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对中国的对外政策进行了调整，这主要是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适应国际主题的转变，积极调整对外政策，慎重处理港台问题，重视周边外交和与西方大国关系的发展；二是适应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开展国际经贸和科技合作。对外政策的调整为国内政策调整营造了相对宽松的环境，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支持。
对世界主题、形势判断的改变
对外政策作为对内政策的延续，对国际形势的判断直接影响着国内的政策制定。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党和政府对世界主题的判断一直是革命和战争，并一度认为世界大战很快会爆发，在此判断下国内进行了很多的准备工作。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使党和政府对国际主题的判断出现了新变化。
首先，是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邓小平认识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和平共处将是一个长时期的历史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很长一段时间有很多人认为，既然中国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那就是和资本主义不相容的，国内政策各种兴无灭资的措施得以出台。而国际上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划分为两大阵营，长期处于冷战状态。1978年8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利比亚客人时说：资本主义要消灭，这是一个很长期的斗争。各国的发展阶段不同，消灭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既然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那就要重视和资本主义的和平共处。
其次，中国发展需要较长的和平环境。1978年9月8日至13日，邓小平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朝鲜参加朝鲜国庆30周年活动。12日，他在同金日成谈到战争与和平问题时指出：我们希望22年不打仗，我们就可以实现四个现代化。1980年4月15日，邓小平在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麦克纳马拉时重申了这一看法：我们说争取20年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这就需要共同努力，需要行动有力和有效。否则，80年代的危险能不能渡过要打个问号。对我们中国来说，考虑问题历来不从中国自身利益一个角度考虑，而是从全球战略来提出问题、考虑问题的。当然，这个考虑是有利于中国的。这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比较长期的和平环境来发展。我们太穷了，要改变面貌。
再次，通过世界各国的努力，战争可能被阻止和延缓。1978年11月10日，邓小平在同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会谈时，阐述了对国际局势的总的看法。他指出：面对战争爆发的危险，各国政治家除注意提高警惕外，应找一条延缓战争爆发的办法，而不能无所作为。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和分析，中国对外政策，除发展同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外，就是延缓这个战争的爆发。这是我们处理国际事务的根本依据。1980年10月15日，邓小平在解放军总参谋部召开的研讨会议上讲话：我们的政策是，争取拖长，争取更多一点、更长一点的时间，延缓这个战争的爆发，这样对我们有利，也符合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愿望。现在这件事情，还是我们提出的口号，也就是对外政策的总方针，叫作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中国为此开展了大国外交和周边外交，摒弃了一些过时的观念，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了中国力量。1981年1月23日，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对外政策时指出：对外政策中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即如何判断国际形势、如何看待三个世界的划分、如何对待美国和苏联。这三个问题，需要好好议一议。
基于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邓小平认为世界大战短时期很难打起来，我们应该把建设放在突出的位置。备战经费，可以挪出一部分来搞经济建设。对国际形势和主题的重新思考和定位，为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条件。
推动对美、日等资本主义大国的交往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倒向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调整了对外交往的重点。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先后访华，开拓了中国对外交往的新局面。
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后，高度重视发展同以美、日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关系。1978年与1979年，他先后访问日本、美国，阐明了中国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原则，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支持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
1978年8月10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外相园田直，在谈到即将签订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说：《条约》的中心内容实际就是反对霸权主义。反霸是不针对第三国的，但有一条，谁搞霸权就反对谁。我们自己如果搞霸权，那就自己反对自己。他亮明了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鲜明态度。10月22日至29日，邓小平访问日本，同福田纠夫首相进行会谈时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对中国，对日本，甚至对世界，都是件大事。尽管我们社会制度不同，这没有关系。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形勢来说，两国必须搞好关系，扩大一点说，我们两国关系搞好了，对整个国际局势也有重要意义。我相信两国政治家、两国人民都没有低估这个意义。这次由首相阁下决断，园田外相到北京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法律上、政治上，总结了我们过去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更进一步肯定了我们两国友好关系要不断地发展。在这次访问中，我们多次讲到两国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发展不是权宜之计，坦率地说，在现在这个动荡的局势中，单就东方来说，中国需要同日本友好，日本也需要同中国友好。此后的一段时间内，中日关系发展态势较好，日本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初步发展作出了贡献。
对于同美国的关系，邓小平同样给予了特别重视。1978年5月21日，他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时，对其说的卡特总统表示美国已经下了决心准备同中国积极讨论美中关系问题很高兴。邓小平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双方的观点都是明确的，问题就是下决心。如果卡特总统是下了这个决心，事情就好办。我们双方随时可以签订关系正常化的文件。……关系正常化问题对两国来说，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当然我们历来说，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有其他方面，主要是国际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有许多合作的余地。有许多问题我们可以共同探讨，不少问题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11月27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在谈到中美关系问题时说：如果站得高一点看，不管中国政治家或美国政治家，都认为两国关系早点实现正常化好，越早越好。如果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首先是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安全和稳定的因素的话，我想中美关系正常化，对全球的和平、安全和稳定比中日条约的意义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