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肯尼迪的战略思想
〔内容提要〕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迪尔沃思讲座教授、国际安全研究项目主任保罗·肯尼迪可称为近二三十年来最享盛名的国际关系史和战略史学家。在对历史的研究中，这位杰出的学者形成了相当系统、在若干重要方面独具特色的战略思想，特别是补充和升华了业已存在的大战略理论。他的战略思想中对于大战略理论特别重要的部分包括：大战略不仅在战争时期、也在和平时期对实现或维护国家基本利益的重大意义；制订和实施大战略的关键——国家对外政策目标与其手段之间的协调或平衡；关于各种具体的国家资源或对外政策手段与国家战略间关系的历史——理论分析，特别是对于地缘政治和经济、技术两大类要素的战略含义之尤为深切、具体的揭示。由此，他使大战略理论具有了基本的全面性，而且变得更具历史的可靠依据和丰富例证，从而也更具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美国外交/战略/大战略/保罗·肯尼迪
将保罗·肯尼迪誉为近二三十年来最富盛名的国际关系史和战略史学家，大概是殆无争议的。这位现任耶鲁大学历史学迪尔沃思讲座教授和国际安全研究项目主任的杰出学者，脱颖于富有历史-哲理思考之主流传统的英国国际关系学界。他以《大国的兴衰》等宏篇巨著和其他许多学术贡献，他撰写的书籍包括：PacificOnslaught7thDec.1941/7thFeb.1943(1972);PacificVictory(1973);TheSamoanTangle:AStudyinAngloGerman
AmericanRelation,1878-1900(1974);TheRiseandFallofBritishNavalMastery
(1976);TheRiseoftheAngloGermanAntagonism,1860-1914
(1980);TheRealitiesbehindDiplomacy:BackgroundInfluencesonBritish
ExternalPoli
cy,1865-1980(1981);StrategyandDiplomacy,1870-1945:EightStudies(1983);TheRiseandFalloftheGreatPowers:EconomicChangeandMilitary
Conflictfrom1500to2000(1988);PreparingfortheTwentyFirstCentury(1993).他主编的书籍主要有：GermanyinthePacificandFarEast,1870-1914(1977);
TheWarPlansoftheGreatPowers,1880-1914
(1979);NationalistandRacistMovementsinBritainandGermanybefore1914
(1981);GrandStrategiesinWarandPeace
(1991);GlobalTrends:TheWorldAlmanacofDevelopmentandPeace
(1994);TheUnitedNationsinitsSecondHalfCentury(1995).显著地丰富了对现代国际关系与国家对外战略的微观探究和宏观认知，体现了关于政治、军事、外交和战略及其经济、技术乃至社会环境的渊博学识和深刻理解，并且以他那在当今学界远非多见的总体展示能力和恢宏潇洒的文才，打动了从国务家和战略家到一般学人甚至许多普通公众在内的无数读者。《大国的兴衰》一书在1987年出版后，迅速成为《纽约时报》等权威评估机构确认的全美最畅销书之一，并且很快被翻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在世界范围内流行。
保罗·肯尼迪的战略思想美国研究在对国际关系史和战略史的研究中，保罗·肯尼迪形成了相当系统、在若干重要方面独具特色的战略思想，而且在其论著多处给予了一般的历史学家难得有意识、有能力来成就的理论性和哲理性阐说。他在战略思想方面的根本贡献，是基于事实探究和历史概览，补充和升华了业已存在的大战略理论，并且以自觉体现其战略思想的战略史述，来为之提供特别坚实、也特别富有教益的认识材料，从而昭告一切有志于了解和把握战略真理的人们：“只有学习历史，才能产生对于什么是大战略、它如何能动地起作用、大战略的操作者在一个个具体环境中如何思考和行动的本质性理解。”“培育战略领导者的最好办法，在于学习历史上大战略是怎样制定和怎样付诸实践的。”引自PaulKennedy,JohnLewisGaddis,etal.,StudiesinGrandStrategy
