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与百姓
摘要：西方政治理论认为，只有民主选举才能保证产生一个对百姓负责的好政府。中国政府的产生与西方不同，但百姓对政府支持的程度非常高，因为存在一个隐形的社会契约：政府对百姓的要求承担回应性责任。它奠基在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传统——德政——之上，植根于独特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国就是家——之中。从“以德治国”到“和谐社会”以及“八荣八耻”，当代中国政治在软约束上正在向传统的德政回归，在硬约束上继续致力于健全法制。软硬结合，将发展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良制。
一、责任性：隐形的社会契约
人们大致上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如果一个政治制度能够保证政府对老百姓负责而且不滥用权力，那就是一个好的政治制度。这里所说的责任包括主动性责任(responsibilily)和回应性责任(accountability)。主动性责任比较容易理解，它指的是附属在社会位置上的权力和义务。比如父母要抚养子女，政府要负责公共福利。回应性责任，指的是政府对所负责对象——老百姓——的要求必须有所回应，对所作所为必须有所解释，对做错的事情必须承担后果。那么，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能够产生和维持这样一个政府呢?
西方的主流政治理论认为，只有民主选举才能保证产生这样一个政府：只有选举才能使被选举出来的政府对选民负责，因为是选民的选票赋予了他们权力。如果政府官员还想再次当选，在行使权力时就一定得顾及选民的意愿和利益。如果他们有重大失职，甚至在任职期间就会被弹劾。因此，民主选举的机制从制度层面上保证了政府官员对人民的责任性。西方民主理论对于非民主国家的最大诟病。就是这些国家的官员对老百姓的无责任性，尤其是没有回应性责任。他们不是选出来的，而是上级任命的，因此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老百姓负责。他们的权力缺少制约，因此就必然出现滥权、谋私、贪污腐化等现象。我们必须承认，这些现象在非民主国家出现的频率确实远远高于民主国家。
不依靠任何感情或道德的因素，民主选举机制能够保证有责任性的政府是理性选择的必然结果。换句话说，民主制度下的官员对老百姓负责，不是因为他们有高尚的道德和理想，而是因为他们是理性的人。这是一个简单而直观的逻辑，一个建立在西方深厚的传统的理性(rationality)概念之上的逻辑。
然而，现实世界中还有很多理性逻辑所不能解释的现象。这可以从国家和社会两个方面来看。首先，从国家的角度上，同样是非民主国家，为什么有的是掠夺型(predatory state)而有的是发展型(developmental state)呢?如果用上面的逻辑，所有非选举出来的政府官员就只会成天坐在办公室里琢磨怎么坑害老百姓，怎么大捞一把。著名理性主义学派学者Robert Bates在关于非洲国家的著述中就指出，很多非洲国家领导人并不是不知道怎样发展经济，只是他们更注重自己的私利。掠夺型的国家确实符合这个理性逻辑。
问题是还有很多非民主国家并非如此表现。北洋政府应该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为无能而且相当黑暗的一个政权。可是这样一个政府居然会在北京郊区种树，在兰州修建黄河大桥。一个不是老百姓选举出来的政府为什么要做种树修桥这种沾不着私利的事?前些年西方曾提出一个关于“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的理论，指的是某些国家的整个政府机器都致力于发展经济。这种发展型国家可以是民主的，也可以是非民主的，在现实中非民主的居多。那么问题就提出来了，非民主的国家为什么要致力于经济发展呢?就是为了谋私利吗?
当然，有人可以回答说，这是因为非选举出来的官员希望自己的政权能够长治久安，因此不得不做一些有利于安定团结的事。看起来，掠夺型国家采用的是原始的理性，而发展型国家运用的是更为精致的理性。这确实可以解释一部分动机，但若以为能解释全部实情，未免失之简单。大部分官员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宏观且长远的眼光。对于这些人，从理性的立场来说，国家不是自己的，官位也不能世袭，为什么要关心政权的运作永久?在此种情况下，既然仍有些非民主国家对人民的福祉承担主动性责任，那么这里一定存在着某些超出了西方理性概念范围的动机或者限制因素。
再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中外学者在中国做了很多问卷调查，发现老百姓对政府支持的程度非常高。这个结果总是受到持西方主流观念的学者的质疑。质疑之一是中国老百姓不敢说真话，怕受迫害；质疑之二是调查者为执政党粉饰太平。这种质疑本身就立足于前面所探讨的逻辑，即非民主的政权必然是坏的，必然是不受老百姓支持的。因此凡调查结果是老百姓支持政府的就必定有问题。但既然多个不同的调查都得到了大致相同的结果，我们就应该好好想想为什么是这样，是不是我们的理性逻辑出了错误?而不是一定要去证明调查是错的。
有人说，中国政府之所以得到大多数民众的支持，是因为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带来的社会福利；一旦经济遭遇危机，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就会受到挑战，甚至垮掉。经济危机会对政府带来挑战，但若预言中国政府会因此垮台，则有点过于迷信经济表现就是合法性的根基了。情况也许恰恰相反，股市崩盘，经济衰退，都不会导致革命或者造反或者任何要推翻政府的行为。因为越在这种时候，老百姓越指望国家带领经济走出低迷，指望国家来干预股市而使之复苏。相反，要是把这个政府推翻了，只怕你什么都没有了。连美国这个最为崇尚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到了经济危机的时候也不得不求助于政府的救援，更不要说一向有着依赖政府传统的中国。
不容否认，在当代中国，社会上各种形式的抗议活动层出不穷。西方学者正是看到这一现象才质疑所谓对政府支持度高的说法。但他们没有看到的是，大多数的抗议活动并非反对政府，而是要求政府的干预，要求政府保障他们的生计，这里更多的是对政府的期盼。纵观中国历史，正如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教授)所说，民间抗议活动是保证社会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起到了一种制约政府滥用权力，要求政府有所回应的作用。有些时候，失职的下级官员因此会遭到惩处。有些时候，某些重大政策得到修正。比如孙志刚事件，又比如农业税的最终取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这容易解释对政府的支持度。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政府变得更为开放，增加了回应性责任。比如说在某项政策出台前会召开多次听证会，收集各种建议。也有消息说，自2006年开始政府的任何重大政策和立法都在网上公布，征求意见。而网上的回馈亦十分踊跃，少则几十万条，多的时候，比如劳动合同法，反馈意见竟达到1.7亿条，要组织二三十人的班子来分类、处理。对于老百姓所提出的要求，也会做出回应。
于是我们就可以得出初步的判断，中国老百姓和政府之间有一种在西方意义上的理性选择之外的关系——政府对百姓有一种并不基于民主选举的责任性。也就是说，政府官员虽然不是选举出来的，却认为自己对于老百姓有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