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社会学视阈下网络热词的情感空间与价值光谱
【内容提要】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20多年来，随着技术赋权带来的文化重心下移，网络的语言选择、语言使用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并影响到现实语言。作为青年一代交际网语的重要实践之一，网络热词所围构的情感空间、情感运作、情感特征日趋明显，并呈现出创化的、稚化的、矮化的、极化的等多维价值光谱，其中的情感学意义标示着特殊的社会情绪，也是“后情感时代”网络积极情感引导的重要一维。
【关键词】网络热词 数字读写 情感空间 价值框架
作为对马克思无产阶级概念、葛兰西“属下阶层理论”的延展，上个世纪80年代，印度庶民学派（底层研究）代表人物、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斯皮瓦克发表了题为《属下能说话吗？》（Can Subaltern Speak？）的著名论文，强调了“属下无言”“弱者失声”的重要特征，“话语权力的拥有者在‘代表’他们说话”，庶民学派的研究对西方话语理论产生了第一次重要影响。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24年来，技术赋权从外部改变了话语权力的分配——网络空间成为地域、方言混杂的多语社会，从精英言说到底层书写，“全民发声”成为网络的基本形态，大批网络热词的交替更迭表征着平民社会的话语演进。这一“话语日常”的动态网络语象，成为折射世事民情的温度计、社会情绪的观察窗、群体心理的度量衡。学界对此进行了社会学、语言学、文化学、文字学、心理学等多维分析，而在事实传播走向情感传播、前台管理走向后台治理的智媒时代，“后真相”（Post-truth）意味着情绪的影响力超过事实，因此，情绪情感的符号学分析路径，以及符号的情感社会学路径，理应得到重视。
一、网络热词的类型分析与情感空间
广义的网络语言可有基础网语、交际网语、高级网语三个层次，网络热词主要指交际网语中的流行语，网络论坛、即时通信、微博、微信等网络社区是中国当前最大的言论市场。网络热词的动力学因素有多重路径，可能来自网络事件、热点话题、社会新闻、名人金句、影视网综、动漫游戏、网络贴吧、微博微信、网络红人、段子手等出处。笔者认为，当前网络热词流行于中青年代际之中，从符号的情感视角出发，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类型：其一，网络萌系热词系列：“棒棒哒、萌萌哒、宝宝心里苦”“弱小可怜又无助”等“娇嗔痴嗲”语言系列，这是一类刻意装可爱、与环境身份均不相称的符号发出，与“示小扮嫩”的日韩“萌文化”影响有关。其二，网络方言热词系列：以缩略、谐音、语码混合、语义迁移为话语特征的网络方言，如“人艰不拆、我伙呆、穷矮挫”等，以期在网络社群里寻找身份认同与情感共鸣。其三，网络俚语秽语系列：在传统粗话基础上再造的网络脏词系统，如“逼、婊、屌、狗、贼、丑”等，这类话语对不同族群（阶层）、异见者进行简单粗暴的侮辱性人身攻击，污名化程度极高，是对主流、精英以及传统“雅言系统”的持续反拨，网民也大呼要“去污粉”。其四，网络反语言系列：对主导话语与社会秩序的一种反制，轻则不尊重，重则直接颠覆。现代语言学“伦敦学派”的代表人物韩礼德（M.A.K.Halliday）1976年首次提出反语言（anti-language）概念，美国学者理查德·特迪曼（Richard Terdiman）随后提出“反话语”（Counter Discourse）的类似表述，认为这类语言根植于异端行为、反社会（anti-society）的亚文化中。网络反语言有仇官、仇富、仇制、仇党的极端情绪，如“草尼玛”大战“河蟹”系列，“小粉红”“爱国贼”“自干五”等表述，这一类网络热词虽是社会边缘性话语，但因为网络交往的广泛性而产生较大负面影响。