(Syllabus).InternationalSecurityStudies,YaleUniversity,Spring/Fall2000.感谢保罗·肯尼迪教授给本文作者提供该教学大纲和他本人的论著总目。本文将集中阐述他的战略思想中对于大战略理论起到特别重要的补充和发展作用的部分，即大战略不仅在战争时期、也在和平时期对实现或维护国家基本利益的重大意义；制订和实施大战略的关键——国家对外政策目标与其手段之间的协调或平衡；关于各种具体的国家资源或对外政策手段及其与战略间关系的历史-理论分析，特别是对于地缘政治和经济、技术两大类要素的战略涵意之尤为深切、具体的揭示。
一 大战略理论：哈特与肯尼迪
大战略（grandstrategy）可以最广义、也最简明地定义为“基于手段和大目标这两者间经过深思熟虑的关系的全面行动规划”。它从来就不是一门精确不移、刻板划一的“科学”，而是需要以灵活为关键的、不断的重新审视和调整。Kennedy,Gaddis,etal.,StudiesinGrandStrategy(Syllabus).就国际关系和国家对外战略而言，关于大战略的思考和实践可以说构成了人类政治思考和实践中最悠久的传统之一。无论是孙子、伯里克利或罗马帝国早期那些可称雄才大略的皇帝，还是伊丽莎白一世、俾斯麦、马汉或列宁，都是大战略的杰出实践者或思想家。参见DonaldKagan,“AthenianStrategyinthePeloponnesianWar,”
inWilliamsonMurrayetal.,eds.,TheMakingofStrategy
(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4);EdwardN.Luttwak,Grand
StrategyoftheRomanEmpire:FromtheFirstCenturyA.D.totheThird
(Baltimore: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1979);J.E.Neale,Queen
ElizabeethI(NewYork:DoubledayAnchorBooks,1957);HeyKissinger,
“TheWhiteRevolutionary:ReflectionsonBismark,”Daedalus,Vol.97,No.3
(Summer1968);AlfredT.Mahan,TheInfluenceofSeaPoweruponHistory,1660-1783(1890)
(NewYork:DoverPublication,1987),chapter1;CondoleezaRice,
“TheEvolutionofSovietGrandStrategy,”
inPaulKennedyed.,GrandStrategyinWarandPeace(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91).尤其是克劳塞维茨，其巨著《战争论》大概无愧为“单独一部最具影响的大战略著作”，将战争从属于政治和政策这一根本性的观念，连同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巨大作用以及战略规划的功能，再明确不过地引进了大战略思想。Kennedy,Gaddis,etal.,StudiesinGrandStrategy(Syllabus).
然而，作为一个单独和自觉的战略学领域或分支，大战略的真正理论研究可以说迟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才明确地出现，而首创大战略这一术语及其理论概念的英国著名军事思想家和战略史家利德尔·哈特，是当时该领域最为杰出的代表。哈特确认，大战略的“任务就在于调节和指导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所有一切资源，来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利德尔·哈特：《战略论》，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439页。军事力量只不过是这所有一切资源中间的一种而已，其他诸如经济、地理、政治、外交和精神文化因素对战争和战略同样具有重大意义，而“战争的（合理的）政治目的”概而言之，不是仅就其本身而言的战争胜利，而是“在战后获得巩固的和平，人民的物质生活状况比战前有所改善”。利德尔·哈特，前引书，第489页。哈特指出，“战略能否获得成功，主要取决于对目的和手段（工具）是否能作精确的计算，能否把它们正确地结合起来加以使用。