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何亚非的新作《选择：中国与全球治理》刚一出版，就获得外交领域著名专家、学者、外交家的好评。这位常年活跃在双边和多边外交舞台上的资深外交官、外交部前副部长就创作缘起、亲历重要外交事件的感悟、全球治理等话题接受了记者独家专访。他表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应把握机遇，尽大国义务，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转型，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建设性引领作用。
这几年在习近平总书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风生水起。何亚非深感自豪和鼓舞，利用工作之余，一直坚持对重大国际战略问题的研究。这本书集中了他对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的学习思考。
从一次演讲、一篇文章到一本书
两年前的一次“中美关系研讨会”上，北京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国际关系学者、专家济济一堂，饶有兴致地聆听着何亚非的主旨演讲。
何亚非曾担任过驻美国使馆公使衔参赞、公使，外交部美大司司长等职务，有着丰富的中美外交实践经验。此次应主办方北京大学的邀请，何亚非主要在演讲中谈及中美两国作为全球第一、第二大经济体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全球格局以及全球问题的解决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他认为，为逐步增进中美两国间的战略信任，应从全球治理领域着手，通过合作来解决全球性的挑战和问题。这次演讲在中美学者中产生了良好反响，北大立即邀请他以此为题给北大的《国际战略评论》期刊供稿。这篇有关全球治理、20国集团（G20）、中美合作等内容的文章刊登在2014年的杂志上，学者们看到文章后意犹未尽，又纷纷建议何亚非将文章内容展开，通过著作深入阐述他的观点。于是，在“中美关系研讨会”上的主旨演讲以及文章的发表成为了何亚非写作新书的契机。
谈到为何关注全球治理、中国与全球治理的话题，何亚非表示，他曾长期从事多边外交工作，亲历过联合国气候变化问题、伊朗核问题、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等国际重点、热点、难点问题的谈判，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他参与了应对金融危机的一系列峰会，深刻感受到在全球治理领域内，有中国参与的大国合作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
曾经历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以及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等职务的何亚非，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历程也非常熟悉。他说，全球治理属于多边外交范畴。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比较晚，从历史来看，中国是从晚清时期起，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大门后，才有了外交。但是面临内忧外患的清政府是被别国治理或被动应对。直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才开始主动参与到全球治理。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和实践推动下，中国外交积极进取，主动作为，提出“中国方案”或“中国倡议”，为全球政治、经济治理领域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思想”。
从2014年4月到年底，何亚非结合外交亲历与自身感受与思考，完成了全部书稿，并于2个月前完成了该书的英文稿。一直以来，关于全球治理理念和理论的阐述和讨论，主要被美国和西方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所主导、把持。何亚非从一位中国外交官理性思考的角度，从理论与实践出发，对“全球治理”和“中国与全球治理”进行了全新而深入地阐述，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建议。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评价新书说：“作者对于全球治理及中国历史位置之洞见，实在是令人深省。”对此，他谦逊地表示，希望新书能够吸引大家都来关心全球治理问题，并一起来进行讨论。
法兰克福餐桌上的较量
2008年，一场深刻的金融危机从美国华尔街迅速蔓延到世界，带来了全球性的恐慌。一次特殊的晚餐于当年8月的一个夜晚静悄悄地在法兰克福进行。何亚非当时是中方的协调人，参与了这次聚餐，他在新书中记下了难忘的外交经历：“烈日消退，凉风徐徐。20国集团成员里中、美、英、德、法5国协调人各带一名随员，不事声张地来到德国中央银行总部一间临时布置的餐厅，共进外交上称为‘不存在’的晚餐。”他解释说，“说它（晚餐）‘不存在’是外交上常用的托词，因为大家都不想大事声张。外交官碰在一起吃饭是常事，其实各方都有政府的授权。老百姓说外交就是‘吃吃喝喝’也有一定道理。但是吃饭、喝咖啡什么的往往是表面现象，真正的文章做在吃饭外，是谈话的内容和对象。”那么，在觥筹交错之间，5位协调人在餐桌上谈了些什么呢？
这得从金融危机前的全球治理结构说起，过去全球治理领域由西方主导，被称为“大国俱乐部”或“富人俱乐部”的7国集团一直是主要发达国家协调世界经济与政治的重要平台。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这种情况正在悄然发生变化。金融危机的突然爆发，使美英等国深感光靠西方国家解决不了如此重大的危机，要克服危机，需要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市场国家的合作。为商讨如何应对不断加剧的金融危机，成立于19 9 9年的20国集团由原来的非正式的部长级会议升格为峰会，2008年11月在华盛顿、2009年4月在伦敦连续举办了两次峰会。
法兰克福晚餐的时间是在2009年9月20国集团领导人第三次峰会之前，5位协调人探讨的话题是今后哪个平台更适合大国协调全球经济事务。何亚非说，当时各国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中国从国家的层面意识到这是一个推进全球治理改革的历史性机遇，中国认为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南非、韩国、土耳其等在内的20国集团总体代表性合理，而且金融危机下需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商量着来办，既然7国集团解决不了如此重大的危机，7国集团应该由20国集团取而代之。但这涉及了全球治理机制的改革和未来，当时能否实现，并没有把握。在小范围的中美英三方协调时，中方主动向英、美提出这一观点，美、英两国看到了世界大势的变化，他们也承认世界金融危机表明7国集团已经难以承担管理全球经济事务的重任。但法国、日本、意大利等国与美国、英国存在一定分歧，由于他们在7国集团中拥有比在20国集团内更大的发言权，他们想利用7+5的模式，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的非正式对话这样的平台解决金融危机，换言之，他们主张的是西方主导，发展中国家为辅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在法兰克福晚餐上，5国协调人经过共同沟通、协商后，最终还是就“20国集团取代7国集团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达成基本共识，并提交各国领导人审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