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关于协商民主理论的研究综述
摘 要：协商民主理论传入中国，激起了中国政治学界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反思与探索。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方向上，国内外学者提出了以协商为取向的四种理性思考，并对在中国发展协商民主政治作了多维的理论探索。关于中国国家层面的政治协商和基层层面的民主恳谈等的性质判断和发展趋势，则是观点纷呈，分歧较大。方向的选择、实践的探索和理论的建构，协商民主在中国的研究和实践正方兴未艾。
关键词：协商民主；现实启迪；实践探索；理论思考
中图分类号：DO；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8)03-0096-09
协商民主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逐渐获得复兴的一种民主理论。虽然复兴的时间不长，但是它已经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关注。有西方学者认为：“到20世纪90年代晚期，协商民主已经成为大多数民主理论的核心。”以此理论观察中国，它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有没有意义?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会长郑万通在谈到这一点时强调：“到底如何认识西方协商民主和中国协商民主的关系?如何认识协商民主与人民政协的关系?还需要继续深入研究。”正因如此，协商民主理论对中国民主建设的现实启迪意义与协商民主理论在中国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等问题，吸引了国内众多学者(如林尚立、陈剩勇、李君如、庄聪生、郑万通、朱勤军等)的探索兴趣。他们在对协商民主做出解读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思考协商民主对中国的镜鉴意义，推动协商民主在中国的政治实践和理论创新。
一、协商民主理论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方向的思考
近代以来，民主政治理念传人中国后，就激起了两种关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方向的思考和辩论。一种是依据传统的经验，将民主分解为自由选举、竞争性的政党政治、舆论自由和分权制衡的制度安排等，以此指导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并且视之为推进中国民主化的唯一出路；另一种是主张对竞争性选举、政党政治、舆论自由等问题设定限制性条件，渐次推行。前者注重民主形式，主张激进民主改革；后者注重政策绩效，主张保守民主进化。二者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不断发生此起彼伏的斗争或争论。
时至今日，这种争论在中国也是存在的。政治制度价值和经济社会之间的冲突更是加剧了这种争论的激烈程度和现实紧迫感。林尚立就此做了详尽的分析。一方面，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已经确立了明确的价值取向，即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又建立了一套根本制度基础，即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所以，无论是从政治价值取向还是制度安排上来看，中国都不主张搞多党制，一直回避民主政治运作程序上的竞争性价值偏好。但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社会的权力关系与社会结构，对中国高度一体化的政治形态提出了挑战：即“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一元领导体制如何与日益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保持有机的互动与相互适应?”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多元分化，使非竞争性的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和体制资源开始削弱，而支撑竞争性民主或协商性民主的社会基础与体制资源日益积累。
这种此消彼长的持续变化，使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必须直面一个基本的抉择，推动中国的政治形态转型。这个基本抉择就是“在不得不告别非竞争性民主的条件下，是选择竞争性民主，还是选择协商性民主?”这种最终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既取决于中国民主政治本身的价值发展取向，又取决于中国传统和现实的政治基础所提供的事实上的文化或制度支撑。对此，很多中国政治学者甚至包括部分外国学者都作出了取向于协商民主的评判与选择。
第一，基于对中国的民主政治价值取向和政治现实的分析，林尚立和陈剩勇都主张协商民主将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较好选择。林尚立认为，从中国民主发展所面临的实际挑战和现实条件来看，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从民主的程序与过程人手更为有效。因为它既能作用于中国政治体系和政治生活的全局，使其能够有效地适应市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同时又能保持既有的政治体系与政治生活的基本结构稳定。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型国家实现有效发展与转型来说，这种政治开发是理性的，也是最有效的。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协商民主都为实现一元领导与多元参与在民主法治框架下的有机统一提供了可能。具体而言，林尚立从两个方面对此展开了细致的分析。一方面，就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程序价值选择背景来观察。林尚立认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强调的是民主的效率，而不主张政治多元化。所以，竞争性民主在中国民主政治的价值偏好选择上不可能成为首选价值偏好。这样，未来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民主程序的价值偏好就很自然地趋向于协商性民主。另一方面，就程序价值偏好选择的技术过程分析来看。林尚立认为，中国传统的“和”“合”政治文化与现实的政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相结合，使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取向于协商政治有着深厚的政治资源作为支撑。这个选择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实施成本也可能较低。所以，“中国民主政治之所以可以朝协商政治方向发展，除了与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规定性有关，还与中国政治文化和政治形态有关”。但同时林尚立也认为，这种民主程序价值偏好选择及其所推动的中国政治形态的转型，其现实使命是既要有效吸纳经济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政治挑战，保障中国的民主化发展；又要维持稳定，保障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政治体系的基本稳定和不断完善。
陈剩勇的观点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理由根据。一是中国现实的政治与社会的关系，决定了协商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首选价值偏好。他认为，目前的中国是一个国家或政府主导型的国家，中国的现代化(包括政治民主化)都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开展的。国家权力特别是行政权力还支配着社会。由于路径依赖效应的存在，中国要在可预见的未来，建立一个具有高度竞争性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架构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及其所带来的新的政治发展要求，与既定体制的调控吸纳手段和整合空间却存在着紧张关系。所以，“建构公共协商机制，协调两者的价值偏好，使社会的多元利益群体以公共利益为目标，通过各方平等、自由的对话、讨论、辩论和协商的过程，达致利益表达、利益协调与利益实现，应是当前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首选价值”(U。二是中国的政治价值文化的进化规律决定了只能以协商来渐进发展中国民主政治的心理基础。中国是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度。长期的专制社会形成了社会个人顺从型的奴性人格和“安守本分”的臣民文化。这种政治人格和政治文化时至今日仍具有较大的潜在影响力，导致政治冷淡主义、民主意识匮乏、民主政治参与缺乏内在的自主性诉求。这就决定了中国在短期内难以具备竞争性选举制度所必须的政治心理基础和社会基础。在此国情之下，仓促引入西方的竞争性选举制的聚合性民主，很可能会陷入动员性参与而导致的“多数人的暴政”。因此，在现阶段的中国，引入和倡导协商民主，既可避免动员性被动政治参与的弊端，激发公民良好的意见表述，提升法律、制度和公共政策的政治合法性，改善民主治理的质量，又可以在公民之间和公民与政府之间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