目的必须与现有一切手段相适应”。同上，第440页。与以往经典的战略研究者认为“战略是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75页。有所不同，哈特论及了战略的至关重要的多类非军事因素，将战后和平的性质（实际上也就是战争的政治目的本身），当作一项必须解析和优化、而非可以视作当然而不需探究的根本战略前提，并且强调政治目标、军事目的与战略手段三者互相间的平衡。如此他便极大地拓展了战略理论的研究范围，并且继克劳塞维茨之后，开始进一步将战略理论置于一个非常必要、并且更明确的大框架之内。参见张春、时殷弘：《大战略：理论与实例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7期。然而，哈特的战略思想仍主要集中于军事领域，其“大战略”仅是一项关于在战时国家调动所有资源以达到战争之政治目的的最一般原则，缺少有关战略与经济、政治、外交、精神文化以及地理环境之间关系的具体的历史－理论探讨。哈特承认，“大战略与战略不同，其领域内大部分还是神秘的处女地，正等待人们去继续开拓和研究”。哈特：《战略论》，第440页。
在继哈特之后的不少大战略研究者中，保罗·肯尼迪成果最丰。担任哈特晚年的研究助手的经历，使他对哈特的大战略概念及其理论潜能有最深切的理解。然而不仅如此，作为一位当代一流的历史学家，并且是其中最具宏观思考意识的“综合者”之一，关于“综合者”与“微观解析者”(“lumpers”vs.“splitters”)的区别，见JohnLewisGaddis,StrategiesofContainment(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84),Preface.他在向世人展示恢宏的战略史画卷和进行深刻的战略史阐析的同时，昭示了他本人既丰富、又系统的战略思想，特别是经过他补充与升华的大战略理论。他指出，“真正的大战略在和平时期的运用与它在战时的运用同等重要，甚至可能更为重要”，Kennedyed.,GrandStrategiesinWarandPeace(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p.4.国家在和平时期也应争取目标与手段、成本与效益之间的大致平衡。他仔细分析了现代史上各历史阶段内列强的实力与弱点，阐明了国家对外政策可以依凭的各类资源或具体手段与战略的联系。在这方面，他特别杰出的是:（1）强调并雄辩地论证了在战略与经济、技术状态之间保持协调的重要意义，以及前者对于后者或直接或终极意义上的依赖性;（2）对地理因素、尤其是国家地理位置的战略涵意或战略利弊影响作了可谓难以匹敌的历史－理论阐说。肯尼迪对于大战略理论的贡献，主要在于将该理论的原则置于和平环境中加以分析，并且详细论述了大战略可资利用的所有资源。由于所有这些重要工作，保罗·肯尼迪使大战略理论具有了基本的全面性，而且变得更具历史的可靠依据和丰富例证，从而也更具现实指导意义。最后，但并非最为次要的是，他有关道义与战略间关系的论说，突破了以往的绝大多数战略思想家有意无意地墨守的“道义中立”（neutralmorality）JohnCarnett,
“StrategicStudiesanditsAssumptions,”
inidemed.,ContemporaryStrategy,V.1:TheoriesandConcepts(LondonandSydney:Croom&HelmLtd.,1987),pp.12-13.的樊篱，而对如何协调防务、消费与投资三者之间关系的阐述，又使他论及了以往的战略思想大都忽视了的“发展”问题。
二 和平环境中的大战略
这并不表明肯尼迪忽视了战争年代的大战略运用。相反，他对例如哈布斯堡西班牙帝国、路易十四法国、英国、希特勒德国、甚至军国主义日本在历次最重大战争中的大战略问题,有着不少独具慧眼的揭示和评判。见其《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Kennedy,StrategyandDiplomacy,1870-1945,chapter7.但是，从大处着眼，他真正具有独创性的——也是本文关注的——是他对于大战略理论有所发展的部分，其中首先是和平环境中国家大战略的必要。
