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西渐与自由、平等、博爱观念的形成
〔摘要〕 17-18世纪由于欧洲社会转型对文化的需求，他们在文化发现中找到了中国文化，并引入欧洲，到18世纪形成“中国热”。这“中国热”是欧洲文化需要同中国文化的特别是人文文化特点和先进性能满足这种需要的结合，是欧文化创新之始;中国文化对当时欧洲产生了广泛而重要的影响，最直接的就是促进了欧洲启蒙运动的发展和自由、平等、博爱观念的形成。主要表现在：1.中国文化的理性精神为启蒙运动思想家提供思想资料，形成他们理性的批判旗帜;2.中国古代的伦理政治为启蒙思想家的开明专制主义理论提供例证和榜样;3.中国古代政治的民主性和国家治理的经验给予启蒙思想家以启迪，提供了民主、自由、平等观念的思想参考;4.儒家的仁爱思想为启蒙思想家提供借鉴和理论根据，促进了他们关于博爱观念的形成。可以说18世纪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中产生的自由、平等、博爱观念中包含着中国文化的贡献。
〔关键词〕 中学西渐;中国热;自由;平等;博爱;观念形成
〔中图分类号〕B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4）01-0137-09
〔作者简介〕冉昌光，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四川成都 610064。
随着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中国文化传入欧洲，至18世纪形成“中国热”，对欧洲产生广泛而重要的影响，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推动启蒙运动的发展，为启蒙运动思想家提供了批判武器和思想资料，促进了自由、平等、博爱观念的形成。近年来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及18世纪欧洲“中国热”的成果较多，但将它与自由、平等、博爱观念联系起来研究的并不多见，而长期来一提自由、平等、博爱就视为资产阶级的价值观。然而，从文化的观点来看，它不单是资产阶级的，正如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就明确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 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文化交流发展中形成的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本文试图从中西文化交流与发展的角度来探讨自由、平等、博爱观念的形成同中国文化对欧洲影响的关系，说明自由、平等、博爱观念的产生也有中国文化的貢献。研究这一问题，对于实事求是地评价中国文化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提高民族文化自信心，加强文化建设，对于总结探索中外文化交流的经验和规律，更好地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为人类文化发展做出新的贡献，都是有意义的。
一、 欧洲18世纪的“中国热”是欧洲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需要同中国文化特别是人文文化本身的特点及先进性能满足这种需要的结果
欧洲自文艺复兴后，随着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和新兴的资产阶级。为进一步发展生产，15-16世纪欧洲人进行远洋航行，开辟了通往东方和美洲的航线，实现了地理大发现，进行殖民地掠夺和侵略，积累了大量财富。与此同时新兴的资产阶级感觉到由于长期基督教文化和封建专制主义，禁锢着人们的思想，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要实现新的发展就需要有新的文化支撑。因此，他们在地理大发现的同时，也开始了对世界文化的发现，希望借助一种先进文化来实现欧洲文化的自我批判和启蒙，推动社会变革。他们从世界许多地方发现的文化都不满意，唯独在中国发现了比他们优秀的文化，能为所用。正如法国人文主义作家蒙田所说：“在中国，没有我们的商业性和知识性，但王国管理和艺术之超越绝伦，在若干方面超越了我们的典范，它的历史使我们觉得世界是如此广阔而丰富多彩，这是无论我们的古人和今人所不能体会的。”<sup>〔1〕</sup>历史学家福利德尔（E·friedell）在他的《现代文化史》中说：“在罗柯柯代的心理中，中国是一个模范国家，不单是艺术方面，就是智慧方面也然。在这个世纪之初，所谓支那货如同图画、花瓶、雕刻、墙纸、漆器、丝绒等东方物品大为流行，盛极一时;小说中宣传中国的情形，至于使读者们个个都憧憬于神话式的理想国之中，里边有幸福安乐、泰然无忧的人民，有学识最高的政治管理者，生活优裕，直如华胥国一般。历史学家们以伏尔泰为首，也极力炫耀中国以为是一个理想至治之世，道德、宗教与行政全超然不群”的国家。<sup>〔2〕</sup>这一时期由于繁荣昌盛和谐而美好的中国模型呈现在欧洲人的眼前，形成了“中国热”，艺术家、文学家、思想家都可以从中国文化中选择适合自己目标的东西，他们在中国文化面前开始了文化上的学习与思考。
当然，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与马可波罗时代欧洲人对中国的向往不同，这一次是欧洲人要借中国文化的他山之石实现欧洲文化的自我批判和启蒙，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国热”主要是在精神文化层面。许平先生在《欧洲人认识中国的拐点》的文章中指出：17-18世纪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发现和解读，“在很大意义上，是那个时代欧洲普遍精神的一个结果。在欧洲，那是一个孕育生机，充满理想的时代，也是文化批判和创新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对中国文化的解读与欧洲文化中的时代精神和批判意识联系在一起，其意义就非同一般了。在批判旧的制度、构筑理想社会的时候，欧洲需要一个承受批判的靶子，来完成对旧制度的批判;与此同时，他们也需要一个理想的标杆，来支撑他们的超越自我，实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跨越。于是，遥远的中国文化就被拉来，或成为他们批判的目标，或成为他们心中理想的伊甸园。这样一来，对中国文化的解读和批判，就具有了适合欧洲时代的历史意义。可以说，是被思想家心中的观念理想化的中国文化给启蒙运动一个强有力的支持。”<sup>〔3〕</sup>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他们从中国文化中“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sup>〔4〕</sup>许先生这段评述可谓深刻地揭示了欧洲社会转型时期对中国文化的需求。由于有这种需求，他们通过耶稣会士的著述和译作，外交官、商人、游客的回忆录和游记，把中国文化特别是人文文化介绍到欧洲，一时间在欧洲出版了大量介绍中国文化、历史、政治、哲学、宗教等的著作和翻译的儒家经典。据研究欧洲18世纪中国热的专家许明龙先生研究统计，在“礼仪之争”期间，欧洲出版的有关中国的著作有262种，其中综合性的48种，与礼仪之争相关的9种，历史题材的14种，地理和天文题材54种，宗教和哲学题材的40种，翻译著作39种，字典和语法类20种（参见许明龙著《欧洲18世纪中国热》57页）这时期欧洲思想界对中国文化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对其进行了各自的解读、研究和理性的思考，并用中国文化作为参照物来探讨欧洲的诸多问题形成了思想文化方面的“中国热”，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对欧洲思想界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