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一度看腻了“八国峰会”那几张“老脸”，今年可能会精神一振：5月18日出现在戴维营的至少有一半是“新人”——野田替换了菅直人，老贝变成了蒙蒂，当然还有热气腾腾新出炉的法国总统奥朗德。而梅德韦杰夫换了个身份继续参加这个“国际上流社会的聚会”。新总统普京因为“要完成组阁任务”，峰会前十天向东道主奥巴马请了个“事假”。尽管事后白宫发言人卡尼一个劲地给自家打圆场，说这绝不能看作是“一种怠慢”，但舆论还是无情地指出：这是过去20年来俄罗斯总统第一次缺席峰会！
其实，卡尼的话也许是对的，受冷落的并不是奥巴马。就像《德国金融时报》所说的，普京无暇出席G8峰会、但答应参加6月份的G20峰会是一个隐喻，预示着“世界上曾经最强势的集团已不再真正被需要了”！
一个国际协调机制何以兴何以衰，自有其内在规律。G8的前身G7的崛起，在英国《卫报》看来是代表了一个“旧西方”的黄金岁月。1975年成立之初，G7的参与者就自信，它们是世界领袖！不仅因为它们经济上比别人强大，而且它们“总是正确的”。那个时候的G7也确实有实力说这话：GDP约占世界的2/3，贸易额占1/2，这个“富国俱乐部”的政策影响力达到最高峰，其协调机制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而通过将“如何面对苏联挑战”、核裁军等问题纳入议程，又被自然而然地推到了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不过，曾几何时，随着新兴经济体尤其是金砖国家的悄然崛起，G7主导国际经济的权力被强力“稀释”了，由几个精英国家关起门来制定规则主宰世界的局面也一去不复返。
从金融危机到欧债危机，美欧不再具备在全球事务中发挥垄断作用所必备的资源和信誉。一些G8老牌成员国，像意大利，陷入主权债务危机不可自拔；加拿大，用《金融时报》的话来说“已由一个工业国蜕变为资源供应国”；即使如日本，去年地震与核危机后也疲态尽显……俄罗斯《星火》周刊在历数西方国家“家里的麻烦事”后断言：昔日的“富人俱乐部”已经变成“债务国俱乐部”，聚会在美国度假圣地的“不再是解决全球问题的人，而恰恰是那些制造全球问题的人”。因上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而兴，又因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而衰，G8走过了一个因缘轮回。
不过，俗话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在大国协调仍是全球治理主要方式的今天，G8肯定不甘于“自行退场”！《卫报》指出，对于美国和欧洲的决策者而言，目前的任务是如何成功地“把‘旧西方’融入到一个范围更大的‘新世界’框架中去”，现在看起来这个框架就是G20。早在去年法国多维尔G8峰会期间，西班牙《国家报》就呼吁奥巴马，趁2012年美国主办G8、墨西哥主办G20之机，将G8并入G20，这样起码也可以给两个峰会都要跑的西方领导人省些纳税人的差旅费。而奥巴马显然不会这么想，紧接着G8之后召开的是北约芝加哥峰会！八国之中除了俄罗斯和日本都可以继续开会。而这似乎进一步强化了这些年形成的印象：在G20开会前先在“西方小圈子”里对对表。
而实际上，那些寄希望于G20能够取代G8实现全球治理的人肯定会失望。一个不争的事实是，G20的前身20国国际经济合作论坛就是1999年由美国等发达国家提议成立的，制度设计和议程设定都操于美国之手。而在世界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全面陷入危机，美国才想起G20这个现成的框架。近几年，G8峰会都抢在G20峰会前召开，分析家认为就是利用这个机制先整理共同立场，以便主导G20。而面对G8与G20并存的局面，已有西方政坛人士为它们“分工”了：早在去年G8峰会前后，美国总统特别助理大卫·利普顿等人就提出，G20将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论坛，而G8可以成为讨论政治安全问题的机制。这样分工的实质，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话来说，将导致G8成为决策世界政治与安全事务的“常任理事国”。而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专家香农·凯利更是形象地指出，国际政治安全事务往往以利益最大化为基础，就像“分蛋糕”，而解决经济问题多是共担风险，就像“搬大山”，从西方来说，最理想的局面当然是碰到“蛋糕”时，有八个国家就够了，而遇到“大山”，则把20个国家都招呼到一起。只不过，在“旧西方”黄金岁月已逝而“新世界”逐渐形成的今天，这样的“分工”大概是过于一厢情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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