保罗·肯尼迪将大战略概念非常明确地从战争年代延用于和平环境，这本身就构成了战略理论思想的一项重要发展。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东西方关系处于较稳定的缓和状态，世界爱好和平的各种力量（国家的、国内的和跨国的）逐步壮大，美苏间的“核恐怖平衡”更使得大国全面战争变得难以想象，世界政治实际上已开始进入一个就总体而言相对持久和稳定的和平时期。国家要在和平环境中维护安全、追求对外影响或权势的增长以及实现其他基本利益，同样需要高屋建瓴般地规划和调度国家的所有可用资源。原先从战争总结出来并运用于战争时期的大战略理论原则，在和平条件下依然可行，并且必须自觉地发挥对于种种具体的国策制定的根本指导作用。基于对这一总体情势的强烈的意识，保罗·肯尼迪指出真正的大战略“不会随战争的结束而停止，也不会因战争的爆发而开始”，Kennedyed.,GrandStrategiesinWarandPeace,p.4.国家在和平年代也应该保持目标与手段的基本协调，也要计算行动的代价与收益。与在战争期间争取以尽可能小的代价获得国家政治目的所要求的战争结局不同，和平环境中的大战略要求在发展经济、满足国民的经济和社会需要、维护和增长国家内部稳定与对外尊严、建设和保持足够的武装力量等基本目的要素之间取得大体的均衡，并据此合理地调度国家各类资源。
大战略是通过对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精神文化等多类手段的综合运用来实现国家的基本政策目标。目标与手段平衡与否，被保罗·肯尼迪视为一国盛衰的头等原因。1815至1865年间的英国，在一个由英国人看来几乎是权力真空的世界上建立和维系一个“便宜”Kennedy,TheRealitiesbehindDiplomacy(London:AllenandUnwin,1981),p.32.的庞大帝国。少有国际竞争的情势，使得帝国目标得到英国在地缘政治、经济技术、社会结构和远程武力等方面的显赫优势以及稳定的国内政治的可靠支撑，目标与手段的如此平衡缔造了半个世纪的英帝国辉煌。然而，自格莱斯顿政府往后，英国海军的绝对领先地位面临严峻挑战，地缘政治优势逐步丧失。其他大国（尤其是德国）的权势增长以及因此对殖民地的要求，大大提高了英国要维持帝国目标的难度，而这又是在英国具备的国力手段不仅并无多少改善、而且同德、美等新兴强国相比迅速衰减的情况下发生的。不仅如此，科技的急速发展引起武器价格飙升，这同军备竞赛、特别是英德海军竞赛一起，导致军事开支大幅度增长，国家财政由此严重拮据。英国的能力与它要追求的目标已很不相称，这一昔日超级大国的衰落便势所必然。第一次世界大战沉重打击了英国的经济，国民战后几乎不顾一切的畏战情绪与和平幻想又使它“疏于防务”。与此同时，从战败国手中接管的大部分殖民地使英国“所承担义务与所拥有能力之间的鸿沟更为庞大”。Kennedy,StrategyandDiplomacy(London:AllenandUnwin,1983),p.98.因而，两战期间的国际环境对于英国这个“处于其历史最后阶段的摊子铺得过大的全球性帝国（这个帝国仍然控制着地球表面的四分之一，但制造能力和战争潜能却只占世界的9％至10％）来说，绥靖政策与反绥靖政策都有不利后果”，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393页。结果只能退居为一个中等国家。保罗·肯尼迪指出，和平环境中要取得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平衡，至少需要一国“在追求完备的武装体系时，应当顾及国防开支可能形成的影响”。Kennedyed.,GrandStrategiesinWarandPeace,p.4.20世纪50至80年代的苏联，为了同美国全面对峙和竞争而维持异常庞大的陆军，并且竭力建设和扩充极其昂贵的头等战略核力量和一流远洋舰队。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其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财政愈见羸弱。苏联“想在全球范围内同美国分庭抗礼的持久竞赛努力，与其在经济领域取得的成就很不相称”。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524页。〖ZW)〗这最终作为一个头等原因，导致了90年代一个超级大国的急剧解体。与此相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奥匈帝国已潜伏着严重的崩溃风险，“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奥匈帝国企图以二流国家的物力扮演一流强国的角色”。同上，第265页。
