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立国的“铁腕”总理
如果说，在世界诸国退下来的领导人中，在国际上享有巨大声望者，被誉为新加坡国父的李光耀无疑是一个。美国前国务卿、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亨利·基辛格博士称李光耀是“世界级领导人”，其智慧和判断力无人能及，“他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卓越领导人，还以其强大的战略洞察力被公认为一位思想家”。
虽然基辛格的上述评价免不了溢美之词，但考虑到李光耀以执政新加坡这一小岛国，能够获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美国总统奥巴马等在内的众多政治人物的称许，基辛格的这个评价并不算离谱。
不过，虽然李光耀在世界舞台上长袖善舞，备受推崇，表面地位重要，但很少有国家会真正按照李光耀的建议去行事。这不仅是由于李光耀本人的局限，说到底，也在于与他服务了大半辈子的背后的国家有关。用他自己的话说，“新加坡是实在小得无法改变世界”，因此“不论世界怎么样，新加坡都得去接受它”。
狐狸与马基雅弗的崇拜者
李光耀受到各国政治家的推崇，原因恐怕在于他对新加坡的治理——这个小岛国在很短时间内被带入一个富裕文明的现代国家，以及他对世界局势的洞察。李光耀从1959年出任新加坡自治总理起，一直到1990年，时间长达31年。此后又做内阁资政10多年，将新加坡从一个人均GDP200美元的国家，发展到富裕程度超过美国。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创始院长Graham Allison在《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一书中探讨了新加坡成功建设国家所具备的要素，他认为李光耀的成功在于他是个不寻常的结合体，将儒家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与英国绅士作风所强调的道德品质中和，以及重视法治。李光耀自己则说，新加坡建国有成有两大支柱，一是统一语言并与国际接轨，即将英语作为通用语言，使新加坡顺利与世界接轨；二是开放的社会，实行对外开放，让外资把技术、管理与市场带进来，同时鼓励移民，以弥补国内人才与人力之不足。
若把思想家分成刺猬型和狐狸型两类，那么，李光耀无疑属于后者。狐狸在民间形象中，有机智、聪明、狡诈的一面，注重实际，应变能力强，Graham Allison就说李光耀非常实际，对外界的适应能力非常强。他知道世界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不能及时调整适应，必然会被淘汰。故狐狸一说很好地概括了李光耀在新加坡的执政理念，即如何让新加坡适应变化着的世界。
对李光耀的认识，最好还是他自己的说法。在《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一文中，李光耀全面剖析了自己的哲学理念、性格和权力观。他认为，人性本恶，必须加以限制，制止恶的一面，他不相信事物从来是平等的，自称是个名副其实的务实的自由主义者，愿意直
李光耀的支持者穿着印有他头像的上衣面问题，不会拘泥于某一种关于治理世界、治理社会的理论。在他对新加坡的统治中，什么是最佳的解决问题之道，怎样才能为最多的人创造最大的幸福和福利，就采取什么样的理论和政策。这种高度的实用主义，正是狐狸的生存策略。
李光耀也从日本人征服新加坡、把英国人赶出去，看到了权力的意义。在日本统治新加坡的三年半中，李光耀曾在日本人手下做过事，这使他看到了权力、政治和政府是密切相关的，明白了在强权政治下陷入困局的人们为了生存会采取哪些应对之策。因此，在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之前，李光耀就深刻地知道了什么是权力。李光耀自己认为正是日本对新加坡的侵略，给他上了一堂最深刻的政治教育课，并锻炼了其性格，使其成为一个意志坚定、始终如一、坚持不懈的人，脚踏实地做事，直至成功。
不难看出，从哲学理念来说，李光耀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从权力观来说，是马基雅弗利的崇拜者。事实上，这两者是相通的，一个信奉自然法则的人多半也是权力意志论者。在对新加坡数十年的统治中，李光耀并不回避这点，毫不掩饰自己是16世纪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马基雅弗利的崇拜者。他曾说，自己从不在乎民调结果和民众支持率。“我认为，太在意民众支持率的领导人是软弱无能的领导人。”“在受人爱戴和令人畏惧这两者之间，我始终认为马基雅弗利的思想是对的。如果谁都不怕你，那就毫无意义了。”
