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以新政治观为核心的中国话语体系
【作者简介】
公方彬，国防大学军队政治工作研究室副主任、教授。
研究方向：军队思想建设、意识形态与话语体系等。
主要著作：《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政治作战初探》等。
摘要 中国与西方国家、甚至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话语系统存在差异。如果从走向世界或追求民族崛起的高度谈中国话语系统，就不仅仅是一个语言模式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命题。要建立与世界接轨的话语系统，必须要以世界的眼光和胸怀看问题，必须要加强创新能力，这决定着新的话语系统的构建时间与质量。
关键词话语体系 制度差异 心态
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首先需要明确建设目标与坐标系。如果以既有的话语系统为坐标，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开展的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类似的工作，所做的仅仅是改善和调适。如果站到中国走向世界或追求民族崛起的高度谈话语系统，就不仅仅是一个语言模式问题，而是一个涉及面广且深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
以世界为坐标，中国与西方国家、甚至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话语系统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与政治和文化紧密联系。事实上，话语系统原本就形成于特定的政治和文化生态中。我国的话语系统有两大基因：一个是农业经济基础上的封建文化，另一个是革命理论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二者都带有根本性、特殊性，因而将我们与西方世界的话语系统区别开来。笔者主持过一个25国军官探讨军人核心价值观的研讨活动，深切感受到这种差异。我们的军官谈军人核心价值观，主要是围绕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展开，突出的是我军的政治属性，并且语言模式基本一致，其他国家的军官主要是围绕军队的国家属性展开，特别突出军队的文化属性和军人的职业属性，语言风格也各不相同。与此类似，在南通召开的“首届世界大城市高层论坛”上，有25个国家的近60个城市的市长或市长代表与会，有记者旁听或采访后感慨，大多数中国市长们的发言水平与其他国家（尤其西方发达国家）的市长有明显的差距或者区别，中国的市长发言不讲场合，千篇一律，“用的全是国内政治生活中长期使用的那一套话语系统。”
如果话语系统仅仅是表达方式，那么在一个多元并且强调包容的时代，各个国家尽可保持自我。如果是一个小的国家和民族，同样不必在意语言差异而来的摩擦和碰撞，有时候小国恰恰需要以此体现存在。问题是，话语系统背后折射的是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同时，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正在由跟着别人的鼓点跳舞到参与规则制订，如果不在意差异、不减少差别寻求共同点，只能导致越来越多的摩擦和冲撞。比如，围绕疆独分子热比娅，我们与西方国家打了许多口水仗，几乎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似乎相互听不懂对方的话语。在语言沟通困难的背后是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差异。我们认为，你尊重我的主权，就不能接纳热比娅，同时要管住你的下级政府和官员。他们认为，由于政党轮替、三权分立和民主自由人权的核心价值观，总统不能也无权干预个别议员或州长市长的行为。像这样的差异，如果无法找到突破口，冲撞难以避免。
理论上讲，冷战结束后我们已经在党章中删除了国际共运的内容，即不再输出革命，同时西方开始强调意识形态终结和文明冲突的理论，这也说明政治制度已经不是其国家对抗的最重要的考量指标。既然如此，冲突为什么不减反增呢？虽然传统的政治制度博弈弱化，但新的利益冲突、文化或核心价值观的博弈更加凸显。中国要崛起，美国要维护其霸权地位，必然要对中国遏制包围，这便成为新的冲突根源。包括与周边国家的冲突，也带有必然性，因为中国要崛起，必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原有的运行秩序，这需要适应，需要實现新的平衡。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成长的烦恼。尽管客观原因难以避免，但侧重主观上认识矛盾和问题，实为积极和主动。因为，改善规则首先要适应规则，抑或改变世界首先应融入世界。
构建以新政治观为核心的话语体系是当务之急
只有确立新政治观，才能避免以革命斗争理论来推进和谐世界建设。当今世界，政治、利益、核心价值观三大博弈的消长，深刻影响着我们的话语系统。国家利益博弈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们奋斗的一切都和利益有关，国家间的交往，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友谊。当前，国家利益博弈基本没有变化，但政治制度与核心价值观的博弈出现了消长。其中，政治制度博弈在弱化。这不是缘于“阶级斗争熄灭论”，而是源于世界政治生态的变化和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国家、或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国家已经没有几个，政治力量失衡使国家集团形式的对抗不复存在，主战场消失，零星对抗不足以构成国家博弈的主要形式。比如，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拥有相当的力量，但在西方许多人的眼里，中国已经不再是原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再加上我们的党章已经删除国际共运的内容，并且明确昭告世界，我们不再输出革命而求世界和谐。与此同时，核心价值观的博弈愈来愈突出。因为，既然意识形态对抗走向终结，必然有新的力量来填补真空，于是“文明的冲突”的理论产生出来，文明冲突实质上就是文化的冲突，而文化的内核便是核心价值观。
阶级斗争的理论开始被摒弃，新的与时代相联系的价值系统亟待建立，但由于思维惯性，很多人的思想仍然处在二元对峙的阶段，并有加深加重的趋势。这种趋势主要反映在对意识形态斗争现状与发展走向的判断。当然，更能说明问题的还是实践。北京奥运会期间，我们批评西方国家存在着挥之不去的冷战思维，并且将体育问题政治化，同时我们又一再强调要“从政治的高度”来办好奥运会。又如，不久前中央媒体强调楼市调控是政治问题，来不得半点动摇。将民生问题政治化是我们的惯常做法，也是我们话语系统的一大特征。这在特有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中并无不妥，但若走向世界，就会产生脱节和错位之感。所以，不跳出以政治制度为标准的思维窠臼，难免出现国家交往上的尴尬。一方面强调“好同志、好兄弟、好邻居”，另一方面利益冲突几近兵戎相见。来自西方的表扬我们乐意接受，若是批评则必从遏制和打压的角度理解，哪怕是善意的批评。政治制度的对抗带有根本性和不可调和性，仅仅以政治标准而不是伦理标准、法理标准，必然会从对立的立场上认识和处理问题，对此可佐证的事例很多。今年初，美国发布人权白皮书，内容中涉及对大陆和台湾的批评，我们的反应一如从前，认定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于是进行了还击，而台湾方面则强调对美国指出的问题进行反省和改善。或者这样说，不能跳出以政治制度为标准评价世界，很难避免“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二元对峙价值观。笔者访问过加拿大，其军队仅6万人，其中8000人在国外执行任务或准备到国外执行任务，他们直言这是为了获得世界领导权。美国曾邀请我们出兵阿富汗，受制于传统理念我们没有出兵，结果只能动口不动手，利益攸关方的责任无法履行，世界影响力更难产生。当然，被孤立的现状也很难改变。目前世界上强国弱国都结盟，欧盟、阿盟、非盟、东盟等等，中国坚持不结盟，这就是传统政治观决定的。所以，不能确立新政治观，国家利益在受到损害时很难有效维护，因为维护自身利益就很难不触碰“不干涉内政”的政治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