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合理性：全球化趋势下民族精神研究与培育问题再探讨
历史地看，民族精神问题的发生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客观产物;从世界史的范围看，弘扬民族精神是个“全球性问题”;从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看，培育民族精神问题的提出及其转型与提升，既是全球化影响所致，更是一种伟大的思想和文化自觉;从当下来看，它既是为民族复兴培植坚实的历史根基，也是对人类文化发展的大贡献;从未来趋势看，全球化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使民族国家消亡，反而使其竞争愈加激烈。延续并实现新的思想与文化自觉，将是提高基于共同历史记忆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感，以及因此而生发的凝聚力、创造力和竞争力的基本路径。对于以上各点，包括学术界在内中国社会各界，必须有清醒而清晰的认识和行动。
有关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精神研究及培育问题，是近十多年来相关领域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有诸多成果之发表，①其意义毋庸置疑。但从总体上看，这些研究的学术背景以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学科为主，所关注的重点在阐述问题的当下合理性，目标在设计解决问题的对策与路径。但其历史合理性在哪里？以笔者陋见，似乎鲜有论及者。
在笔者看来，正是由于未能搞清楚这个历史合理性，以至于人们对开展民族精神研究、弘扬与培育工作的必然性、紧迫性及其意义的重要性，存在一些模糊甚至是错误的认识。仅举两例：
例一，在本课题进行过程中，曾以问卷的形式开展过较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其中，有关“弘扬民族精神的意义”问题的统计表明：只有73.77%的受访者认同它是“增强综合国力，应对国际竞争的客观需要”，63.11%的受访者认同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手段”，61.89%的受访者认同它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强大动力”，66.60%的受访者认同它是“国家稳定和发展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力量”。换言之，大约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受访者，并不认同上述观点，特别是5.53%的受访者干脆认为该项工作“没有实际意义”。
例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许多人包括部分高级知识分子看来，在全球化趋势下开展民族精神的研究和培育，有激发民族主义情绪之嫌，是逆世界潮流而动，不利于中国的发展。就此来说，在本课题进行过程中，大多数课题组成员都曾遭遇过此类质疑。这显然是对全球化趋势下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这一重大课题的误解，其根源就在于对问题发生与发展的历史逻辑亦即历史的合理性不清楚。
缘此，笔者试从五个层面对此进行分析，不当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历史地看，民族精神问题的发生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客观产物
正如有学者指出，“资本主义是全球化进程的历史起点”，①同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又是“全球化进程的最大推动力”。②以近现代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基础，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效率成倍增长，市场规模加速扩展，并最终突破既有的空间和地理边界，将越来越多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不同的个体、族群、地区和国家纳入同一个时间和空间体系之中，全球的一体化的趋势因此不断加强。对此，马克思曾做过经典描述：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替代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③
但更重要的是，这个一体化的进程并不是“一个各民族同处于平等地位、均衡发展的过程”，④其中充满了强权、掠夺和奴役。因此，马克思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在建立世界市场时：
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⑤
民族、地区、国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冲突随即发生，民族主义思想和运动的发生和发展，随着资本主义市场在全世界的扩展而蔓延。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民族精神”概念的提出及鼓吹，首先是在早期工业化国家，而不是在中国。据学者研究，“民族精神”一词最早是由18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莫泽尔提出的，⑥他在《论德意志民族精神》一文中认为，在每一种组织中，必然存在着一种伟大的普遍的观念，从本质上说，它代表着民族观念的充满生机的力量，如果这种观念占据着所有人的心灵，如果它成为民族的信念、民族的政治信条，那么它也就成为“民族精神”，他并强调指出，其时的德意志就需要这种民族精神。与莫泽尔同时代的德国哲学家赫尔德，也认为民族是一种有机的、自然的共同体，它天然地存在着一种代代遗传的内在力量，创造和调节着这个有机体的生命周期和形式，这种力量就是民族魂或民族精神;他认为这种精神是一个民族有机体的中心和根本，每个民族的发展和进步都只能建立在这个民族特有的内在秉赋和先天能力上，每一个民族只按照他们自己所处的时间和空间及内在本性去发展自己，他们自身有着衡量他们自己进步和完善的标尺，他特别指出：
任何个人、国家、民族的历史都彼此不同，所以，在他们看来，真理、美丽和杰出也各不相同。如果人们不去寻找自身的方式，如果盲目地把另一个民族视为模式，那么这个民族就会枯萎而死。……一种文化如果不是从民族自身的环境和民族的必需中生成，它将缺乏生命活力，或将被湮没。⑦
继莫泽尔、赫尔德之后，黑格尔又以其“绝对精神”和“世界历史”理论为基础，对“民族精神”进行了深入考察，他认为精神是民族存在的内在力量和必然性，无论是个人的政治德行，还是国家制度都是由民族精神决定和必然要求的，个人因此必须服从他的天职义务——成为国家的一员，个体的欲望应从属于更高级的理性秩序，国家制度必须合乎精神发展的逻辑，他甚至认为，世界历史也是世界精神决定好的，各民族精神依次统治的结果。①
不仅如此，以上述思想为基础，他们还提出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时代课题，并视历史教育为其最重要途径之一，甚至还由此引发了对欧洲各民族起源与民族特征的探究，带来了史学的辉煌，使其成为当时“最显赫的学科”。更需要注意的是，德国民族主义意识觉醒的最主要的历史背景之一就是“法国的入侵”，②这包括文化上的、经济上的甚至是军事上的。因此，有人指出：“拿破仑要给德国传播自由主义，结果吵醒了德意志的民族主义”。③这句话形象而精妙地说明了德国思想界提出民族精神问题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