他既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李光耀在打击政敌方面，毫不手软，他曾把早年与其合作，后来对其统治构成威胁的社会主义阵线领导人林清祥拘禁20多年，驱除新加坡，后者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才是新加坡独立建国的真正英雄。李光耀还透过司法手段如控告诽谤罪等，打压反对者。新加坡的《国内安全法》，授予政府在必要时“不经审判”即得以“无限期拘禁”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士。对西方的批评，他也置之不理。总之，在李光耀看来，只要能带领新加坡在虎豹环伺中生存下来并生存得很好，有必要使用一些专政手段，任何有损这一目的的行为，都属于铁腕打击之列。
可见，李光耀的上述治国思想和治理手段，同上世纪经济起飞时期东亚的那些政治强人，如韩国的卢愚泰、朴正熙，印尼的苏哈托，菲律宾的马科斯，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等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国内实行威权或独裁统治，凭借对政权的牢固掌握，推行国家现代化。
外界把他作为认识中国的“领路人”
说起李光耀，不能不谈他同中国的交往及影响。随着中国崛起为全球大国，在地缘政治中的作用日益显要，世界多数国家都想了解中国领导人的想法和政策、中国的走向，此时李光耀的天时地利人和优势就显示了出来。天时指的是新中之间的密切合作，地利指的是新加坡距离中国不远，又都是华人社会，了解中国人的思维，人和指的是李光耀和中国中国三代领导人都有很好关系，和台湾的蒋经国关系也相当不错，世界领袖中具有这三点者，唯李光耀一人耳。他先后会晤过毛泽东、邓小平，之后也同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中国领导人见过面。李光耀对邓小平很推崇，称赞邓是一个伟人，意志坚强，灵活务实，说话算话。如果没有邓，中国有可能重走苏联老路。他也赞习近平是“曼德勒式人物”。除邓之外，李光耀还崇拜法国总统戴高乐、英国首相丘吉尔，后二者都是二战时期的法英领袖。从李光耀崇拜的三人来看，他们其实有共同的特征，即意志坚强，坚韧不拔。这可能也是李光耀自己的性格。
李光耀晚年享有盛誉，别国领导人和商界领袖愿意向他咨询对于世界的看法，一大原因是他和中国有密切联系。
另外，李光耀和邓小平还有一些相似地方，如施政手法精明务实，政治斗争经验丰富，自奉甚俭而正直廉洁，深具领导魅力等。所以，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获得了李光耀的高规格接待，后者在1989年公开为邓小平辩护，称“此类举措与人权问题无关，是为维护国家稳定的必要手段”。邓小平1978年访新后，对新加坡和李光耀也留下了良好印象。因此，在两国建交后，新加坡能够迅速抓住邓小平1992年南巡所开启的中国市场改革之先机，大举进入中国，形成两国紧密的合作和经贸联系。新加坡自此后直到现在，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起着一种独特作用，尤其是在21世纪初，掀起了中国的新加坡热。
在新中的经济往来中，中国受益于新加坡的投资和管理，特别是在中国改革早期，新加坡是中国联系世界的一条重要通道。新加坡则受益于中国广阔的市场。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李光耀加强与中国的联系，还隐含着另一个目的或意图，就是借助中国改革开放，向世界证明新加坡发展模式和治理方式的成功，苏州工业园即是只这一意图下的产物。总的来讲，新中关系是一种互利双赢模式，但新加坡从中国中国获得的好处要远多于中国从新加坡获得的好处，越到后来越是如此。
现在看来，在抓住中国经济迅速发展这个机遇上，李光耀确有过人之处，还在别人犹豫甚至对中国唱衰时，他就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发展潜力，因而提早布局。这使得李光耀能够放弃意识形态成见，转而同中国发展密切关系，其结果，就是李光耀赢得了“中国通”的美誉，成为西方政治家和跨国公司总裁争相请教中国事务的对象。
总结起来，对李光耀的评价是，终其一生，他是一个不自觉的威权（专制）主义者，对自由民主和人权并不真正看重；也是一个谋略家，善用权谋，崇尚实用。虽然带领新加坡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但他建立的这套威权体制可能并不适应未来的民主化趋势。他对国际事务的观察虽有过人之处，但他关于均势和遏制的思想与战略并未超出杰出战略家的看法，也未能提出一个在这种战略指导下的行动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