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多的公共行政思想及对我国的现实意义
摘 要：德怀特·沃尔多（Dwight·Waldo）是公共行政学史正统时期向新公共行政时期转变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就我国实际来看，近年来公务员群体行政伦理失范频发，沃尔多对“效率至上”原则的批判以及对民主价值观的倡导极具现实意义。本文利用经验研究的方法来阐述沃尔多的行政伦理思想和民主价值思想，通过这两种重要公共行政思想来分析对我国行政管理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公共行政；行政伦理；民主价值
一、沃尔多公共行政思想
沃尔多的主要思想体现在其专著《行政国家：美国公共行政的政治理论研究》中。作者从现实环境和意识形态结构角度理解公共行政思想，该书的最后以评论为主，作者对若干基本概念例如经济与效率、行政原则、组织理论和科学方法等给与评述，实现了从抽象理念到具体制度的升华。沃尔多的公共行政思想主要体现为其行政伦理思想和民主价值思想。
（一）行政伦理思想
沃尔多的行政伦理思想是集中在他提出的公共行政人员所需的12项伦理义务。这12项伦理义务主要包括对宪法的义务、对法律的义务、对民族和国家的义务、对民主政体的义务、对组织——官僚规范的义务、对职业和职业至上的义务、对家庭和朋友的义务、对自己的义务、对集体的义务、对公共利益或大众福利的义务、对人类或世界的义务、对宗教或上帝的义务。1沃尔多对于这些义务的重要性与否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他对于这一“不到位地图”没有给出具体的绘制。在此，笔者将对这副“不到位地图”做出初步的绘制，以表明各项义务的重要性。这副“不到位地图”主要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国家层面和精神层面，这也是最重要的层面，是国家公务员和国家公民必须履行的义务。第二层面是社会层面，要求国家公务人员要遵守组织——官僚规范，并且将职业置于重要地位，关心集体和维护公共利益。最后一个是个人层面，主要是对国家，朋友和个人的义务。
（二）民主价值思想
沃尔多民主价值思想在“西沃之争”过程中体现的淋漓尽致。“西沃之争”是西蒙和沃尔多关于事实和价值是融合还是分离的争论也是公共行政学史上的最具启发性的交锋2。
西蒙认为事实和价值二者是分离的，但沃尔多坚称，价值和事实的分离不存在于现实世界，只存在于思维领域，所以两人在此问题上存在很大的分歧，而这也奠定了沃尔多的民主价值思想的基础
沃尔多的民主价值思想主要体现在其重“价值”轻“效率”的思想上。他认为，公共行政在其最初的十年中不应该为了寻求效率而只关心技术问题和科学问题，进而完全回避了价值问题和道德问题。3沃尔多的民主价值思想促进了由传统公共行政向现代公共行政的转变，人们开始重视“平等”“公平”“公正”“民主”等社会价值。企图用价值来指导社会的正常运作，扭转社会中的不公正现象，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民主价值的根本目标是“人类幸福”和“美好生活”。诚如沃尔多所言，任何政治哲学都必须包括美好生活的讨论，任何公共行政学学者（即使那些标榜自己从事科学研究的学者）都有自己关于美好社会的愿景4。
二、沃尔多的公共行政思想对我国的现实意义
沃尔多的行政伦理思想和民主价值思想的研究对当前我国转型时期政治、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行政伦理指导行政行为规范
行政伦理为反腐败提供理论依据，麦金太尔说当代社会是一个道德权威陨落、情感主义盛行、充满道德危机的社会。5所以道德问题和腐败问题一直以来都是行政管理学界的重点研究问题之一。随着我国国家政治的发展和演进，公共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公权力对“反腐败”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加大反腐力度无疑会净化公务人员的血液，促进行政公务人员为人民办好事、办实事。这需要行政人员不得不从根源上来找“自律”的依据。我国的国家公务员只有履行对国家、对社会、对民族等宏观层面的义务的基础上，也履行对家人、对朋友、对个人的等微观层面的义务，才能更好的严于律己。这就需要国家公务人员遵守三大道德——公共道德、私人道德和职业道德。
公共道德、私人道德和职业道德分属社会中的不同领域和范畴，社会公德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础，私人道德是个人美德化的摇篮，职业道德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6公共道德与沃尔多第一层面和第二层面的伦理义务是相辅相成的。公共道德所牵涉到的是社会公共问题，公共问题的成本收益分析牵涉到整个社会，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能感受到利害相关性，公共问题的域值是整个社会。这要求对个体权利和制度公平的充分认可和保障。而私人道德与沃尔多第三层面的伦理义务是相联系的。私人道德所牵涉的问题是私人问题，私人问题的域值是市场，尊重处理私人问题中的自由选择和解决个人问题的权利，同时也可以发挥市场的有效性。例如遵守家庭美德，正确对待朋友关系。从规范讲，行政职业道德主要包括奉公、守法、忠诚和负责四个方面。当前在反腐败的压力中，很多公务员在工作中只能够做到奉公、守法和忠诚，这种不良现象亟待遏制。对此，行政伦理为公务员权利义务关系的明确提供理论支持，一方面，国家公务员应履行沃尔多提出的倫理义务，防止腐败的滋生。另一方面，公务员也应该享受自己的合法权利，让权利得到充分的发挥，防止“行政不作为”的出现，从而公务员的工作不受公权力的压力威胁，公务员可以做出更好和更有利于人民的决定，促使好的公共政策的出台，从而提高政府的绩效。
（二）民主价值推进行政实践发展
我国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最初几年，一直在强调行政效率的重要性。例如，我国的大部制改革，不仅精简了政府机构还缩减了政府工作人员。又如我国行政审批制度的完善，降低了工作成本，提高了政府的办事效率。但是行政效率的提高，也给政府运行带来负面因素，重“效率”轻“价值”使得政府在公共行政过程中过多的强调经济职能，追求经济利益。就如当前我国社会出现的社会不平等问题，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不稳定因素越来越多。
行政效率提高出现的这些负面因素，让我国也重新重视“价值”的作用。不仅要重视价值的作用，还应该将价值通过法律制度化，即将价值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体现出来，就可以转化为制度化的价值。例如，我国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思、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些都是从价值观的角度来强调价值的重要性，我们应该自觉研究价值观，应该利用它为经验研究指引方向。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和终极目标必定是追求“民主价值”，只有通过和公众精神境界的沟通对话才能使理论价值深入人心并指导公共行政实践的发展。