目标与手段的协调有一个最起码的要求，那就是战略决策者对本国以及对手国家的目标和拥有的手段或能力作出基本充足、大致合理的估算。任何过高或过低的估计（更不用说以不可靠的假设作为主要依据的估计）都可能使得本国的目标与手段脱节，从而给国家带来风险。保罗·肯尼迪仔细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海军首脑蒂尔皮茨的海军大扩充计划，指出了其中致命的估算错误。首先，蒂尔皮茨几乎根本无视德国国力直接和间接的内在局限性：与仍然勉强维持金融优势的英国相比，德国财政甚至潜在地更为拮据；海军竞赛消耗了很大部分军备开支，德国命定的主要武力依靠——第二帝国陆军的作战能力便势必大受影响；在一个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它不可能长久保持技术上远非遥遥领先的优势；国内政治不稳，外交上又处于只有羸弱的奥匈帝国（至多再加上更为羸弱的奥斯曼土耳其）可以被指望来协作的不利地位。参见Kennedy,StrategyandDiplomacy,p.150.更为严重的是，蒂尔皮茨基于很不可靠的、甚至是全然一厢情愿的假设，严重低估了敌手英国。他认为，英国舆论对德国海军大扩充的反应不会很强烈，德国完全有可能悄悄越过“危险时段”，然后以头等强大的海军实力使英国措手不及地面对致命的两难选择，即要么全盘退让，要么在异常不利的情况下被迫进行海上大决战；他还想当然地断定，英国在未来的英德战争中将采取海上大进攻态势，而非实施对德近距离海上封锁。所有这些估计都基于这样的一个假设：“当德国的海军力量从不值一提发展成对英国海权的巨大威胁时，英国政府会维持以前的海军分布、海上战略和外交政策”。参见Kennedy,〖WTBX〗StrategyandDiplomacy,pp.138,151.从对自身和敌手拥有的手段（包括战略判断能力）的错误估计出发，如果要达到蒂尔皮茨追求的目标——建造一支与英国同等强大的海军力量，那么德国在促使英国确认其为头号（甚至唯一）大敌之外，就将付出其他沉重代价：财政重负、陆军反对、党派分裂和国内的战略分歧公开化，Ibid.,p.160.从而促成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保罗·肯尼迪在他的作品中，特别擅长通过统计数字，对比性地展示各历史阶段上各大国的人口、经济能力和军事能力，并且分析比较它们各自的地缘形势、政府效率、国民文化和国际环境，由此出发来判断它们各自是否做到了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平衡，判断其战略确定和战略运用是否恰当。这方面最杰出、也最为人所知的范例，自然首推其《大国的兴衰》一书。
保罗·肯尼迪还强调，战略决策者必须尽可能地充分考虑对外行动的代价与收益，或曰其成本效益。1846年至1914年期间，英国在海外拥有的大量殖民地给它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它可以从殖民地获取大量廉价原料，并为其工业品获得垄断性的庞大出口市场，而且一个巨型帝国增强了它的国际政治权势和足以令英国人自满自得的“威望”。但是，众多海外义务的存在大大加重了英国的财政和军事负担，在德国挑战其优越地位时，分散了它本应集中对付德国威胁的精力。不仅如此，它庞大的远洋舰队虽然基本上能保障其“海上生命线”，却大大增加了它的财政重负。PaulKennedy,“Debate:TheCostsandBenefitsofBritishImperialism,1846-1914,”PastandPresent,November1989,Vol.125,pp.186-192.在分析16世纪哈布斯堡西班牙帝国的海外殖民地给它自己造成的影响时，肯尼迪认为：它在德意志保留一支强大的军队得不偿失；它从美洲领地获得的直接或间接利益相当可观，“放弃这种产业不可思议”；从意大利撤军无利可图，其潜在危险更是一目了然；放弃造反的尼德兰可能加强夙敌法国的力量，并且很可能在帝国境内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然而，他斩钉截铁地判断，哈布斯堡在尼德兰的耗费十分惊人，不值得用“如此巨大的代价来力图控制处于漫长交通线顶端的两百万顽固的尼德兰人”。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61页。同当代英语国家研究哈布斯堡西班牙的头号权威约翰·埃利奥特的论断一样，肯尼迪确认帝国事业的这一最严重的“过分伸展”，连同未能就此成功地“调控衰落”，构成其国势败落的头号直接原因。JohnH.Eliot,“ManagingDecline:OliveresandtheGrandStrategyofImperialSpain,”
inKennedyed.,GrandStrategiesinWarandPeace,pp.87-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