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日本对外战略选择中的五大难题
摘要面对新世纪国内外环境的改变,日本将21世纪的国家战略目标确立为“保障国家安全和繁荣”,以此为基点继续推动“第三次开国”进程中的外交变革。本文认为日本对外战略中一直存在困扰其抉择的关于身份定位、国家利益等五大难题,在这些选择中,21世纪的日本逐渐构造出由模糊到清晰的外交路线,即大国地位追求和“带倾向性的中间路线”。
关键词国家利益 中间路线 国际秩序
中图分类号:D7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11-146-02
新世纪国际秩序依然呈现出一种混合着机遇和挑战、稳定和多变的态势。旧的格局已经瓦解,但新的格局尚未确立。国际社会中的主要国家行为体都希望把握新格局形成之前的战略机遇期,通过采取灵活有效的对外政策来扩大战略空间、占有更多战略资源和获取更具影响力的实力地位。冷战后,日本有关对外战略的论争一直持久而广泛地进行,外交路线的最终确立只能基于对五个焦点问题的回答,包括身份的再定位、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普通国家”和“地球贡献国家”、日美同盟和亚太外交以及中国的崛起。
一、身份的再定位
日本自近代开始的三次战略转折都是从国家身份的重新定位开始,“脱亚入欧”、“脱亚入美”、“入美入亚”和“协美制华”等不同的国家身份构建不同时期日本的对外战略选择和外交实践。学者秦亚青认为国家身份是指一个国家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角色,即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与主导国际社会的认同程度,认同度越高,参与国际社会活动和国际制度的程度也越高。国家对国际社会的态度和行为是基于国家身份的,不同身份的国家会有着不同的观念和因之产生的政策;同一个国家,如果其身份发生了具有意义的变化,它对国际社会的观念和政策也会因之而产生变化。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和地区内的“国家”两个层面都进行着身份的再定位。
在国际社会层面,由于拥有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的头号盟友美国依然在众多方面把持优势地位,以美国为主导制定和运作的国际规则和制度与日本的利益并不抵触,日本更希望通过将“外压下的参与”转为“积极主动地参与”来提高认同程度,在同步协调和更多国际平台中保障自身安全和利益。但是日本官方和学界越来越感到诉求的被压抑、海外派兵的内外牵制、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有限,认为根本原因就是“战败国地位”和非自主的法律束缚,修宪、联合国改革和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被提升至战略高度。日本在提升国际认同的同时,不断表示出“变革”的意愿和要求,如何在“矛盾”中抓住“统一性”是日本决策层必须思考的难题。
对于地区内的“国家”,日本似乎永远搞不清自己到底是亚洲一员、还是西方的一份子。日本认为与西方、特别是美国共有价值和共有利益的基础使得只有美国才会不顾一切地保护自己。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经济发展迅猛,日本自身的国家利益与周边各国的联系更加紧密,外相河野洋平认为“‘西方一员’的概念已失去其实际内容,不能再据此作外交判断”。如何处理好与周边的多层次外交和“西方外交”的关系对日本来说将直接影响到外交收益。
二、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
冷战后“脱离意识形态流”一度影响日本政坛,主要政治家倡导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说”,要求“以国家利益作为外交判断的依据”,主要背景是美国实力的“相对衰弱”、新兴大国的崛起和经贸市场的需求。然而价值观的影响没有彻底消失,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显著回升,首脑演说和政府文件处处体现“日美共同价值论”,21世纪执政的安倍、麻生将构筑“价值观联盟”、“自由与繁荣之弧”置于战略高度,甚至海外ODA的实施原则也被“意识形态化”。
日本外交路线体现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混合。例如,在处理与中关系时,更多强调共有的经济利益、紧密的市场联系和未来亚洲经济成长的共有责任,以此为基点协调双边关系有助于推进“日本及其国民的繁荣”;另一方面积极倡导“民主同盟”的建立,强化“与共有自由、民主主义、基本人权和法律等价值观”国家的合作。在对外战略选择中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会在某些方面相互矛盾,但在日本外交路线确立的过程中二者已经相互磨合、相互交错,推进“价值观合作”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被认为是有效保障战略环境和对抗地区不稳定因素的主要工具;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政治大国化”从政界到民间已经成为一种主流思潮,并上升至全民共有的“价值观”高度,将国家利益的实现视为一种价值追求。日本政府必须在有效协调和利用二者的同时厘清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倾向性,才能避免战略困境。
三、“普通国家”和“地球贡献国家”
关于“普通国家”和“地球贡献国家”论争本质上是关于追求何种国家模式的讨论,“将日本建设成为什么样的国家”引导对外政策的选择。政治家小泽一郎在1993年所著《日本改造计划》中提出“普通国家”理论,认为“普通国家”需具备两个条件:“其一,对于国际社会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就把它作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来尽自己的责任去实行……这一点在安全保障领域尤为如此;其二,对为构筑富裕稳定的国民生活而努力的各国,以及对地球环境保护等人类共同课题,尽自己所能进行合作”。小泽强调日本在第一层面做得远远不够,不能算作一个正常国家,必须突破和平宪法和国内外舆论的压制,获得对外使用军事力量的权力,实现积极地“为国际安全做贡献”。
“地球贡献国家”是日本自由主义派提出的以软实力运用为指针的外交战略,主要思想继承了20世纪90年代著名记者船桥洋一倡导的“民生大国”论。“地球贡献国家”论重视软实力的自然发挥,认为日本的文化、价值观如果能作为“国际公共产品”获得国际社会的肯定,将可以赢得更高的国家知名度,应以联合国为中心在和平、民主等领域不断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谋求各国共有的“国际公共利益”,并分享共同合作的成果。其次,不应局限于本国狭隘的国家利益,主张开展美日欧协调和建立“持久性信赖关系”的亚洲合作。“地球贡献国家”论还主张军事作用的有限性,反对日本成为军事大国,呼吁弘扬宪法的和平理念。
“普通国家”论变相提出军事大国、政治大国的目标,在政坛总体保守化的今天成为主流思潮。但是过渡保守化的政治反而限制了日本的对外战略,步入“外交死胡同”,而非主流的和平主义思潮一直存在,21世纪日本的自由主义派再次兴盛,在众多政治家身上体现出保守与自由的“模糊性”。
四、日美同盟和亚太外交
如何处理日美同盟和亚太外交是日本对外战略的重要课题。冷战后日美同盟由于“敌人”的消失和经贸摩擦曾一度进入“漂流”状态,但在共有利益和价值的基础上同盟很快得到调整和强化。主要背景是日本国内经济的持续萧条,中国崛起和东亚不稳定因素的“威胁”,“借船出海”、以维护国际安全名义实现海外动武的夙愿,以及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保持日美同盟的主导性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可以预见强化日美同盟是日本既定不变的方针。然而,“普通国家”和“地球贡献国家”等国家模式论都强调政治自主性,扩大外交上独立自主的空间和选择的自由是日本政坛的共识,立足亚太、开展美国允许的灵活亚洲外交是主要目标。
基于日美同盟的长期存在和首要支柱的作用,日本希望能够依靠美国的实力推动其在亚太区域发挥重要影响,希望作为东方先进、发达的民主国家在帮助实施美国亚太战略的同时获得亚洲的主导力,成为联系东西合作的桥梁。东亚经济体的发展、市场需求的扩大、非传统安全的增加和区域合作的加深使日本认识到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稳定与合作对自身安全和繁荣的重要性。在东亚合作中日本和日美同盟将如何定位,如何处理对美协调和自主外交的矛盾,日本如何能使日美同盟不会限制、而是促进东亚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