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也谈〈中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类目设置》一文的再探讨（一）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5期刊载了陈标《也谈〈中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类目设置》一文（下称“陈文”），指出了施振宏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中图法）“中国当代史”类目设置问题探讨》一文中：“只提出要注意到‘中国当代史’与‘D65政治运动、政治事件’类目设置的联系和区别，没有提出应当根据‘合并同类’的原则，取消‘D65政治运动、政治事件’并入‘K27’”和“‘将建国后的历史以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划分为两大历史时期，设立两个同位类’过于简单，不符合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图书的实际情况”的缺憾，“根据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分期，并按照‘合并同类’和‘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提出一个具体的修订方案”，笔者认真拜读后受益颇多。但同时也对其中：改革时期（新时期）的上限；取消“D65政治运动、政治事件”（下称“D65”）并入“K27”和相关实例归类的处理持有不同的看法，认为似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这里，冒昧提出一孔之见，权作是抛砖引玉。
1关于新时期（改革开放时期）起点的上限问题
在“陈文”的修订方案中，将“以改革与开放为特点”的时期，作为“K27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史）（1949年～）”（下称“K27”）类目下的一个具体历史阶段，编列为“K274改革时期”，是符合建国后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分期划分实际的。对此，笔者深表赞同。但同时亦对“陈文”把“改革时期”的起点确定为：“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开始”，持有异议。因为从粉碎“四人帮”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两年“徘徊时期”，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并未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上来，以改革开放为鲜明特点的新时期还没有真正揭开序幕。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以此为标志，中国开始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新时期（改革开放时期）起点的历史时期划分方法，目前已被广泛认同，并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普遍采用和遵从，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为什么要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不是以粉碎“四人帮”作为划分新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的坐标，下面这些精辟论述无疑为我们作出了直接而明确的解答。谢荫明、陈静认为：“粉碎‘四人帮’虽然是很重大的事件，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但党的中心工作和大政方针均无明显变化，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党的主要精力还是搞政治运动。虽然和以前有所区别，总的任务是向安定团结和现代化建设转变，但指导思想没有变，这也是出现‘两年徘徊’的根本原因。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转折，才使党站到了历史新起点，真正开始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主题的时期。”[1]郭德宏认为：“严格地讲起来，新时期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开始的。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两年，只能看作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延续，或者后来新时期的酝酿，而不能看作新时期的真正开始。”[2]高继民认为：“新时期是相对‘文革’时期而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党从根本上冲破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使广大干部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全面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结束了1976年10月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将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这些正是新时期区别‘文革’时期的根本标志。毫无疑问，新时期开始的标志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徘徊时期’之所以不是‘新时期’的开始，不仅是因为上述‘新时期’标志性的内容还没有或在孕育之中，更是因为在事关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一些重大原则问题的判断处理上与新时期的要求背道而驰，特别是在它的前半期。”[3]胡绳则进一步认为：“既然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限，那么两年徘徊应当放在前一时期。”[4]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2002年审查通过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必修）《中国近代现代史》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它完成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是改革开放的开端，从此，中国历史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5]丁关根则用了三个“伟大起点”：“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的伟大起点。……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实行改革开放，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起点。……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以邓小平理论指导全党工作的伟大起点”[6]，高度概括和阐释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性界碑意义。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2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更是进一步强调和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从这次全会开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光辉的标志，它表明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7]“隔的时间越久，就越能看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8]值得指出的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9]提法也是与上述观点相互呼应的。由此观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应是改革开放上限名副其实的界碑。
2 “D65”不宜与“K27”合并，而应各司其职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四版（下称《中图法》）分别在“D6中国政治”和“K2中国史”类目下设置了：
D65政治运动、政治事件[10]
D6511949年10月～1966年5月
D651.1土地改革
有关土改的方针、政策、文献、组织领导
等著作入此。
D651.2镇压反革命
〈平定西藏叛乱，4版改入D651.9〉
D651.3抗美援朝
D651.4三反、五反运动
D651.5肃反
D651.6整风、反右派斗争
党内整风入D264。
D651.7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
D651.9其他
平定西藏叛乱入此。
D6521966年5月～1976年10月
“文化大革命”、林彪反党集团、“四人
帮”及论述“四.五”事件的著作入此。
D6531976年10月～1978年12月
D6541979年1月～
{D659}其他
〈停用；4版改入D653与D654〉
K27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年～）[11]总论中国现代史的著作入此。
以容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相关“政治运动、政治事件”著作和相关“历史”著作。从类目划分和各自定位来看，两者既有内在的联系，又存在着明显区别。凡对政治事件、政治运动进行具体的研究、评论的著作，入“D65”类下的相关类目；凡系统、全面地研究或叙述某一政治事件、政治运动的发生、发展过程及结果，或作历史回顾的著作入“K27”。前者的著述角度立足于现状，后者的侧重点则着眼于历史。既然如此，在分类标引相关文献时，两者应各司其职，也就自不待言了。显而易见，“陈文”“根据‘合并同类’的原则，取消‘D65政治运动、政治事件’并入‘K27’”的做法，是让人难以认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