、清醒的认识,没有同国民党进行必要的斗争,而是采取了一味妥协退让的方针。这种在统一战线中用片面的消极让步来迁就资产阶级的做法,只能导致统一战线的破裂。
  
  二、三次“妥协”与中国革命
  
  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中,阐明了在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为革命长远计,可以也必须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的联盟,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同时我们也应该明确,列宁关于统一战线理论的根本原则是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及其政党的独立性。但是,如何建立、巩固这种联盟?采取什么样的具体策略来保证这种联盟朝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健康发展?这在理论上以及实践中都没有成功的典范和现成的答案。这种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要求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给以正确的解答,在实践中给以成功的运用。从理论上讲,任何不同阶级、阶层以及各种政治力量的联合战线,都不可能永久维持,而只能是一种为了实现某一共同目的的暂时现象。但是,在特定条件下的这种不同阶级、阶层以及各种政治力量“临时联盟”的建立和运作过程中,采取恰当的策略是这种联盟成功运作以及促进革命发展的重要保证。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三次妥协都与大革命的兴起、发展、高潮直至失败紧密相关。认真地总结历史经验及其教训,对于我们做好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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