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近代进路的共通性与特异性
摘要：明末清初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通过发掘“封建”制的正面价值，批判专制制度，对近代中国政治改革提供了思想资源，这种诉求与西方式近代思想进程有某些相通之处。说明人类的近代进路方向具有共通性，但具体线路则是网状而非单线的。
关键词：文明发展；近代诉求；《明夷待访录》
世界诸民族的近代化进路存在共通性，这种共通性埋伏在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思想观念从中古形态向近代形态转进的规律之中。不过，由于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的多歧，诸民族近代转进的起始基点、发展线路又颇有差异。以明末清初哲人黄宗羲（1610-1695）所著《明夷待访录》“新民本”诉求为例，可以看出中西思想近代进路的异中之同与同中之异。
一、人类文明的近代进路其方向是共通的，具体线路是网状的而非单线的
16、17世纪的亚欧大陆东西两端，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经济总量中国还明显领先），双方的一些地区都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早期启蒙思潮滋生发芽。侯外庐、谢国桢、萧萐父、余英时等海内外学者都对此有所论说，揭示了中西近代化进路存在共通性。笔者肯认这种诸文明的近代进路存在共通性的评判，但要特别指出，这种共通性是指方向性的共通，而非指具体发展线路全然一致。事实上，16、17世纪的中国与西欧的前近代社会又有着明显差异。一些学者从经济史角度分析过这种差异（中国“重农”，西欧“重商”；中国封闭，西欧海外殖民、试图建立世界统一市场等等），此不赘述，这里需要着重考察的是：前近代中国与西欧在政治制度一社会结构上的区别，这便是笔者在《“封建”考论》中申述的：
前近代中国是一个皇权一统社会，实行以地主经济为基础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前近代西欧是一个教会、国王、诸侯、市民四足鼎立的封建社会，实行以领主经济为基础的分权的贵族政治。
这是两种不同的政治权力配置系统和社会构造方式。因其基点不一样，中西近代转型的方向虽大体一致，其变迁线路却颇相差别。
且以中国近代早期政论代表作《明夷待访录》为例，来探究近代前夜先进中国人的政治诉求，从中可以发现中国政治思想近代进路的普世性与特殊性。
二、共通性题旨：谴责专制帝制
《明夷待访录》的中心题旨是谴责专制帝制，这与西方近代思潮遥相呼应，但二者当时并未交流，而是各自独立生发。这正雄辩地说明人类社会近代走势存在共通性。
《明夷待访录》远袭先秦以降的民本主义批判精神，对私有制、阶级社会确立后（即该书所谓“今之君”时代）的专制君主及其下辖的各项制度给予总体性批判。这就使《明夷待访录》否定皇权专制具有普遍性和彻底性，在若干重要领域超越传统民本主义，笔者将其称之“新民本”。这种“新民本”，包含若干近代性内涵，直逼民主主义，当然尚存在差距。
通观中国政治思想史，超越民本主义框架，与占统治地位的王权主义相对抗的理念，并非始于明清之际，当然也不是发轫于《明夷待访录》，自秦汉以下早有向王权主义挑战的异端思想存在。这些异端思想不同于批评暴君、期待“仁政”、“王道”的民本主义，而多以非君论、无君论现世，对专制君权痛加谴责，全盘否定。《明夷待访录》显然采摘了这些异端思想的观点和语言。如《明夷待访录》对专制君主发起总攻击，首先立论于对“君权天授”说的否定，而东汉末年的仲长统对此早有论及，仲氏指出，君主得国不过是“伪假天威”，实际靠的是强力（《昌言·理乱》，载《后汉书》卷49《仲长统传》）。《明夷待访录》抨击君主虐民、残民，其愤激、尖锐的措辞用语，与两晋的阮籍、鲍敬言如出一辙（阮籍：《大人先生传》，葛洪：《抱朴子·诘鲍》）。
《明夷待访录》对传统的民本思想有因有革，对中古异端既采借又扬弃，在此基础上，开展政治领域清理旧地基，树立新建筑两方面的工作。就清理旧地基而言，《明夷待访录》可谓大刀阔斧，酣畅淋漓，对专制君主制度进行了系统性、彻底性、整体性的词情并茂的批判，与欧洲18世纪启蒙大师抨击封建专制君主制度的论述相比，也毫不逊色。就树立新建筑而言，《明夷待访录》也不乏建设性创见，如以传贤代世袭论、君臣同事论、学校议政以监督朝廷论、工商皆本论等等。虽已非常接近近代政治理念，然而却新旧观念纠缠。其中详细论列的施政举措，如郡县学官、郡县公议（《明夷待访录·学校》），科举之法、荐举之法、太学之法（《明夷待访录·取士下》），重定天下之赋、屯田之行（《明夷待访录·田制二》），兵民合一、文武并重（《明夷待访录·兵制二》），金银易钞（《明夷待访录·财计一》）等等，固然较为坐实，并且对时政不乏参考价值，却少有超出传统的近代性。与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所描绘的可操作的近代政治蓝图不可同日而语。
《明夷待访录》的这种性状，真实反映了中古晚期的中国初级启蒙思想的特征。《明夷待访录》在“破旧”与“立新”两方面的努力，反映了17世纪中叶中国政治哲学所能达到的时代极限。在“破旧”方面，它基本上完成了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此后，以词锋锐利著称的17世纪末叶唐甄的《潜书》，19世纪初叶龚自珍的《明良论》《壬癸之际胎观》《乙丙之际塾议》等清算专制主义的论著，以及冯桂芬1861年的《校邠庐抗议》、郑观应1875年的《易言》、王韬19世纪80年代的《□园文录外编》、康有为和梁启超19世纪90年代的政论，均有此印象。在“立新”方面，由于它还保留着若干“天之生斯民也，以教养托之于君”这样的陈旧论调，仅仅其表述方式可以体现立新的取向，而若干观点所指示的方向，隐约与近代政治大体一致。
三、“封建”有益思想学术创发论
古今思想者品评“封建”的长短得失，多从政治架构着眼，尤其从“分治-统合”这两种政制给国家治理带来的利弊加以判断，这可以称之政治视角的封建论。也有哲人议论“封建”，眼光投向思想文化领域，清人袁枚在这方面另辟蹊径。他指出，封建制政治的多元特征，使各类人才均得生存空间，诸种思想均得拓展天地。他以孔子为例，认为圣人不可能在思想大一统的郡县制、科举制条件下生发、抒展，诸种思想学说的光大传播，得益于晚周列国并立的封建格局。袁枚这样论及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