任何社会交往在基本层面上都是情感交往。交际语境包括语言使用者、心理世界、社交世界和物理世界等因素，而进入交际语境的心理因素主要有两类：认知因素和情感因素，因此，网络热词的表达也可归为“社会认知”和“情绪情感”的两大义项，并对应着不同的情感空间。法国学者列斐伏尔提出了三位一体的空间辩证法关系，即“空间实践”“空间的表征”与“表征的空间”，个体的实践赋予公共空间以文化意蕴，也即“空间文化化”以及“文化空间化”的过程。空间并非只是填充物体的容器与地理居所，还是人类的意识空间（mental space），空间的隐喻包含着精神世界的秩序、等级与结构，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空间、象征空间、文化空间与关系空间。学者刘东用“大空间”和“小空间”的概念来标示全球化过程之中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各个较小空间的相互叠加，也就不会在它们所共享的那个部分，基于富于生产性的文化间性，而形成较为阔大的文化空间。”①
网络热词滋生于中国社会转型期特定的情感结构，也处于社会文化空间（大）与网络文化空间（小）的情境之中，小空间的对话、协商、角力所形成的文化动能，成为大空间的发展推力。网络萌系热词、方言热词、俚语秽语、网络反语言依次对应着自我身份降维、表述市井日常、弃置德性耻感、抗议社会不公的情感情绪。中国“十一五”以来进入社会转型关键期，中国模式不能掩盖某些问题，“大国家-小社会”的结构不断调整，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交杂并存，社会关系中郁积着大量怨恨，网络的“巴尔干化”并非虚言。网络热词的情感空间以负面情绪居多，总体而言盛行着一种“抽象的愤怒”，体现出无能感、焦虑感、悲情感、戏谑感、怨恨感的情感冲突。
二、网络热词的符号选择与情感运用
语言的选择是语域内外因素（环境、社会、个体）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语言运用即是语言选择（linguistic choice）这一命题出发，比利时学者、国际语用学专家维索尔伦（Verschueren，J.）在其《语用学新解》一书中提出了有关语言选择的三个关键概念：变异性（variability）、商讨性（negotiability）和顺应性（adaptability）。变异性指语言具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语言变体）；商讨性指语言选择是在高度灵活的语用原则和语用策略的基础上来完成；顺应性是指语言使用要顺应交际的需要并尽量满足交际的需要。在网络热词的造词运动中，传统的口语文化得到极大发扬并正形成“网络口语文化”的特征。媒介环境学派的代表学者沃尔特·翁（Walter J. Ong）将电子媒体的语言称之为“次生口语文化”，并认为“次生口语文化”或多或少具备“原生口语文化”的九大特征，即“附加、聚合、冗余、保守、贴近、对抗、移情参与、衡稳、情景式”，②只是“次生口语文化”情绪唤起的收受群体要宽泛得多。正如情感有个人自主性与社会受动性，网络热词的读写互动也有情感的主动式和被动式，前者表现为网民主动的、创生性的话语生产，即“写”（书写）与“贴”（转帖）；而被动式更多表现为对网络语言的围观与凝视，即“读”（只读）与“观”（围观）。由于主体发言的自由性、话题讨论的共享性、话轮转化的随意性、空间出入的便捷性，主动和被动的情感体验同时并存、相互包含、相互转化。网络热词的情感传播呈现出“米姆式传播”和“表演式传播”的两大特征，语言的发展遵循着语用三论——关联论、顺应论、模因论的生产规律，其中“模因论”源自英国学者道金斯、布莱克摩尔从新达尔文进化理论入手的理论建构，模因即“米姆”（meme），为基因（gene）的下属词，强势米姆是网络热词的极重要存在样态。如“单身狗、累成狗、病成狗、热成狗、高三狗、大四狗、考研狗、出国狗、论文狗……”的“狗”字就是强势米姆，是对某阶段辛苦、悲惨、潦倒、孤独的自嘲自黑。又如，“婊”这一历史悠久的方言秽语含有极端的污名，而“～婊”的强势米姆以“雅+俗”的修辞模式体现出语言的降格使用，如“绿茶婊、鸡汤婊、奶茶婊、龙井婊、素颜婊、化妆婊、心机婊、圣母婊、道德婊、精英婊……”等，这一类网络热词因为母体符号的“同感现实”而带来污名之感，而女性網民对此认知更为强烈。表演式传播是网络热词+视觉形态（emoji）的符号表达，这一读写运用培育了互联网的“表演型人格”，而表演式传播又通常与表演式抗争相结合，是一种低风险的展示性政治。展示政治具有多种寄身空间，有标志性的语言符号或非语言符号，其中蕴含着权力关系的再生产和利益表达诉求。极端的表演式抗争通过“文化标出性”诉诸于“共情”，有较强的传播影响力和感染力，或由网络意见领袖介入，沿着从高到低的社会关系链条传递，成为社会变迁的动力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